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1-16
被奉为贤君的唐太宗曾说“工商杂类不预士伍”，中国统治阶级潜意识中对商人的蔑视和打压可见一斑。而更为可悲的是，这样的“贬商主义”如同血液一般流淌在世世代代的继承者心中，随着每一个中国人的脉搏而颤动。
“商人离政治应该有多远”，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就原则而言，商人与政治不应有任何瓜葛，而在中国这汤汤两千年的历史长剧中，商人为何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沉默而悲情的傀儡配角？
实际上，在中国成为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之前，商人的社会地位尚可，甚至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几位叱咤风云的商人宰相。中国历史上，出于利益与立场的不同，中央政权与民间商人阶层之间首次爆发的冲突源于汉朝景帝时期的“七王之乱”。
由是，汉武帝推出盐铁专营政策，从此中国历朝历代都延续着由中央政府控制重要的生产和能源行业的惯例。通过控制调整专营项目的价格所获得的财富，成为除赋税外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
而在西方国家，纳税人意识一直是强烈且全民化的思想共识。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雇佣”关系，通过赋税，国家对纳税人承诺保障其生产与生活的安全。在这种治理伦理下，国家的收入只能依靠赋税。这是西方国家与中国在国家治理上最为关键的经济分歧。
中央政权控制重要的能源导致了两种情况：第一，国家从此拥有足够的财政收入维持内外的稳定；第二，中央对地方政府和财富阶层的控制力增强。这无疑为强化中央集权的统治提供了经济上的有力支持。而为了保障这种支持，中国具有针对性地对制度和思想做出由上而下的调整，从而变相地通过征税国民来获得财政收入，这是属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秘密。
不可避免的是，当政府已经控制国家最重要的能源和资源性行业时，就必须通过打击民间商人以减轻甚至杜绝这些行业遭受到来自下层的冲击。被奉为贤君的唐太宗曾说“工商杂类不预士伍”，中国统治阶级潜意识中对商人的蔑视和打压可见一斑。而更为可悲的是，这样的“贬商主义”如同血液一般流淌在世世代代的继承者心中，随着每一个中国人的脉搏而颤动。
历史的背后，无法一眼看到的是制度之外的原因及影响，如果将这些促进或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就如同拨开了漫天的雾霾，让这个世界清晰于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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