宋是继唐以后又一个统一的中原皇朝,但它似乎没有唐王朝的那般强势了,强唐弱宋是我们主要的印象.军队是一个王朝强弱的象征,我们不妨简要解析下宋时的兵制.
宋朝军队分为四类：禁军，是为中央军，均属三衙。厢军，是为地方兵，属于诸州。乡兵，系民兵，仅保卫本地方，不出戍。蕃兵，则是异族团结为兵，而用乡兵之法保卫本地方的。
宋太祖用周世宗之法，将厢军中的强者，都升为禁军，留下来的都是些没什么战斗力的残兵,用以充数。乡兵，蕃兵，本不是国家正式的军队，不去论他。所以武力的重心，实际在禁军。全国须戍守的地方，派遣禁军轮流前往，谓之“番戍”。
人们议论宋朝兵制的，大都加以诋毁。以为唐朝的所以强，宋朝的所以弱，是因为废除了藩镇。这个观点不正确。唐朝强盛时，根本没有藩镇.到玄宗设立藩镇时，是因为国运渐衰，改取守势了。
从前对外政策，重在防患未然。必须像汉时设度辽将军、西域都护，唐时设诸都护府，来监视降伏的部落，加强交流,并处理各部族间相互的关系。使其不互相并吞，不坐致强大，是为防患未然。其设置，是在夷狄境内，而不在中国境内的，就是所谓“守在四夷”。这是上策。
战略后移,把重心放在经营自己的边境上，如果能使士马精强，障塞完固，中央的军令森严，边境也能次序维谨.这是中策。
如果像唐朝的藩镇擅土，那就是下策进而是无策了。因为军队最怕的是骄，骄则必不听命令，不能对外而要内讧；内讧势必引外力相助；这是千古一辙的。以唐朝幽州兵之强，而不能制一契丹，使其坐大；藩镇遍于内陆，而黄巢横行南北，如入无人之境，卒召沙陀之兵，然后把他打平；五代时，又因中央和藩镇的内讧，而引起契丹的侵入；都是铁一般强，山一般大的证据。藩镇的为祸为福，可无待于言了。
宋朝的兵，是全出于招募的，和府兵制相反，人们又以为这是宋代兵制一个缺点,其实不然。募兵制，虽有其缺点，但在经济上及政治上，有其相当的价值。
民间的奸悍无赖之徒，必须要有他的归容之处，最好是能惩治之，感化之，改变他的性质，此辈在经济上，就是所谓“无赖”，他不能勤事生产，欲惩治之、感化之极难。只有在军队之中，规律最为森严，可能约束他，使之改变(当今社会也存在类似情况)。这种人在军队里呆上10年到20年后，已经过长期的训练,大多数的性质会改变，可以从事生产，变做一个良民了。
从经济上说，本来宜于分业，平民出饷养兵，全不过问战事，对经济建设是有益无损的。若实行募兵制，则民不知兵，则举国皆兵，实至今日乃有此需要。兵若真能御敌，平民原不须全体当兵。所以说募兵之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有其相当的价值。
宋代立法有其深意,只不过所行不能副其所期，利未形而害已见罢了。
宋朝兵制之弊在于：兵力的逐渐腐败。番戍之制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不便于指挥统驭,而兵士居其地不久，既不熟习地形,又和当地的人民，没有联络,三年番代一次，道途之费，却等于三年一次出征。更重要的是,每逢水旱偏灾，又多以招兵为救荒之策,于是兵数递增。宋开国之时，不满20万。太祖末年，已增至37万。太宗末年，增至66万。真宗末年，增至91万。仁宗时，西夏兵起，增至125万。后虽稍减，仍有116万。欧阳修说：“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远至吴、楚，莫不尽取以归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重，至于不可复加。”养兵如此多，即使能战，也存在危机，何况并不能战，对辽对夏，都是隐忍受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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