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字少伯，春秋时期楚国宛地三户人，是春秋末战国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由于其经商有道，被后世尊称为“商圣”！但真正的范蠡不仅仅于此！
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奉范蠡为经商典范，称其为“商圣”。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李斯更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如此多的褒奖，单就一个“商圣”的称号并不能诠释范蠡这位不世之才的传奇一生。那么真正的范蠡又是怎么样的时代？
范蠡生活在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诸多变革与动荡的时代，王室贵族的垄断开始削弱，传统制度逐渐弱化，社会开始活化；例如，春秋讲究“尊王”，战国无人再谈；春秋贵族“世卿世禄”制，战国士人“布衣卿相”制；“田里不鬻”土地国有制逐渐转变为土地可以买卖私有化；“工商食官”官府垄断也被兴起的私营工商业、手工业替代；“学在官府”到学术文化下移，新兴士阶层出现，整个社会呈现出高度自由的状态。
同时春秋时代，由于铁器的产生，牛耕、水利事业、施肥的推广，青铜制造、手工业的发展，生产力逐渐提高，生产效率、生产成果呈显著增加，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导致消费人口的逐渐增加，这就刺激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扩大。
因为农夫要“以粟易械器”，手工业工人要“以械器易粟”，这些都要通过市场来进行交换。同时贵族、官僚、地主的剥削所得主要是农副产品，他们也要通过商人换取大量物品。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也相应扩大，基于物资交流的刚性需求，民间商业日渐兴盛。
列国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便承认私商的合法存在而征收商税，商人纳过税就可以在城里的市场进行相关贸易。使得从前以政治军事 为中心的城市，逐渐有了商业性质的成分。商业与城市相辅相成的发展，为范蠡从事商业活动提供了现实的空间。
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下》中就曾形象的提到此种商业形态：“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大意是在贪鄙的男子出现之前，市场是以有换无，等价交换，而贪鄙的男子试图站到高处，将市场的利益全部占为己有，人们对他有意见，于是一起向他征税，征税也就从此开始了。
人拥有流动的自由、从商的自由、思考的自由，战国的这种社会结构，是商业人才产生的土壤。
范蠡作为很有商人潜质的一代朝臣 ,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在功成名就后激流勇退转而到商场上施展才华也势所必然，时势造英雄可见一斑。
据《史记》记载，范蠡少时“佯狂，倜傥，负俗”——假装疯癫，很洒脱，不同于一般人，同时《越绝书》也记载范蠡少时“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然独有圣贤之明，人莫可与语”——时而痴呆时而清醒，周围的人认为他思想疯癫，但是他面对问题如同圣贤般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周围的人没人能和他沟通。这种不合于世的处世行为，颇有几分“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洒脱。范蠡此举恰似姜太公的“宁可直中取,不向曲中求”。最终姜太公遇见了周文王姬昌，而范蠡则遇见了文种。
公元前516年，宛令文种遇见范蠡。两人相见，“抵掌而谈”、“终日而语”、 “疾陈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从”。
公元前511年，范蠡邀文种入越，受到越王允长的欢迎与任用。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长去世，允常之子勾践继位，吴王阖闾趁此伐越，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槜李之战，结果吴王阖闾伤重身亡，从此两国结怨。
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吴。据《国语·越语下》记载，范蠡进谏曰：“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王曰：“为三者，秦何?" 对曰：“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王不同，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胜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王弗听。
范蠡进谏曰：“夫勇者，逆德也； 兵者，凶器也； 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无! 是貳言也，吾已断之矣!”果兴师而伐吴，战于五湖，不胜，栖于会稽。
大意就是范蠡基于当前时局国力的分析进行力谏，劝说勾践不应该发动对吴国的战争，但勾践依然一意孤行，轻敌冒进，最终兵败于会稽山。
在这生死攸关的紧要时刻，勾践征询了范蠡的意见，据《国语·越语下》记载，王召范蠡而问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于此，为之奈何?”范蠡对曰：“君王其忘之乎? 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王曰：“与人奈何?”对曰：“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王曰：“诺。”乃命大夫种行成于吴，曰：“请士女女于士，大夫女女于大夫，随之以国家之重器。”吴人不许。大夫种来而复往，曰：“请委管籥”，属国家，以身随之，君王制之。”吴人许诺。
简章来说，范蠡劝勾践“量越国之物力，结吴国之欢心”以保全性命，求得韬光养晦之机。在这“丧权辱国”的条件下，吴王心动，虽然有伍子胥“今不灭越，后必悔之”的进言，但最后还是罢兵而去，越国得到了一丝喘息之机。
按照吴越双方议和的条件，越王勾践要入吴为奴，哪么随行者要带谁呢？据《国语·越语下》记载，王曰：“蠡为我守于国。”对曰：“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王曰：“诺。”令大夫种守于国，与范蠡入宦于吴。
最初勾践想带文种随行，让范蠡来守国，但范蠡表示“治理百姓的事，我比不上文种。出谋划策，需要当机立断的事， 文种比不上我”。于是勾践携范蠡，君臣入吴为奴。从这我们可以看出范蠡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和定位，不畏艰险勇于担当不逃避，且有合纵连横之术，所以去吴国这等凶险之处，范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夸张的讲如果范蠡没有跟随勾践去吴国，勾践的吴国之行将会有去无回。
在吴国，范蠡为保全勾践性命，让其放下作为君王的全部尊严，据《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记载：“夫斫锉养马，妻给水除粪洒扫，三年不愠怒，面无恨色。”，同时让勾践为博得吴王夫差的怜悯和同情几近讨好之能事——勾践当奴仆时，范蠡让其为夫差牵马錣磴，还要趴在地上让夫差踩着后背上马；夫差生病时，让勾践为其尝粪诊病，据《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记载：越王明日谓太宰嚭曰：“囚臣欲范蠡一见问疾。”太宰嚭即到吴国伺候吴王入言于吴王，王召而见之。适遇吴王之便，太宰嚭奉溲恶以出，逢户中。越王因拜：“请尝大王之溲，以决吉凶。”即以手取其便与恶而尝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践贺于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吴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尝事师，闻粪者顺榖味，逆时气者死，顺时气者生。今者臣窃尝大王之粪，其恶味苦且楚酸。是味也，应春夏之气。臣以是知之。”吴王大悦，曰：“仁人也。”
做为计划的执行者，勾践的执行力可谓是十分到位，这次计划也十分成功，让他们返回越国成为一种可能。
夫差病愈后，兴行了庆宴大会，并给勾践与范蠡一个特殊的待遇，据《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记载：吴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临政之后，大纵酒于文台。吴王出令曰：今日为越王陈北面之坐，群臣以客礼事之。让勾践与范蠡陈北面而坐，以贵宾的身份出席大会。要知道古时，君主朝南而坐，面向大臣，其中君主有一个坐位是给那些贵宾预备的，可见勾践现在的地位已不再是一个奴仆。此时的夫差心中已经开始动摇，但是离放下戒心还差一步。
虽然，夫差被范蠡的策略所蒙蔽，但其身边的名臣伍子胥却看的真真切切，也一直在劝诫着夫差，他万万没想到此次大会勾践与范蠡会被奉为贵宾，所以当来到会场后，看见勾践与范蠡陈北面而坐，伍子胥马上转身离开——“趋出到舍上，不御坐。”这里不得不说在夫差最需要人提醒的时候伍子胥一个人生闷气跑了，虽有谋略但是格局和气度还是比不上范蠡。
伍子胥这一走给了勾践与范蠡表现的机会，趁此良机范蠡与越王俱起为吴王寿，其辞曰：下臣勾践从小臣范蠡，奉觞上千岁之寿，辞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时，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亲鸿恩，立义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群臣。於乎休哉，传德无极上感太阳，降瑞翼翼。大王延寿万岁，长保吴国。四海咸承，诸侯宾服。觞酒既升，永受万福！于是吴王大悦。
这番阿谀奉承之词实际上把夫差给冲昏了头脑，让夫差彻底放下戒心。虽然事后伍子胥对夫差多次地劝谏，不过这个时候， 事态已不可挽回了。
公元前490年，吴王夫差赦越王归国，勾践、范蠡君臣离吴返越。
回国后，范蠡建议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示弱吴国的同时，构建城墙，加强防御工事；重视军队训练，提高士气，增加战斗力。据《国语·越语下》记载：三年，而吴人遣之归。及至于国，王问于范蠡曰：“节事奈何?”对日：“节事者与地唯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毫不失生万物容畜禽兽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恶皆成以养其生。时不至，不可强生； 事不究，不可强成。自若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般。无旷其众，以为乱梯。时将有反，事将有间，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
经过三年的吴国生活，勾践也越发倚重范蠡，让他把越国当成自己的国家去治理，据《国语·越语下》记载，王曰：“不穀之国家，蠡之国家也，蠡其图之!”
结合文种提出的灭吴七术——贿赂吴王投其所好，麻痹对方；收购吴国粮食，使之粮库空虚；赠送木料，耗费吴国人力物力兴建宫殿；散布谣言，离间吴国军臣，除掉伍子胥；施用美人计，消磨夫差精力，不问正事；进一步加速吴国灭亡。
公元前482年，吴、晋黄池之会，越师乘机袭击吴国，大败之，杀吴太子等，年底吴越讲和。
公元前479年，越兴师伐吴，兵至于五湖。
公元前478年，三月，越伐吴、吴师还战于笠泽、双方夹吴松江而阵、越人大败吴师。
公元前475年，十一月越围吴、范蠡采用围而不攻的战略，令吴师自溃。
公元前473年，吴国乞和，此时范蠡陈述利弊，使吴王勾践下定决心灭吴。年底，越灭吴，夫差自杀。
吴国被彻底灭亡后，范蠡官至上将军，仅于勾践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此时范蠡深知盛名之下难久居，便向勾践提出了自己隐退的想法。勾践极力挽留——“公位乎，分国共之，去乎，妻子受戮。”施恩分国，威胁杀妻，但范蠡并不动摇，决然离开。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
离开前范蠡并留下书信告诫好友文种：“吾闻天有四时，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贤人乎！蠡虽不才，明知进退。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夫越王为人，长颈鸟啄，鹰视狼步。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可与履危，不可与安。子若不去，将害于子，明矣。”
果然文种功高盖主，之后被勾践赐一剑：“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通过书信的言辞，可以看出范蠡洞察人性的同时对时局的判断也是异常准确，因为在越王勾践时期，正处于三家分晋的前夜，是中国历史上“礼坏乐崩”的时期，在该时期，封建制度逐渐走向解体，而中央集权制度的两大支撑性制度，即郡县制和官僚制，仍处于萌芽发展状态。如果是在封建制度运行良好的时期，可以利用裂土封侯的政策酬谢文种和范蠡灭吴的功绩，但晋国有六大夫把持朝政，鲁国有三桓凌驾于国君之上，齐国的田氏代齐也在逐步进行之中。这种种现象表明，在封建危机严重的春秋末期，如果用裂土封侯的形式酬谢文种和范蠡两位功臣，越国也极有可能出现其他诸侯国出现的大夫实力强于公室的情况，这对于勾践而言是无法容忍的事情。如果在此时，君主具有绝对权威的中央集权制已经发展成熟，勾践也能通过不裂土封侯，而是封赏爵位和官职的形式重用文种和范蠡，实现酬谢文种和范蠡，并使其继续为越国称霸服务的目的，勾践也不需要背上残杀功臣的恶名，但因君主中央集权制仍处于萌芽阶段，勾践无法选择既不裂土封侯，又能酬谢文种和范蠡的方案。为此，将需要酬谢的对象，即灭吴功臣文种和范蠡进行灭除，成为越王勾践的唯一可行选择。
作为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范蠡处顺境不骄矜，处逆境不颓唐，其为人、处世、我们可以看到其思维开放、灵活，刚柔并济，每当机会出现时，总能够牢牢的把握住，在存亡绝续之际，绝处逢生，可以说如果没有范蠡的韬略，那么灭吴国只是纸上谈兵；并且审时度势，变通退避，趋福避祸，这种思维模式也对其以后的经商之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范蠡应验了“是金子到哪都会发光”这句话，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耕于海畔，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到了齐国，垦荒耕作，兼业经商，没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的家产。齐王听闻他的贤能，拜他为主持政务的相国。
然范蠡以为“居家只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间行以去。”辞官散财，再一次急流勇退。
最后，范蠡迁徙至陶（今山东境内），据《史记》记载：春秋末年“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从地图上可见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单从地理位置来说，定陶地处东西南北交通中枢和济水、洛水的交汇点 ,水上交通十分便利。东可入海 ,西可逆流而上，南可达宋，北可入晋卫，位置优越，极利于货物运转；从陶的政治、经济地位上说，陶是曹国的都会，是一方的政治经济中心，此处可谓是绝佳经商之地。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范蠡会定居于此。
那么拥有卓越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的范蠡，当年舍弃庙堂高权而辗转至 “天下之中 ”的陶开创了哪些经商理念和经商思想，使其成为扬名天下的“商圣” ，即使在当下仍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受众人追捧的呢？
时至今日，范蠡丰富的经营思想仍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注意选择经商环境，把握有利时机，运用市场规律，做事有准备，不盲目。据时而动，得失均衡。范蠡关于把握时机的全面论述很有现代价值。
积贮之理：此思想的精髓是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范蠡认为，货物时贱时贵是有一定规律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变，当商品价格涨到高点时，要像粪土一样果断出售，因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而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时，要像珠玉一样买进，因为“贱下极则反贵”，这样货物的流转就会像流水一样顺畅，从而获取利润。
谷物平粜思想：此思想的核心是 “农末俱利”。范蠡认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二十”，“九十”等数字是代表粮食的价格，如果粮食价格太低则损害农民的利益，农民就不会去进行农业生产；但粮食价格太高则会损伤商人的利益，商人就不会去经营粮食。如果商人和农民都受到损伤，就会影响到国家的收入， 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来把控粮食的价格，控制在“三十”至“八十”之间，这样农民与商人都可以获利。
富好行其德：范蠡经商思想中最可贵的地方，因为他意识到物聚必散，天道使然。蠡从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的道理中隐约感觉到久受尊名，不祥的道理，他离开齐国时“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 在陶经商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分散于贫交昆弟”。他这样做在别人眼里看来似乎不可思议 ,但这正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他看来 ,富是德的物质基础 , 德是富的升华。商业交易不仅是物质的流通，更是人格的体现。他散去的是金钱，收获的是人格魅力与贤明口碑，这是有大智慧的做法。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天旱时要预先购进船只，水涝时要预告购进车马。为何要反向操作呢？因为水涝之时，大家都 在买卖船只，车马无人问津，这时就是先做车马的生意，以低价购入，待水涝过后，车马会因市场的需求而涨价，这样就可以赚钱了；在积贮之理的基础上商人要有未雨绸缪、以获其利的思想。同时范蠡主张把握商机，候时转物。他遵循经济丰欠循环论经商，提出“待乏论”，不要人等货，应让货等人。要准备别人没有的或想不到的货物，这样才能在市场上占据优势。
公平买卖，道德经商：范蠡主张“逐十一之利”，“不敢居贵”，在那时，商品的10%利润是相当低的，薄利多销，不求暴利；薄利是手段，多销是目的，以薄利促多销；同时，不抬价，不压价，当买即买，当卖即卖，这种非常人性化的主张，致富的同时，不损于民，其中也体现出“富好行其德”的思想，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
预测行情，窥其先机：范蠡经商注重选择经商环境，把握有利时机，运用市场规律做事有准备 ，不盲目。据时而动 ，得失均衡 。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要打仗，所以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知道货物何时需用，才懂得货物的价值。只有把时和用这两者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时机到来，要当机立断，讲究一个快字，“从时者，犹救火”。 “得时无待，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盈缩转化，后将悔之 。”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商机稍纵即逝，如果不够果断，反而会吃亏。
择人任时，不责于人：范蠡“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范蠡认为“能用人，因才器使，任事有赖” 同时“用人要方正，切勿歪斜，歪斜则托付难 ”。 要善于选择经营人才，唯才是用；用人不能求全责备，应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而且特别强调品行。
完物上种，质高货真：当私营个体手工业者大量兴起以后，范蠡就引用计然之策，提出 “务完物”的口号，要求质高货真，强调贮藏货物要完好，并提出“腐败而食之货勿留”，以免浪费或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从楚至越，从越至齐，从齐至陶——三迁皆有荣名，为臣时，复越灭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商时生财有道，聚财有术，富甲一方且有贤名；活的游刃有余，如此洒脱飘逸；只有用“传奇”两字才能形容他的一生，人间今日几回闻？纵观范蠡丰富的人生经历，其审时度势观大局，顺其自然不强求，据时而动够沉稳，遇事果断不犹豫，得失均衡有礼义。他的人生值得我们细细口味，好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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