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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住了,别偷吃,延迟满足实验
忍住了,别偷吃2013-10-20 小红猪 科学松鼠会作者:Jonah Lehrer译者:So 随心,tantuyu19世纪60年代后期,留着长长棕色头发,四岁的卡罗琳·韦斯(Carolyn Weisz)被请进了斯坦福大学Bing幼儿园的一间“游戏室”。这房间跟一个大的储藏室差不多大小,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卡罗琳被要求在椅子上坐下,并从盘子里的棉花糖、曲奇和脆饼中挑选一种来享用。卡罗琳选了棉花糖。尽管她今年已经44岁了,但对于那些用玉米糖浆和明胶做出来的松松软软的食物,卡罗琳还是难抵诱惑。“我知道我不该喜欢它们,”她说。“但它们实在太美味了!”研究人员给了卡罗琳一个选择:她要么马上吃掉一颗棉花糖,或者如果她愿意在研究人员出去的几分钟时间里等一等,那么等研究人员回来后她就可以吃到两颗糖。研究人员说,如果卡罗琳在他外出期间按了桌子上的铃,他就会跑回来,卡罗琳就只能吃到一颗糖,另一颗要被没收。随后研究人员离开了房间。尽管现在卡罗琳对于实验内容已没有了直接的记忆,科学家们也不愿透露有关被试的任何信息,但卡罗琳仍强烈怀疑她可以延迟获得满足。“我一直很擅长等待,”卡罗琳告诉我,“如果你给我一项挑战或任务,我会找到一种方法去完成,即使这意味着不能吃到我喜爱的食物。”她的母亲,凯伦·索提诺(Karen Sortino)更加肯定地说:“当卡罗琳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就非常耐心。我肯定她会等待的。”但她的哥哥克雷格(Craig)却未能表现出足够的坚忍性,他也参加了这一实验。克雷格比卡罗琳年长一岁,仍然记得等待过程中的煎熬。“在某一时刻,我确实突然间感到只有自己一个人,”他回忆说。“于是我就开始吃掉了所有的糖果。”据克雷格所言,他还接受了小塑料玩具的相关测试——如果他等一等就可以得到两个玩具——不过他弄开了桌子,因为他知道那里有更多的玩具。“我拿走了所有我能得到的东西,”他说。“我把它们席卷一空。此后,我发现老师们劝我再也不要走进实验房间了。”纵观这些进行了数年的实验,它们的确很折磨人,因为孩子们要挣扎力求忍耐得久一点以延迟获得满足。有些孩子用手蒙住眼睛或是转过身去不看盘子。另一些则踢桌子、拉辫子,有的孩子轻轻摩挲棉花糖,好象那是一个填饱了肚子的小动物一样。有一个头发梳得干干净净的小男孩,仔细环顾房间以确定没有人可以看到他,然后拿起一块奥利奥饼干,小心地把它分成两半,舔完当中的白奶油,再把两片饼干放回盘子中,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大多数孩子象克雷格一样,他们尽力抵制诱惑,但平均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一些孩子索性马上就吃掉棉花糖,”负责这项实验的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瓦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回忆说。“他们甚至不会去按铃。还有一些孩子会直勾勾地盯着棉花糖,30秒以后就按铃。”然而,大约30%的孩子会象卡罗琳那样。他们成功地延迟了获得满足的时间直到研究人员在约15分钟后回来。这些孩子在与诱惑作斗争的过程中,找到了抵制诱惑的方法。实验的最初目的在于弄清是什么心理过程使得一些人延迟获得满足而另一些人索性放弃。在70年代初就Bing的研究发表了数篇论文后,米歇尔继续在其他领域进行了人格分析的研究。“你可以用很多种方法让孩子们不去吃棉花糖。”但有时候,米歇尔会问他的三个女儿在Bing幼儿园里小朋友们的情况,她们都在Bing学习。“这纯粹是为了打发晚餐时间而进行的对话,”他说。“我问她们,‘珍尼怎么样?艾里克怎么样?她们在学校表现如何?’”米歇尔开始注意孩子们在学校里的学业表现与他们等待第二颗棉花糖的能力之间的联系。他要求他的女儿用0到5的尺度标准对她们的朋友们的学业情况进行评分。将这些评分与最初的数据进行比较后,他看到了相关性。“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必须认真对待这个结果,”他说。从1981年开始,米歇尔向所有可以联络到的653个参与棉花糖实验的被试的家长、老师和导师发放了调查问卷。这些被试当时还在读高中。他询问了所能想到的各种个性特征,从计划能力和预想能力到很好地处理问题并与同伴协作的能力。他还询问了他们的SAT成绩。当米歇尔开始分析这些结果时,他发现低延迟者,就是那些很快按铃的孩子,似乎更有可能出现行为上的问题,在学校和家都是如此。他们的SAT分数也较低。他们在压力较大的环境下手忙脚乱,通常不容易集中注意力,也很难维系友谊。那些能够等上15分钟的孩子在SAT的分数上平均,比那些只能等上30秒的孩子的SAT分数要高出210分。卡罗琳·韦尔斯是高延迟者的典范。她进入斯坦福大学进行大学本科的学习,并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现在她是Puget Sound大学的心理学副教授。与此同时,克雷格去了洛杉机,在娱乐行业做过“各种工作”,主要是制作工作。他近期还协助编写和拍摄电影。“当然,我希望我能够更加耐心一些,”克雷格说道,“回首从前,有很多时候如果我再耐心一点,我也许可以做出更好的职业选择。”米歇尔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对这些被试进行随访直到他们快四十岁——加里弗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心理学助理教授奥兹兰·艾杜(Ozlem Ayduk)发现低延迟性的成年人体重指数出奇的高,更可能染上吸毒的问题——遗憾的是这有赖于自我报告。“在人们愿意告诉你有关他们的情况和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表现上常常存在一定的差距,”他解释说。因此,已经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米歇尔与他的合作小组在去年将最初Bing实验中的被试请到了斯坦福大学,用fMRI仪器进行为期几天的实验。卡罗琳说她会参与在夏季晚些时候进行的扫描实验;克雷格在几年前完成了一项调查研究,但还是不得不应邀去帕洛阿图(Palo Alto,斯坦福大学所在地)。科学家们期望确定导致人们延迟获得满足并控制情绪反应的大脑特定区域。他们也进行了多种基因测试,寻找影响等待第二颗棉花糖能力的遗传性个性特质。如果米歇尔和他的团队成功的话,他们将找到负责自我控制的神经环路。几十年来,当要预见未来生活的成功与否时,心理学家们都将原始智力作为最重要的变量加以关注。米歇尔争辩说,智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控:即使最聪明的孩子也需要做作业。“我们真正想要用棉花糖测量的不是意志力或是自控的能力,”米歇尔说。“而是比那更重要的东西。这一任务迫使孩子们去寻找一种趋于有利情景的方式。他们想要得到第二颗棉花糖,但怎样才能得到呢?我们不能控制这个世界,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怎样去认识它。”如果研究成功,米歇尔和他的团队就能勾勒出负责自我控制的神经回路。几十年来,心理学家都把眼光聚焦在智力上,把它当作预测被试日后成功的首要变量。而米歇尔认为,智力很很大程度上受到自我控制的支配:再聪明的孩子也得完成作业。米歇尔说:“棉花糖实验的目的并非测试意志力或自控力。其目标比那重要得多。这项任务迫使孩子们设法让环境为自己所用;他们想要第二颗糖果,可要怎么才能到手呢?世界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但我们对世界的想法是可以控制的。”瓦尔特·米歇尔是一个纤瘦而又优雅的男人,头发总是剃得干干净净,脸上印着深深的皱纹。他讲话带着布鲁克林地区浓重的口音,而且他喜欢边说边用动作表现出来。所以当他在描述棉花糖任务的时候,他会模拟一个不耐烦的四岁小孩的肢体语言。“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一些小孩可以等待而另一些却不能,那么你必须像那些孩子那样去思考问题,”米歇尔说道。米歇尔于1930年生于维也纳。他的父亲是一位谦逊的成功商人,对咖啡和世界语情有独钟,他的母亲长期躺在病床上,额头上还敷着冰块,用以缓和她脆弱的神经。这个家庭认为自己已经完全被接纳,但当纳粹在1938年把奥地利吞并后,米歇尔还记得在学校里米歇尔总是被希特勒式的青年嘲笑辱骂;父亲由于幼年时期患上的小儿麻痹症而步履蹒跚,只能被迫穿着睡衣一瘸一瘸地在街上行走。德国接管奥地利几周后,在烧毁犹太血统的证据时,瓦尔特找到了一张长久被遗忘的美国公民的资格证,那是几十年前他的外祖父取得的。这份证明拯救了整个家庭。全家移居去了布鲁克林,在那里米歇尔的父母开了家一元店。米歇尔进入纽约大学学习,跟着戴尔默·舒瓦兹(Delmore Schwartz)和艾伦·塔特(Allen Tate)学习诗歌,还与菲利普·加斯顿(Philip Guston)一起参加了舞台艺术课程的学习。他还对精神分析学以及新兴的人格测验异常着迷,例如罗厦(Rorschach)人格测验。“那就好象一台心理X射线仪,”他说。“你可以通过向人们展示一幅图片来解释这个人。”尽管他被迫加入他叔叔的雨伞业从事商业活动,但他最终还是在俄亥俄州取得了临床心理学的博士学位。但米歇尔注意到,学术上的理论应用起来却很局限,对于大多数人格科学的无用性,他感到很受打击。他不愿像那帮愚蠢的研究生一样,靠一套毫无意义的测试就作出诊断。1955年,米歇尔得到了一个去特立尼达研究Orisha教“神灵附体”典礼的机会。起初他计划运用罗厦测试的方法来揭示被“神灵附体”的人的无意识状态和行为之间的联系,但不久米歇尔便对一个完全不同的课题产生了兴趣。他住到了一个平均分布着东印第安人和非洲后裔的小岛上;他注意到这两个群体对对方都有着很深的陈见。“东印第安人会把非洲人描述成感情用事的享乐主义者,他们总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从不为将来打算,”他说,“与此同时,非洲人会说东印第安人不懂得如何生活,会把钱塞进床垫里,从不享受生活。”米歇尔从这两个群体中抽出了一些孩子并要求他们做出一个简单的选择:他们可以立即获得一个巧克力条,或者如果他们愿意等待几天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大一些的巧克力条。米歇尔得到的调查结果显示,种族跟生活态度并无关系——另一些变量,例如孩子们是否与他们的父母同住,却被证明跟他们的生活态度有关——但他们确实让米歇尔对延迟获得满足的问题发生了兴趣。为什么一些孩子可以等待而另一些却不能呢?是什么使得等待成为可能?不像那些泛泛的特质似乎做套人格测验就可以评估,自控能力虽然也可以被测量,却不是那么轻而易举。1958年,米歇尔成为了哈佛大学社会关系所的一名助理教授。他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开展有关“人格评估”的研究性课程。米歇尔很快得出结论,现行的理论认为具有某种人格特质的人会表现出相应特质的行为,但现有的数据不支持这一假设。人格,至少按照当时的定义,根本不可能被可靠评估。几年后,他被和平部队(Peace Corps.)聘请为人格评估顾问。早年和平部队的志愿者曾惹了许多麻烦,很令人尴尬——某人邮寄了一张明信片,在上面写着表达对东道国卫生习惯厌恶的言语——所以肯尼迪政府希望用一种筛选方式来淘汰掉那些不适合从事外交事务的人。志愿者们要接受标准化的人格特质测试,米歇尔把测试结果与志愿者们在这一领域的表现情况作了比较。他没有发现任何相关性;这一费时的测试什么也不能预见。就这一点来说,米歇尔意识到问题不在于测试本身——而在于它的前提。心理学家们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一种独立于环境而存在的特质,但当人格与环境无法分离开来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与我们自古至今对人格问题的看法是背道而弛的,”他说道。正当米歇尔开始分析他的领域所采用的种种方法时,哈佛大学心理系却闹得一片乌烟瘴气。1960年,人格心理学家提摩太·里瑞(Timothy Leary)帮助启动了哈佛迷幻药项目,该项目采用的主要方法是自体实验。米歇尔还记得研究生们摆课桌的地方却摆上了床垫,以及瑞士汽巴精化公司寄来的大包裹。米歇尔并不反对嬉皮士,但他希望现代心理学是客观严谨的。所以在1962年,瓦尔特·米歇尔去了帕洛阿图,并在斯坦福大学工作。米歇尔身上有着某种深刻的矛盾性——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他几十年来一直在批判人格测试的有效性——发明了棉花糖任务,这是一个简单的测试,却产生了发人深省的预见性。然而米歇尔认为并不矛盾。“我一直相信,在一个人身上一定存在着某些一以贯之的东西是可被观察到的”他说道,“只是我们应该采用正确的方式。”米歇尔的一项经典研究记录了在某次夏令营中,儿童在各种情景下的攻击行为。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攻击性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但米歇尔发现孩子们的反应取决于相互之间作用的一些细节。在同一个小孩身上可能同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被他的同龄人嘲笑时,他会猛烈回击,但遇到长辈的惩罚时,他可能很快就会屈服。而另一个小孩则可能对老师的警告置之不理,却与他的同伴相交甚好。当使用米歇尔称作“如果—那么模式”的话,可以很好地对攻击性进行评估。如果某个孩子被同伴嘲笑的话,那么他将会带有攻击性。对于这种“相互作用主义”的人格模型,米歇尔最喜欢用的比喻之一就是一辆小汽车正在制造刺耳的噪声。机械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他总是先试着确定引起噪声的特定情景。当汽车在加速或者换挡,或者减速行驶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噪声?除非机械工能够确定汽车在什么场合下发出这种噪声,否则他根本不能找出汽车到底哪个零部件坏了。米歇尔希望心理学家们能象机械工那样去思考问题,观察人们在特定环境下的反应。最大的困难在于要设计出一种能够精确模拟出与预测行为相关情景的测试。为了找寻一种更有意义的人格测试,米歇尔在1968年重新审视了自己十来年前对特立尼达儿童采用的实验方法。他自己也已经有了三个女儿,那项实验似乎也更重要了。“小孩子完全是凭本能冲动行事,”米歇尔说。“他们开始不能等待任何东西——无论是他们想要的还是他们需要的。但是随后,由于我观察了我自己的孩子,我惊讶地发现,他们逐渐学会了怎样延迟以及怎样获得更多其他东西。”在1966年,斯坦福大学心理系成立了Bing幼儿园。教室被设计成了实验室,里面有一些很大的单面镜,那可以使研究人员很好地观察孩子们。学校的校长助理詹妮弗·温特(Jennifer Winters)在二月份的时候带领我参观了学校的大楼。Bing幼儿园现在仍然是一个研究中心——孩子们对观测他们的研究生很快就熟视无睹了——温特并不确定米歇尔的棉花糖任务是否可以在今天被重复。“近来我们在尝试做一个类似的实验,孩子们对可以在游戏室里吃东西感到非常兴奋”她说道,“但是现在诸如如过敏、偏食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已经不太用食物做实验了。”米歇尔通过在餐桌上对他的女儿进行测试从而改进了他的实验方法。“当你在调查一个四岁孩子的意志力时,小小的事物可能会产生很大的不同,”他说。“棉花糖应该有多大?用哪种曲奇饼干最好?”经过了几个月的耐心改进,米歇尔形成了一套难度接近于延迟获得满足的实验设计。在1968年春天,他在Bing进行了首次实验。“当我们一向孩子们解释实验条件时,一些孩子就想要放弃,我知道我们的实验设计应当做得更好一些,”他说,“孩子们知道这个实验会很难。”那时,心理学家们认为,孩子们等待的能力取决于他们有多么想得到棉花糖。但很显然每个孩子都渴望得到那额外的一颗糖。那么是什么决定了自我克制呢?基于成百上千个小时的观察,米歇尔得出的结论是,关键性的技能是“注意力的策略性分配”。耐心的孩子不会一直围着棉花糖转——棉花糖是一种“热刺激”——他们通过蒙住眼睛、假装在桌子底下玩躲猫猫或者唱芝麻街的歌来分散注意力。他们的渴望并未受挫——它几乎被遗忘了。“如果你总是想着棉花糖,想着它多么美味可口,那么你就会马上吃掉它,”米歇尔说。“关键在于不要老去想它。”对成人来说,这种技能通常被称作元认知或者关于思维的思维,它可以帮助人们克服自身的弱点。(奥德修斯让人把自己绑在船桅上就是在运用一些元认知的技巧:他知道自己难以抗拒女妖歌声的诱惑,所以他事先就主动排除了屈服于诱惑的可能。)米歇尔从各种研究得到的大量数据中发现,那些能够准确理解自我克制原理的孩子可以更成功地延迟获得满足。“有趣的是,四岁大的孩子就开始明白思维的规则了。那些不能延迟获得满足感的孩子通常把思维的规则搞反了。他们以为抵抗棉花糖诱惑最好的办法是盯着它,是密切关注目标。其实这个想法很糟糕。你一旦这么想,你会等不及我离开屋子就按铃。” 米歇尔说。在米歇尔看来,意志力的观点也有助于解释棉花糖实验为何可以成功预测被试未来的行为。米歇尔说道:“如果你能克制自己的热望,那你就会为SAT考试好好复习功课,而不是去看电视,你就会为退休后的生活存更多的钱。这就不仅仅是棉花糖那点事儿了。”米歇尔和他的同事在后续的研究中发现,甚至在十九个月大的被试身上都出现了这些差别。通过观察刚会走路的幼儿跟母亲分开时的反应,他们发现有的孩子立刻开始哭闹或者死死抓住门,而另一些孩子则会通过玩玩具来分散自己注意力,从而克服紧张。当这批孩子长到五岁大的时候科学家们再把他们作为棉花糖实验的被试,他们发现那些容易哭闹的孩子更难抵抗所面对的诱惑。克制能力在早期就能够表现出来,这提示它有一定的遗传基础,这也是人格特质由先天决定的一个例子。不过米歇尔反对如此轻易就下结论。“要区分先天和后天的影响就跟要区分人格和环境条件一样困难。”他说,“两种影响是密切关联的。”比如,当米歇尔让布郎克斯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做“延迟满足实验”的时候,他发现他们延迟的能力要低于平均水平,至少跟来自帕洛阿图区的孩子比起来是这样。“如果你在贫困中长大,你很少有推迟满足欲望的机会。” 米歇尔说,“如果你不经常实践这种克制能力,你就不清楚如何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也就难以学会一套克制欲望的策略,而这些好的策略也就不会成为你的习惯。”换句话说,就像学习如何使用电脑一样,人们通过试错的方式来学习如何思维。不过米歇尔发现了一条捷径。他和同事教给孩子们一套简单的思维技巧——例如把糖果当成一幅画,画周围有一个想象的画框——这使得他们自我克制的能力大为提高。那些一分钟都不愿意多等的孩子现在可以耐心等上十五分钟了。“我所做的只是给了他们一点点如何使用思维的提示,” 米歇尔说道,“一旦你认识到意志力其实就是学会如何控制注意力和思想,那么你就可以增强它。”马克·伯曼(Marc Berman)是个研究生,他瘦高个儿,脸上总是带着亲切的笑容。当他谈到自己的研究时流露出的热情极富感染力,就好像一个新生第一次上哲学课一般。伯曼在约翰·乔戴德(John Jonides)的实验室工作。约翰·乔戴德是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一位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他在最初的Bing课题里面负责脑部扫描的实验。伯曼知道检测成年人的自我克制能力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说:“我们不能给他们棉花糖。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参与的是一项延迟满足感的长期研究。如果他们一眼看出你的目的是要测试他们的延迟能力,那他们就会努力附和你的实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会去碰棉花糖的。”这意味着乔戴德的实验团队不得不找出一种间接的检测意志力的方法。一个小孩子推迟吃棉花糖的行为依赖于他排除吃棉花糖这种想法的能力,基于这个前提,他们选定了一系列任务来检测被试控制工作记忆内容的能力(工作记忆是我们随时可以意识到的数量相对有限的信息)。乔戴德认为这就是自我控制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兑现”的:作为一种引导我们注意力焦点的能力,防止我们的决定被错误的想法所左右。去年夏天,科学家选取了五十五名被试,克制能力强的和克制能力弱的各占一半,然后发给他们每个人一台笔记本电脑,里面存储了检测工作记忆的实验程序。其中的两个实验相当有意思。第一个是叫做“压抑任务”的直接练习。给被试显示四个随机词汇,两个蓝色两个红色,并要求被试看完这些词汇后尽力把蓝色的词汇忘掉而努力记住红色的。然后科学家给出一系列的“探针词汇”,并询问被试这些词是否是先前要求他们记住的那些。虽然这个实验跟延迟满足看似没有直接关系,但其实它们检测的基本机制是一样的。有趣的是,科学家们发现那些克制能力强的人在做压抑任务时也完成得比较出色,他们不会把该忘记的词当作该记住的词。第二个实验叫做“反应/不反应任务”,在这个任务中一组表情会在被试面前闪现。一开始要求被试每当看到一个笑脸的时候就按下空格键,这并不费劲,因为笑脸会自动触发所谓的“亲近行为”。然而几分钟以后则要求被试在看到愁眉苦脸的时候才按空格键,这时被试就需要克服本能的冲动了。结果显示那些克制能力强的人在看到笑脸时更能抵抗按键的冲动。当我去年夏天第一次跟科学家们谈起这些实验的时候,他们起初很担心在两个群体之间很难发现什么差别。直到今年一月份他们才获得足够的数据进行分析(一点也不奇怪,要从克制能力低的人那里要回笔记本电脑也困难得多-_-!),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两组人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一个图表显示随着四岁时测试延迟满足的时间缩短,他们在成年后的测试任务中出错的次数显著增加。科学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这种行为上的差异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仪是否也能探查到。虽然乔戴德和他的团队刚开始进行扫描工作,一些问题还有待解决,但他们对实验的前景充满信心。“我们对这些测试任务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因此我们知道该扫描哪些部位,也能够估计到将会发现什么结果。” 乔戴德说道。他一口气罗列出相关脑区的名称,这些部位是他们业已证明负责工作记忆训练的区域。这些脑区主要分布于额叶皮质——眼球后上方的大脑区域——包括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前额叶皮质、前扣带以及左右额下回。科学家早就发现这些区域跟自我控制有关,同时它们也是工作记忆发挥作用和引导注意力所必需的。在科学家看来这不是一个巧合。“我们有强烈的本能要得到棉花糖或按下空格键,” 乔戴德说“唯一能够抵制这种本能的方法就是回避这些事物,也就是说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我们把它叫做意志力,但它其实跟意志无关。”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正田裕一(Yuichi Shoda)曾经是米歇尔的研究生,他负责这个课题中有关行为学和基因组学方面的实验。他对那些“棉花糖实验”的受试者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随访。正田裕一了解他们的一切——从他们的成绩单和社交礼仪到他们应对挫折和压力的能力,他无所不知。从基因组学方面着手的研究能够取得多大进展还是个未知数。自从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以来,许多研究都旨在寻找决定人格的遗传学基础,但是对于许多所谓与人格相关的基因目前还存有争议。“人类是相当复杂的生物” 正田说,“就算人格特质中最简单的方面也要通过许多基因共同起作用。”科学家们决定把精力集中在参与多巴胺信号通路的基因上,因为这种神经递质被认为跟动机和注意力有关。然而,哪怕造成延迟满足的基因间的确存在微小的差别——这是很有可能的——正田也不指望自己能够发现它,因为样本量实在太小了。近些年来,研究者开始对当时的许多被试进行家访,其中也包括卡罗琳·韦斯,因为他们想更好地了解家庭环境如何参与塑造自我控制能力。“他们把我家厨房变成了实验室” 卡罗琳告诉我说,“他们支起个小帐篷,然后在那里用饼干给我的大女儿做延迟满足的测试。我还记得当时我很希望自己女儿能够忍住。”检测工作记忆的实验和脑部扫描得到的数据越来越多,米歇尔对进一步实验可能得到的结果也更加充满兴奋和期待。“我对于仅仅运用一台高档仪器进行脑部扫描并不感兴趣。”他说,“我关心的是我们如何利用这些fMRI的数据做一些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米歇尔正在申请一项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经费,用于从注意力的控制和引导方面来研究像强迫症和注意力缺失这样一些精神疾患。米歇尔和他的团队希望找到和大量精神疾病都有关的神经环路。如果真的有这样一条环路,那么有助于四岁小孩延迟满足的办法,也可以帮助成人对付他们的综合征。最让米歇尔激动的一个例子是,那些四岁时在“棉花糖实验”里失败的孩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成年后变成了克制能力很强的人。“这个人群是最令我感兴趣的” 米歇尔说,“他们从根本上提高了自己的生活质量。”米歇尔还在准备一项大规模的研究,该项研究试图考察是否可以让几百名来自费城、西雅图和纽约的小学生学会自我控制的技巧。此前,他通过教授小孩子一些简单的“思维转换”技巧,比如把棉花糖想象成云彩,从而使他们在棉花糖实验中完成得更好,但是这些新技巧能否长期保持还不清楚。换句话说,这些技巧只是在实验中起作用呢,还是可以被孩子运用到生活中,比如决定是做作业还是看电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助理教授安杰拉·李·杜可华(Angela Lee Duckworth)负责这个课题。她是在高中做了几年数学教师以后开始对这个学科感兴趣的。“通常,那种经历令人相当沮丧”她说,“我渐渐相信给那些没有自制能力的小毛头上代数课简直就是徒劳。”因此,在杜可华三十二岁的时候,她决定做一个心理学家。她主要的一个研究课题是考察自制能力和平均积点之间的关系。通过调查一些八年级的学生是否愿意现在得到一块钱还是愿意等到下周拿两块钱,她发现延迟满足的能力比智商测试能更好地预测学生的在校表现。她说她的研究表明“智力虽然很重要,但自制力更重要。”去年,KIPP的合伙人大卫·莱文(David Levin)拜访了杜可华和米歇尔。KIPP是一个由全美六十六所公立特许学校组成的联合组织,这些学校以加班加点而闻名——学生早上7:25上课到下午5:00才放学——当然他们的考试成绩也远远高出当地的平均成绩。(南布郎克斯区KIPP学校八年级的学生中,有超过80%的八年级学生在阅读和数学方面达到甚至超过年级水平,而这个数量几乎是纽约市平均水平的两倍。)“KIPP教学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强调性格对一个人成功的重要作用” 莱文说,“教育工作者在孩子们还上幼儿园的时候倒喜欢谈论性格技巧——在送他们回家的时候给一张评价他们‘和别人相处融洽’或者‘守规矩,排队发言’的卡片。可是,当真正需要这些技巧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却停止帮助他们提高了。我们只是袖手旁观怨声载道。”自我控制是KIPP所强调的基本的“性格优势”之一——例如,费城的KIPP学校给学生发放绣着“别吃棉花糖”标语的衬衫。但是莱文对这个项目能取得多大进展还没有把握。他说:“我们懂得怎样教数学,但衡量性格优势要困难得多。” 因此他来拜会杜可华和米歇尔,答应他们可以不受限制地和KIPP的学生进行接触。莱文还帮助联系那些希望参与到这个实验中来的其他学校,包括布郎克斯区一所叫河谷(Riverdale)的私立乡村学校, 华盛顿州雪兰(Shoreline)市一所专收天才儿童的叫做长荣(Evergreen)的学校,以及费城的特许专科学校。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研究者们已经在教室里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试图找到一种能够把心理学概念介绍给小孩子的最有效的方法。因为研究针对的是四至八岁的学生,所以课程主要靠同龄人的榜样来起作用,例如给幼儿园小朋友看棉花糖实验里成功转移注意力的小孩子的录像。科学家们已经得到一些鼓舞人心的初步结果——经过一些课程的培训后,学生在诱惑面前显示出较强的抵抗能力——不过,科学家们对长期研究会得到什么结果还很谨慎。“当人们做这类跟教育有关的大规模研究时,常会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原因导致实验功亏一篑。” 杜可华说,“也许因为某个教师没有给孩子们放录像,或者该做测验的时候偏偏学生要出门做实地考察。这些问题都让我寝食难安。”米歇尔主要担心的是,就算他的教学计划有效,这些功效也很有可能被一些科学家不能控制的因素所抵消,例如家庭环境的影响。他知道仅仅教孩子们思维上的技巧是不够的——真正的困难在于把这些技巧转变成习惯,那需要多年的刻苦实践。“这个时候家长就该发挥重要作用了” 米歇尔说,“他们是不是把每天迫使孩子克制作为常规?他们是不是鼓励孩子忍耐?他们是不是让孩子觉得等待是值得的?”在米歇尔看来,童年最常见的一些小事——例如饭前不吃零食,或者攒零花钱,或者忍耐到圣诞节第二天早晨再去打开礼物——这些都是在对认知能力进行用心的训练:我们在学习如何思考,从而战胜自己的欲望。不过米歇尔对这种非正式的方式并不满意。他说:“我们应该对孩子说‘看到这些棉花糖了吗?别急着吃,你可以忍忍的。我来教你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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