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双眸燃烧我的诗句，我以苦修等待天涯的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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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征文】
/ 文：刘孙桃 / 图：堆糖
2007年1月10日，我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两年了，母亲在我的心里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我走不出母亲离去的悲伤。为了纪念母亲，也为了我自己可以从悲伤中走出，在母亲两周年祭日来临时，不信神不信鬼的我，就将这些笨拙的文字献给母亲吧！
一
我的母亲是标本式的中国农村妇女，她隐忍、坚强、勤劳、善良。一切劳动者最美好的品行她都具备。在我的眼里，母亲不是完美的，但是最伟大的。
母亲一生育有三儿三女，其中一男在上个世纪60年代饿死了。母亲19岁为人妻，20岁为人母，直到40岁，母亲还到妇幼保健院做过人流。伺候丈夫、生孩子、操持家务、下地劳作——她就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的农村女性。我问过母亲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孩子，她说：“那个时候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你老汉又不去结扎。”没有政策，丈夫不体恤，母亲就无能为力，只好听天由命。
农村的习俗，传统的产妇保健是女人生了孩子要“坐”40天“月子”，满了40天才能沾冷水。我的母亲却在生下孩子三天就要去田里插秧。她的丈夫从来不体贴她。她生孩子的时候，丈夫不会在身边；生下孩子，丈夫只关心是男是女。如果是个男孩，丈夫可能在高兴的时候抱抱孩子；是女孩的话，丈夫是不会多看一眼孩子的。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不做家务，全部的家务都是母亲做。婆婆在的时候，母亲回家要做的家务会少些，等婆婆过世了，所有的家务（“喂猪、做饭、砍猪草”——这是母亲对家务的概括）只有母亲一人做。后来，姐姐们大些了，可以帮母亲分担一些家务了，母亲才有空在晚上昏黄的灯下为儿女门做鞋子、赶制过年的新衣裳。
母亲生下二女的时候，父亲知道又是个女儿，便要把这个女儿给扔到茅厕里。母亲赶紧要接生员把女儿抱走。好在接生员姜姐是我家的邻居。女儿饿了，就趁父亲不在的时候抱回来吃奶，直到几天后父亲不再那么生气了，接受现实了，母亲才把女儿抱回家。这个女儿就是我的二姐。可能是怕以后再生女儿吧，父母叫我的二姐叫“幺女子”，哥哥姐姐叫我的二姐叫“幺妹”。尽管这样，我还是成了父亲的“不速之客”——还是一个女儿。母亲吸取了“教训”，让接生员姜姐告诉父亲生的是个儿子。父亲高兴得立马就去给我报了户口，户口上自然是一个男孩子的名字“林”。奇怪的是，当父亲知道我是女儿的时候，他居然没有嫌弃。三个女儿，父亲对我是最好的，所有的孩子当中，也许只有我感受过他的慈爱。他似乎当真把我当儿子看待了。在我4岁的时候，母亲生下了弟弟。父亲如获至宝，婆婆就建议给弟弟起名“宝”。30多年过去了，婆婆当年的起名如今真变成了现实，弟弟的确成了我家的一宝——他的家具厂现在蒸蒸日上，为乡亲们的就业、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在生下弟弟之后，母亲还去做过两次人流手术。
因为过多的生育，没有休息好，更没有将息好，母亲落下了一身的病。当她到了老年的时候，这些病就集中爆发，最终夺去了母亲的生命。
二
母亲有一个哥哥（我的大舅）和两个弟弟（我的二舅、幺舅），就是没有姊妹，是外婆的独女。我曾经问母亲为什么要嫁给父亲，母亲说：“都是你二家婆做的好事嘛。”原来，父亲在外公家帮工，嘴巴特别甜，让母亲的二婶看上了，就做媒把外婆19岁的独生女许配给了当时已经32岁的父亲。
母亲和父亲不是恩爱的夫妻，甚至连和睦都很少有，他们是一对冤孽。父亲既无兄弟也无姊妹，祖父很早就去世了，也不知小脚而又吃斋的祖母一个人怎么把父亲拉扯大的。父亲脾气非常暴躁，不单对自己的妻子使用暴力，就是对他的母亲，也难得有好脸色。母亲一直在父亲的暴力之下生活，习惯了父亲的打骂。母亲与父亲说话时从来不叫他的名字，都是搭白说话。跟我们提起父亲，则用“老死人”、“老宰脑壳”地指代。父亲则在高兴的时候亲切地叫她“国贞”。当父亲笑着和她讲话的时候，她总是白着眼睛看着他，嘴里嘟哝：“看到你老宰脑壳的都够了。”当然，她嘴里嘟哝的是什么，耳背的父亲是听不到的。父亲看母亲嘴动，还嘿嘿嘿地笑，以为母亲在答应他。
母亲说过，她不爱父亲，但是，她从来没有表现出对父亲的恨。她照例会给父亲洗衣，会在全家吃菜稀饭的时候给父亲打捞一碗干饭。没有粮食的时候，全家吃菜叶，但是，父亲是一定要吃饭的。母亲会到自己的娘家去借米，给父亲一人煮饭，其余的人都只能吃米汤加菜叶。我们都觉得母亲这样做，一定是怕挨父亲的打。
母亲和父亲吵了大半辈子，等到几个儿女都成家立业了，小儿子也出息了，他们不吵了。1999年，母亲因为查出甲状腺肿瘤到成都住院，父亲没有到医院看望母亲。当时的几个儿女，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就连我现在想起来，也觉得自己怎么就没有要求父亲去成都看看母亲呢？当我在成都跟母亲说好不做手术保守治疗之后，我和弟弟把母亲接到了我家。我给母亲买了一套德国进口的增强肌体免疫力的针药——乌体林斯。针药需要深层肌肉注射，一个星期一次。母亲在我这里呆了一年的时间，她老是不把女儿的家当自己的家，老是要回去。在她打完最后一针乌体林斯的时候，我就不得不让她回去了。回去的时候，母亲跟我这样说：“你那老死人不得人管得嘛，我要是不回去。”原来，母亲放不下的还是她的冤孽丈夫。
2002年，我的父亲81岁。他患了皮下脓肿，从医院回家后，母亲就每天为他端茶送水，倒屎倒尿。之后不久，父亲肚皮上的脓疮又长大了。疼得厉害时，他对母亲说：“你把剪刀拿来，我自己把脓血放出来。”母亲把剪刀用火消过毒递给父亲，父亲就自己用剪刀划拨肚皮，把脓血放出来。放了脓血，父亲又有了新的伤痛，愈加吃不下饭。母亲就每天给他一点一点地热饭，吃点热点。后来，父亲实在忍受不了疼痛了，就要母亲给他农药：“你去大娃那里拿瓶农药回来，我死了算了。”父亲老泪纵横，母亲也眼泪汪汪。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就没有和父亲在一张床睡过。家里有三间土坯房，一间安了两张床，算是卧室；一间灶房放了一张桌子，是煮饭和吃饭的地方；再有一间就是猪圈房，还在猪圈旁边安了一张床。二姐和婆婆睡一张床，在猪圈边。大姐和母亲还有弟弟睡一床，我和哥哥还有父亲睡一床。当年，真该建议父母把土坯房留着，另外找地方修房子。童年的记忆都在那三间地面坑坑包包的土坯房里。当我们兄妹5人都各自成家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老了，和弟弟一家人住在一起。房子是1987年修的，弟弟一间屋，父亲母亲各一间屋，直到父亲去世，他们都是分房而居的。2002年6月23日早上6点多，母亲照例起床做一家人的早饭。到了厨房，习惯了为父亲倒开水的她，突然觉得不对劲：“'老死人’每天都'喊冤的样’，今天咋清风雅静的呢？”她到父亲的屋子里去看个究竟，父亲已经躺在床边没有气了。大概，父亲起床小解摔倒就没有再起来了吧。
我们要把父亲“送上五台山”的时候，母亲哭了。我劝母亲不要悲伤，我们五个做儿女的会好好照顾她的。没想到母亲说：“我才不是哭他哦。我看他一个人睡一边，死了都不得人晓得，我二天咋个办哦。” 母亲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她有三个女儿，一定不会让她一个人睡身边没人照顾的。事实上，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我的大姐一直陪伴在她的左右。
母亲和父亲的结合没有爱情，但是，母亲对父亲却完完全全尽到了妻子的义务和责任，是典型的贤妻。
三、
作为一个标本式的中国农村妇女，母亲大字不识一个，但是，她非常懂道理，十分注重子女的培养与教育。
因为时代的原因，哥哥上了“高小”（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就回家务农了；大姐则因为是女孩，所以，理所当然的在那个时代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二姐则是1979年高中毕业的，毕业后就回乡做了幼儿教师；弟弟因为没有考上初中，加上家庭经济困难，也没有能够继续上学了。只有我，因为上学一直很顺利，顺利地考上重点初中，再顺利地升入高中，所以，就坚持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母亲虽然没有文化，甚至连我上几年级都不晓得，但是，她却非常支持我读书。我上初中的时候，母亲会背着背篼来学校给我开家长会，顺便在学校附近的“菜蔬区”（我们叫以种菜为主的地方为“菜蔬区”）割猪草（我们叫“扯猪草”）。来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唐老师会接待她。唐老师对母亲非常友好，所以，母亲常常会在地里出红薯的时候给老师背点红薯来。现在，当我的学生家长把地里出的红薯花生给我背来的时候，我就会不自觉地想起母亲。母亲来给我开家长会，老师除了告诉她她的女儿学习非常勤奋学习成绩很好外，不会有其他负面的信息，所以，母亲每次都会满怀希望而来，收获幸福而去——她相信自己的女儿不会蹉跎岁月的，她为她的女儿能够努力学习而无比欣慰。
我初三的最后一个月开始住校。因为家里实在太穷，没有蒸饭的钱——虽然蒸一次饭只要一分钱，但三顿饭就要三分钱，所以，为了节约一分钱，我还是常常中午都要走回家吃饭。天热了，母亲叫我不要往家里跑了，她给我送饭来，因为她要到菜蔬区扯猪草。我就这样吃着母亲从家里带来的饭住校学习，非常顺利地通过了中考。
高中了，我理所当然地住了校。母亲也很少来看我了，哥哥结婚后和我们分开过了，大姐也出嫁了，母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高二下学期，我通过了高考预选（那时高中两年），开始了高考复习。母亲又开始常常来学校了。她给我送吃的来了。也不知道母亲用什么办法把家里的腊肉保存到了6月份的，她给我送的就是腊肉。我噙着泪水吃着母亲炖的腊肉，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给母亲长脸！但是，1983年高考，我还是失利了，全校4个高中毕业班只有两个同学考上了大学。我让母亲失望了。
新学期来临的时候，母亲去借了36块钱为我交了补习费——我再次走进校园开始高考的冲刺！母亲照例在6月为我送来腊肉。这次，母亲的腊肉没有白送，我考了457分（当年的重点线是435分），我考上大学了！我成了我们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当我得知分数的时候，我三步并着两步飞快往家里赶，一路走一路叨念：“妈，我考上了！”回到家里，母亲正在整理柴火。我高兴地告诉她：“妈，我考上了！”母亲却反问我：“你考起啥子了？”“现在还不晓得，总之，我考起大学了。”“还不晓得？还不晓得你就说你考起了？龙还没有现出来，爪爪就现出来了，硬是洋盘。”母亲给了我当头棒喝。就是从那时开始，我知道了，凡事要成为事实才可以告人，为人一定不能张狂。我把自己上了重点线的分数深深装在心里，每天盼着邮差送录取通知书来。等啊等，等到9月，又是一个新学期来临了，我的录取通知书还没有到。我非常沮丧地又坐到了补习班的教室里，准备再次补习。9月3日，我拿到了期盼已久的录取通知书。我没有被重点大学录取，甚至连本科都没有上成。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才知道，母亲是那么的睿智。要不是母亲的棒喝，我一定很兴奋地把自己的高考成绩告诉周边所有的人，当大家都以为我要上重点大学的时候，我连个本科都没有上成，那该是多么丢人的事啊！
我要去绵阳上大学了，母亲一直跟在我后面走，过了一条河沟又一条小溪。我对母亲说：“妈，我走了，你回去了嘛，不送了。”母亲止步了，我走了很远回头，看见母亲还站在原地望着我。我继续走，再回头看，母亲还在原地，直到我不能看见她……我读了三年大学，她就这样送了我三年。
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和二姐来绵阳看我。我带她们逛了绵阳城，母亲在逛街的时候给我买了当时非常流行的中空棉防寒服。这件防寒服陪我度过了我在绵阳的两个寒冬。
我上大学了，脱了“农皮”，母亲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弟弟当时在帮舅舅卖挂面，母亲觉得应该让弟弟学一门技术，便把弟弟送去学木工。母亲的表弟是远近闻名的木匠，她把把弟弟送到她的表弟那里学手艺。弟弟非常争气，很快就成了表叔的得意门生。弟弟学成后，就去家具厂当木工。因为业绩突出，老板非常器重他。后来，弟弟自己开了家具厂，成了村子第一个自己开厂的人。
这就是我的母亲——全心全意为儿女着想的伟大母亲！
四、
母亲两个儿子，有两个儿媳妇。大儿子和小儿子年龄相差很大，所以，两个儿媳妇的年龄也相差很大。婆媳关系是中国家庭关系中永远的痛，母亲和她的两个儿媳妇之间就一直痛着。
1979年，我的大哥结婚了。婚后没有多久，母亲和大嫂之间就常常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为了少吵架，大哥大嫂和父母分家了。分家之后不久，大姐也出嫁了。家里还有父母和刚刚高中毕业的二姐以及正在上初中的我和只有8岁的弟弟。那时的日子都过得苦，失去了主要劳动力的家庭更是苦不堪言。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其实，贫穷的家庭也是“百事哀”。虽然分家了，但是，还在一个院坝里头，婆媳俩常常就为了鸡鸭啄食之类的不算事的事吵得不可开交。婆媳吵架，母亲永远都是弱势。她们吵架的内容永远都是“鸡鸭鹅”的我永远都说不出口的“满汉全席”。母亲本来就口讷，加上年龄不饶人，她永远只有以哭来“应战”。母亲哭着，我常常也哭着劝母亲——上高中的我是绝对不敢去和嫂子吵架的，我只能哭着叫母亲“不要理她，走远些”。在我的记忆里，因为家庭纠纷，嫂子就无数次请来了娘家人，还请来了生产队大队的干部“调解”。嫂子的娘家人也非常强势——她的哥哥是大队支部书记呢，母亲是远近闻名的女强人。可怜的母亲，就是这样在泪水和穷苦中度过了她的中年时光。
十多年过去了，二姐进工厂了，我也毕业工作了，母亲应该缓口气享受天伦之乐了，但是，弟弟结婚了。弟媳妇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虽然和母亲没有像嫂子和母亲那样的大吵大闹，也没有像嫂子那样的“满汉全席”，但是，一起生活，摩擦还是不断。弟弟婚后的第二年，我的小侄女还在襁褓之中，他开了家具厂。弟弟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他自己还兼做工厂的木工。弟媳要去商场守铺子，母亲在家里，除了照看小孙女，还要兼厂里的清洁工、保管员、“伙食团”的“伙夫”。看儿子的厂子一天天走上正轨，母亲虽然累，但是，心里暖和。家具厂发展很迅速，弟弟也不再做木工了，专心管理工厂了。没有什么事的下午，弟弟常常会去茶馆打牌。因为弟弟打牌，小两口常常拌嘴，弟媳会要求母亲管管自己的儿子。看着儿子没有一门心思经营厂子，母亲也很着急，她“出马”管束儿子了。母亲到茶馆，什么都不说，抓起弟弟桌上的几个麻将就走。因为麻将不够了，不能玩了，弟弟只好回家做自己的事情。随着生意的壮大，弟弟也开始有意识地要把厂子做大做强了。他扩建了厂房，还在附近租了房子做住房，把自己的住房让出来做成品房。父亲耳背，而且一般不理事。弟弟搬走了，母亲就成了厂子的“保安”。母亲，全心全意为儿子的厂子操劳着。她每天打扫卫生的时候都要把木工落在地上的钉子一根一根捡起来，几乎每天都要捡将近一斤的钉子。打扫了卫生，母亲开始准备一家人的早饭。早饭准备好之后，工人们就已经来了，母亲就边吃早饭边给工人们烧开水。把十多个人要喝的开水烧好，差不多又该准备中饭了。其间，母亲还得给工人们发放工具和材料。下午，母亲也要重复相应的工作。
母亲就这样一直工作着。有时，她想到大姐家去走走，上午走，下午弟弟就会去接她回家。我住在离娘家相对远的外地，母亲到我这里来也呆不上两天，弟弟就会来接她回去——因为家具厂离不开她。
1998年，母亲因为查出患了甲状腺肿瘤去成都住院，出院之后就到了我这里修养，暂时离开了她的“岗位”。母亲在我这里的一年多时间里，还为家具厂缝过纽扣。
心照不宣的原因，此略去本来简单但却十分复杂的家庭（婆媳）关系。
弟弟开家具厂不几年，哥哥也开了庄稼医院，卖农药和化肥。哥哥是种庄稼的好把式，所以，做庄稼医生也非常出色。他的生意做得很好，也越做越大。哥哥的经济状况好起来了，嫂嫂也精神了。精神了的嫂子对婆婆和公公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加上嫂子自己也做了婆婆，更能体会婆婆的不易。嫂子常常会买些水果和肉回家看望父母。母亲一有空也会到哥哥的铺子上去坐坐。
2002年国庆，父亲去世三个月之后，我回老家把母亲接到了我这里——这时的母亲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到了冬天，她的气管炎特别严重，常常一个月要住几次院。母亲到我这里后，心情开朗了许多。她和小外孙的关系特别好。外孙一回家，就会逗外婆开心。他给外婆“洗脸”，摸摸外婆的头表示特别的爱。外婆也乐得外孙跟她没大没小的开玩笑，所以常常是嗔怪着“自卫反击”。母亲想吃什么她自己就会做。每天吃过早饭就有老朋友来约她一起去买菜；吃过中饭就有人约她出去玩，晚饭后会有人约她出去散步。爱热闹的母亲在我这里住了4年，她开心了4年。
2006年5月，放“51”长假，母亲因为身体不舒服没有跟弟弟回老家。母亲每天都叨念腰痛得厉害。我让她去医院拍了片，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于是就自作聪明地安慰母亲说：“人老了肯定会有许多病痛，每个人都要过这一关。你只要好好过现在的每一天就好。”我不知道母亲自己到底怎么想的，总之，5月4日，当我们还在睡懒觉的时候，外面一阵吵闹把我们惊醒——母亲在毗河橡胶坝前跳河了！我坐警车赶到河边的时候，母亲浑身水流地坐在地上。祥林叫了辆三轮把母亲接回了家。我给母亲洗了澡。母亲当时口袋里揣着1300块钱——她说：“我自己把钱带上，以后再也不要你们花钱了。”洗澡的时候，母亲告诉我：“箱子里还有500块钱，你们五姊妹一人一百。”给母亲洗好，穿好，把她送到床上之后，母亲就开始叨念起过去和嫂子还有弟媳的种种。在母亲的心灵深处，有一个没有解开的结——她们伤她太多，也太深。中午，二姐、弟弟、大侄儿都来了——算是一家来了一个代表。大家商量着这件事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把母亲伤害了。他们说要接母亲走，母亲不愿意。他们回去了，说是再给母亲请个保姆。可能回去也没有商量好，没有再来电话。几天后，大姐来了，母亲在大姐的陪伴下稍好些了。但是，大姐不能老在这里照顾母亲，她要回去了。他们来把母亲接回去了，母亲不愿意回去，因为大姐承诺要天天陪她，她才勉强答应回去了。母亲回去了，就再没有回来，再也回不来！
五、
一直以来，我就有个愿望——让我的母亲成为最幸福的人！起码，她要成为我童年时代生活的那个村子里最幸福的老太太！
小时候，家里穷，酸菜都没得吃。邻居家黄老太仗着自己儿子多，家里劳动力多，在生产队每年可以分红，经常踏削母亲。她家的鸡鸭不见了，总是先到我家来找，把我家什么犄角旮旯都翻遍才罢休。要是我家的家禽不见了，母亲从来不会跑到她家去找，一则她家的狗凶得吓人，二则母亲可能也做不出她的那些举动。她家的大媳妇非常好强，也常常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把我的母亲当出气筒。就是这样，她还常常会把她家清理坛子的老酸菜送给母亲。母亲没有拒绝过，因为她给的酸菜，一家人又要吃好几天。那时，我就在想，以后，再也不要别人施舍的东西！以后，要让他们对母亲刮目相看！
1984年，我成了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走出了“农门”。黄老太第一次开始嫉妒母亲：“曹国贞，你家桃儿考起大学了，你二天好享福了。”后来，她的儿子在城里有了房子，她又跑到母亲面前炫耀：“我们老四喊我到他那里去住，我才不想去呢。那里住不惯，茅厕比乡坝头的堂屋还亮扫。吃饭呢，天天都是肉，比过年还吃得好。”母亲不会说什么，也不会去跟她比什么。母亲知道，比去比来，自己有才有，没有，怎么比都没有。
我上大学第一学年，挣了第一笔奖学金60块。我用这60块钱，给母亲买了毛皮鞋、毛衣，都是正品的。从我开始给母亲买第一件衣服开始，我就告诉自己：一定给母亲买正品的，起码是纯棉、纯毛、真丝的。以后每年，我都会给母亲买衣服，就像小时候母亲每年都为我准备过年的衣服一样。衣服多了，母亲说，不买了，买了也穿不了，硬是不要我们给她买衣服了。母亲见幺舅妈家里困难，就把她的衣服拿了好些给幺舅妈。
母亲爱热闹，喜欢到处走走。她在我这里的时候，我只要是出远门，都会把她带上。母亲去过云顶山、炮台山、梨花沟，成都是常常去的——春熙路、人民公园、天府广场。把附近的旅游景点走了之后，我就开始策划让母亲走更远的地方。2003年岁末，我带着母亲还有儿子去了三亚。母亲第一次坐飞机，她看我们都在看书报，也开始翻阅自己面前的画报。从三亚回来之后，母亲开始学写自己的名字，开始看画报。她非常兴奋地打电话给她已经80多岁的姑妈：“娘娘，我刚刚从海南回来，坐飞机去的，坐飞机回来的。我还坐了轮船，看了大海。”电话那头的姑婆直说：“哦哟，你好福气，好福气。”是的，当许多农村的老太太才开始不为温饱发愁的时候，母亲已经开始旅游了。当许多老太太连汽车都很少乘坐的时候，母亲开始坐了火车坐轮船，坐了轮船坐飞机了。在三亚，母亲的气管炎奇迹般地好了，平时天天吃药的她，就在三亚的那几天没有吃药。她每天都那么精神抖擞。我们一起去登了“情山”，母亲还爬上高高的“情缘树”眺望“恨海”。看“情缘树”上许多有情人挂的红布条，母亲也把自己的手绢拿出来系在树上。儿子打趣说：“外婆，你是不是想外公了？”母亲对她孙儿笑笑：“难得跟你两个说。”我想，母亲一定在内心深处渴望爱情吧，虽然她的词典没有“爱情”，她一定在系手绢的时候在心里祈祷着：“要是那个'死人’对我好点就好了。”在海滩，我和儿子去游泳了，母亲就在岸上替我们看衣服。儿子上岸了，在沙滩上躺着，母亲就一捧一捧地用沙子把儿子盖上，祖孙俩是那样的亲热。母亲，是那样有生活情趣！下面这张照片就是在三亚海滩照的。母亲跟我们一起去春熙路玩的时候，她会很投入地去看街舞表演；很认真地摆各种POSE照相。一次，我们一家人带母亲婆婆两位老人一起去成都玩。在摩尔百盛，儿子说要带外婆和婆婆去坐电梯，母亲非常高兴地去了，可是婆婆却说什么都不去。没办法，儿子只好带外婆一个人去。儿子说：“婆婆怎么耍不来呢？外婆就好，出来了就是要耍嘛。”祖孙俩坐到了最高层——22楼，母亲在电梯上看成都，一定非常自豪吧。
2005年8月12日，母亲在泰康茶楼出了车祸，盆骨骨折。母亲不识字，不能看书，病房里没有电视看，所以很无聊。为了给母亲解闷，我买此刻用的这台笔记本电脑，用它下载电影拿到医院给母亲看。有电影看，母亲可高兴了。同病房的老太太一起看电视的时候非常羡慕地说：“还是你的女儿好啊。”母亲说：“我的女儿女婿儿子媳妇都好。他们现在忙，没有空来看我，星期天他们就会来。”当嫂子和弟媳来看母亲的时候，母亲的脸上都乐开了花。
母亲在医院呆久了，烦了，说想出院得很。我去借了轮椅，把母亲推到住院部的阳台，母亲看外面活动的老人，满是羡慕地说：“你看人家好自在，为什么要把我撞到嘛？！”我劝她说：“事情不出都出了，你只有好好将息自己的身体，好好配合医生，争取好得快些。好了，你自己可以走了，我们就出院嘛。”风大了，我怕母亲着凉，赶紧把她往病房推，母亲则恋恋不舍地看着大街上走动的人们——她渴望着走出病房，重获自由。
当母亲在医院里住整整三个月之后，医生让母亲出院了。回到家里，母亲虽然还不能自由行走，但是，她可以凭借拐杖在家里活动活动了。她自己去厕所，自己到饭厅吃饭，自己到客厅看电视。因为盆骨没有完全愈合，她只能在家里活动，而且不能还不能走得太多。她在家里给外孙剥花生，给大家做鞋垫。母亲眼睛不好使，不能穿针。她要是把针线用完了，就要等我们回家给她穿上才能继续做她的手工活。母亲是拆了家里不穿了的衣服做的鞋垫，都是纯棉的，里层还加了棕，格外厚实透气耐穿，比外面卖的好多了。母亲给她的女儿、女婿、儿子、儿媳、孙儿、孙女——大凡是她名下的小辈每人做了一双。穿着垫有“爱心牌”鞋垫的鞋子，我感到格外轻松有力，就像是母亲在鼓励我好好走路、走好路一样。我的鞋子穿了几年了，朋友早就叫我把那双鞋子丢了，但是，我舍不得，因为鞋子里垫有母亲做的鞋垫。由于垫久了，鞋垫已经和鞋子粘在一起了，不能分离了。扯不下鞋垫，我就舍不得丢鞋子。我常常会把这双鞋子拿出来穿一穿，感受母亲给我的爱。现在，我的儿子鞋子里垫的也是她外婆做的鞋垫呢。母亲走了两年多了，婆婆现在住在母亲过去住的屋子。婆婆整理床铺的时候，还在褥子下找出了好几双粘好了还没有缝的鞋垫。看鞋垫的大小，应该是母亲为她的女婿做的。每每回家看见母亲一针一线做鞋垫，我就会想起贾岛的诗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是啊，母亲对她的儿女们永远都怀着一颗眷眷之心，永远都把他们当襁褓中的婴儿来疼来爱，没有半点虚假。
2006年母亲节，我回老家陪母亲过节。我用轮椅推着身体虚弱不能大走的母亲在村子里转。母亲说想去敬老院看看，我把她推到了敬老院。母亲在敬老院见到了她小时候的伙伴，好几个呢。他们很高兴地聊天，讲着过去的故事，说着敬老院的趣事。夕阳中，几个老年人显得特别安详。几个过去的小朋友现在的老朋友对母亲有着无比的羡慕：“还是你好啊，女儿还把你推着到处走。儿孙满堂，好啊！”这时，母亲就会安慰他们：“你们也好啊，敬老院好热闹啊。政府对你们也好啊！”老人们就这样咸一句淡一句地聊着——他们都在幸福之中。
六、
母亲5个儿女，个个都是她身上掉下的肉，所以，无论儿女们对她怎样，她都会全心全意地爱他们，一点折扣都不打。
过去，因为家里穷，哥哥结婚后就和我们一大家人分开了，那时弟弟才7岁不到。尽管母亲要为一大家人忙吃忙穿，尽管嫂子嫁过来后经常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跟母亲吵架，但是，母亲在嫂子坐月子的时候还是尽心尽力地伺候她。母亲伺候了嫂子的吃喝之后还要侍弄孙子，把那边的一切做了之后，还要忙自己的家务。嫂子坐月子，母亲就是连轴转。嫂子满月后，母亲虽然不去给她煮吃的了，但是，嫂子忙的时候，母亲照例要去带孙子的，不管她自己有多忙。她把自己的家务挪到夜深去做，我们常常睡醒一觉了，还发现母亲在宰猪草——而这时，哥哥一家人也已经在睡梦之中。
二姐在志儿（二姐的儿子）尚不能走路的时候就去了工厂上班。上班是绝对不能带孩子的。二姐上班的时候就把志儿送到母亲那里。母亲常常是背着志儿去做各种活计。实在背累了，就把志儿放在院子里的一棵橙子树上坐着。说来也怪，母亲把志儿放树上坐着，可能因为怕摔，志儿居然就一动不动地坐着，两只小手死死地抓住树枝，生怕掉下来了。这样，志儿常常在树上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呢。也只有母亲才有胆子把一个襁褓中的孩子这样“安置”，也只有志儿才这样聪明天生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换谁，谁都不敢这样带孩子；换谁，谁可能都会又哭又闹地从树上摔下来。几年以后，当我给儿子喂饭的时候，我就试着学习母亲的做法——把儿子放高高的凳子上坐着，让他不能乱跑，然后一口接一口地给他喂。儿子果然也是因为怕摔而坐凳子上认真吃饭。吃过饭妈妈自然就抱他下地了。母亲不是教育家，她甚至不懂什么叫教育，但是，她的教育方法却堪称科学。
后来，弟弟结婚了，母亲的小孙女出生了。其他四个儿女生的都是儿子，只有弟弟给母亲生了个孙女，所以，母亲特别地喜欢这个孙女。母亲常常说：“莹子就是我们的'女仙花儿’。”莹子出生之后，弟弟开了家具厂，家里再也没有种庄稼了。母亲除了帮助弟弟看厂子，照顾一家人的吃喝，就是带她的“女仙花儿”。后来，莹子大些了，上幼儿园了，母亲就天天接送。莹子是特别乖巧特别讨人喜欢的小姑娘，母亲每天满怀希望把孙女送到幼儿园，有满心欢喜地把孙女接回家。再后来，莹子去县城上学了，母亲不能接送了，她会早早地就把饭准备好，让孙女能够按时上学。莹子上二年级的时候，母亲来我这里了。因为想念儿子和孙女，她总是要回老家。我让弟弟把莹子送到我这里读书，母亲才安安心心在我这里呆了。但是，一到假日，莹子要回家看爸爸妈妈，母亲也一定跟她一起回老家的。母亲回老家就会去哥哥那里坐坐，到姐姐那里看看，再去她的哥哥弟弟家看看。
母亲的大女儿，我的大姐，是她五个儿女中相对困难的一个。就是这个相对困难，经济拮据的大女子，生了俩儿女。因为孩子多了一个，家里就更显拮据了。母亲看着自己的女儿受累受穷，心里自然很不是滋味，她想帮助她，但是，自己老了，没有那个能力了——甚至，连帮自己的女儿看看孩子都没能够。一则因为俩孩子有自己的奶奶看，二则，母亲自己也一直忙着。母亲唯一能够表达自己对大女子的爱的方式就是一年到她家去住一两天。虽然大姐家里困难，但是，母亲去了，大姐会拿出自己最好的东西招待母亲。母亲和大姐是最投缘的，她会有很多的话说。每次弟弟去接母亲的时候，大姐总是心拳拳的，母亲也总是眷眷的。
儿女，兄弟姐妹，这些人构成母亲的生命要素，她一直把他们装在心里，尽己之所能去帮助他，哪怕就是为他们做做饭，带带孩子；或者就是去看看他们，跟他们说说话，摆摆龙门阵。
七、
母亲2006年5月8日从我这里回了老家。母亲走后，我几乎天天以泪洗面。我知道，母亲从我这里走后就不能再回来了。我天天给母亲打电话，就想听听母亲的声音。母亲的声音对我来说，永远都是那样的温暖那样的慈爱。我告诉母亲，我想她！
5月12日，星期六，我上了课就赶车回老家看望母亲了。我用轮椅推着母亲到她平时最爱去的地方——村子里的篮球场（母亲称为“广场”）。那里，老年人会聚在一块摆龙门阵，小朋友会三五个一起打乒乓球、篮球，还有人在跑步、扭腰、荡秋千……母亲因为不能大走，加入了几个老太太聊天的行列。
“曹国贞，你看你好享福，女娃子专门给你买个轮椅推你到处耍。”
“就是嘛，我们蹊娃的钱买的。”
“哦哟，你看嘛，你外孙儿好孝顺嘛。”
“还是你们好哦，可以到处走。你看我嘛，自己走不动了，走一步都要人帮。”
……
老人们的话题总离不开身体好不好，儿子媳妇对自己好不好。母亲对老伙伴们讲，她的儿女对她都非常孝顺，之后，十分伤感地说：“原来想吃没有钱买，想耍没有时间，现在有吃的了，自己的牙都掉光了，可以耍了，腿脚又不灵便了。”
第二天，母亲节，我推着母亲去了留春苑公园，我们在公园的竹林里喝茶。见母亲心情非常好，我跟她聊起了5月4日的事情。
“妈，你那天是怎么到河里去的呢？”
“我滚下去的。”
“当时没有人在吗？”
“多早我就去了，有个人一直跟着我，喊我回家，他说他在那里值班。等了好久，他才走。走的时候他跟我说，不要想不通哈，你老年人有什么事情要跟儿女说，我回去吃早饭了。”
“那是哪个把你救起来的呢？”
“我滚下去的时候紧沉不下去，就有人把我拉起来了。”
我不好再问了，我不能老去提母亲伤心的事，我们聊起了闲天。
中午11点的样子，我给二姐打电话，想约她和大姐一起陪母亲吃顿饭，但是，二姐说没有空，大姐也忙。二姐叫我把母亲推到她家去，母亲也非常想去看二姐的家。我就推着母亲出了公园。路过表姨铺子的时候，表姨请我们到她那里坐坐。母亲和表姨有很多话说——因为她们都关心同一个人——母亲的姑妈就是表姨的妈妈（我叫姑婆）。姑婆80多岁了，身体不太好，但是，她还给表姨做饭。12点的时候，就是表姨夫送来的饭，姑婆做的。我们在表姨铺子里吃过午饭，然后去了二姐家。
二姐刚刚搬家，家里还很乱。母亲上楼的时候说：“哎呀，还是恼火，连个扶手都没有。”母亲，她一直都想住在二姐家。母亲在志儿的床上躺了一个多小时，弟媳打电话来了，要送我和莹子回家了。母亲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二姐家。
我走后没几天，母亲就被查出患了胰腺炎。母亲住院的时候，是大姐护理的。等我星期天回去看望母亲的时候，母亲已经出院了。这次母亲的精神好多了。她可以自己推着轮椅到处走了，累了的时候，她就在轮椅上坐坐，休息好了再走。我陪母亲去了罗汉寺。母亲烧香，我就在旁边等。在罗汉寺，母亲看到一位90多岁的老大爷还背着背篼，身体非常硬朗，便感慨到：“你看人家，90多岁了还背那么多东西走得风快。我有人家一半那么利索就好了。”是啊，要是我的母亲有那些身体硬朗的老年人一半利索就好了——起码，我现在还是有妈的孩子啊！
暑假，我带着儿子回老家看望母亲，并和同学约好带儿子去山上住两天，凉快凉快。走之前，我带母亲去医院看病。我挂了号，见还要过好几个病人才轮到母亲看，就让母亲自己在诊室外面坐着休息等候，我则去补后跟已经脱落的鞋子。等我把鞋子补好回医院，母亲已经把药都取到了。取了药的母亲一直在喊肚子疼。我问她告诉医生没有，她说跟医生说了。我想，既然母亲已经跟医生说了，那医生一定开了治肚子疼的药了，就带着母亲去了留春苑喝茶。我们在留春苑碰到了母亲的老朋友戴婶婶，便邀请戴婶婶一块喝茶。我要了三杯柠檬茶。茶刚刚摆桌子上，母亲就捂着肚子说痛得很。我让母亲把药吃了，以为吃了药会好些，但是，吃了药后母亲还是喊痛，豆大的汗珠一滴一滴往下滴。因为母亲说她看病的时候告诉过医生肚子疼，所以，我就认定医生是给她开了治肚子疼的药的，就没有再带母亲去医院。12点的样子，我约上大姐，和戴婶婶母亲一起在留春苑对面的馆子里吃午饭。吃饭时母亲发了吐。我把地面打扫后打车把母亲送回了家。我让母亲躺床上，自作聪明地告诉母亲她肚子疼是“胀气”，休息一下，观察一下再看。把母亲安顿后，我去找了弟弟，跟弟弟说母亲可能是阑尾炎，看是不是把母亲带去医院看看。弟弟说他给王伟（给母亲看病的医生）打电话问问。一会，弟弟打电话告诉我，王伟说母亲因为是老年人，“张吧”得很，没有什么事。下午5点，我又叫弟弟给王伟的母亲（医生，王伟带她当班）打电话，问母亲的症状是否患了阑尾炎。该医生说要我们注意观察，如果病人痛得受不了再送医院。就这样，当天我们没有再带母亲去医院。当天晚上，母亲疼痛异常厉害。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母亲去了医院。医生一看，马上诊断母亲是急性阑尾炎急性腹膜炎，需要动手术。我和医生一道把母亲送上了四楼，签字，手术。医生告知，病人由于病情严重，手术过程中可能导致“心源性休克”。“心源性休克”？那就意味着母亲上了手术台就可能下不来。但是，母亲如果不手术，就没有希望了，还是得手术！我跟打电话给二姐，二姐说，如何手术医生都会这样告知病人家属，你就把字签了吧。我签字的时候，大嫂来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我签字之后又让大嫂签了字。签字后，母亲进了手术室。
11点的样子，手术室的医生要我们进去看母亲腹内的东西。我们进了手术室，见母亲的腹内有许多已经干了的浓疙瘩，还有呛了粪屎的阑尾。医生说，如果再拖一点时间不动手术，母亲就可能没命了。现在想来，给母亲做门诊的王伟对母亲的阑尾炎拖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是一次医疗事故！但是，弟媳说他们和王伟的关系很好，不愿意把关系搞僵了，这事提都没有提。
下午一点的样子，母亲出了手术室，到了重症监护室。医生要我们全天24小时守着监控器，要过了24小时，母亲才算脱离生命危险。当天晚上，我和大姐在医院陪着母亲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母亲转到了病房。此后的15天，我每天和大姐轮流在医院照顾母亲。我要上班了，不能在医院照顾母亲了，弟弟给母亲办了出院手续，母亲出院了。回家后，母亲每天仍然由大姐陪伴，我只有天天打电话问候她。母亲在一天天的康复中。
国庆节，因为要补课，我回老家只呆了一天。母亲一直想去二姐家。第二天，我把母亲带到二姐家，下午就离开了。母亲在二姐过了国庆7天的假期，二姐上班的时候，母亲回自己家了。
元旦节，我们一家人带着瓜瓜回老家看望母亲，母亲一直卧床。她告诉我：“我就像倒了千斤一样，坐着想睡，睡下去又睡不着。”我听了心里酸酸的。我不能帮助母亲，只有陪她一起坐着，跟她聊聊天。母亲絮絮叨叨地述说着她在家里的总总不愉快，我也只能听着，劝她想开些。我知道，有很多事情母亲都想不开的，她没有办法想开，但是，我还是只能劝她想开些。三天的假期很快就过去了，我又要离开母亲回家上班了。当我走的时候，母亲不能下床送我了，不能像以往那样把我送到外婆家门外的沟边了。我上床去抱了抱母亲，跟母亲道别。谁曾想这竟是我与母亲的永诀！
我3日离开母亲，4日母亲就又住进了医院。弟弟说因为我刚刚离开，又要上班，母亲住院他没有通知我。等我打电话回去的时候才知道母亲住院了。本来打算星期天回家看望母亲的，哪知道10中午，我正吃饭的时候，弟弟打电话叫我赶快回去，我就知道出事了。再问弟弟母亲是在医院还是在哪里，弟弟说母亲在家，8日就已经出院了。我以为我还可以再和母亲道别，就再次打电话问母亲到底怎么样了，弟弟告知，母亲已经走了。母亲走了，没有等我去给她道别。母亲走了，我赶回去也跟她说话她也听不见了。本来要打车，我改乘公交车了。下午3点，我回到老家，见到了已经躺在地上穿上“老衣”的母亲。我窝着母亲悲凉的手，嚎啕大哭。“妈啊，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嘛？我跟你说好了带你去坐地铁得嘛。我跟你说了暑假带你去北京得嘛。我马上就要放寒假了，马上就可以回来陪你了得嘛。妈妈，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嘛？妈妈，妈妈……”任我怎么喊，我就是把母亲喊不应了。我木然地握着母亲卡白冰凉的手坐在母亲的遗体旁——我想把自己的体温传给母亲，让母亲暖和，把母亲唤醒——但是，我等来的只是母亲的手慢慢僵硬。晚上，我、大哥和弟弟为母亲守灵，我们和母亲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第二天，母亲的五个儿女以及孙辈勇儿、亮儿、志儿（梅梅在广东没赶回来，蹊娃、莹子在上学）一起把母亲送到了罗江火化。母亲进炉的时候，我最后一次亲吻了她那冰凉的面颊——我希望母亲能够永远跟我在一起，但是，我非常清楚，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了，母亲永远不会和我在一起了，除非有一天，我去“那边”找她。母亲的骨灰出炉冷却后，我捡了一块较大的骨节作为永久的纪念。我把这块母亲的骨节放在我的床头柜里，我每天都会在母亲的陪伴下安然入睡。
2007年1月22日，我们为母亲举行了葬礼。因为母亲生前爱热闹，送葬的人很多，队伍很长，走的路也很长——从家里出发，经过母亲的娘家，再绕最老的乡政府所在，途经老皂角树、青石桥，最后到了母亲天天都要去的“体育场”（前面提到过村里的全民健身场所），把母亲安葬在了那里——与母亲的坟茔相隔不到三米远的地方，就是父亲的墓穴。母亲，现在应该和父亲和睦相处了吧？！我每次回去看他们，他们都非常安静，从来没听他们吵闹。母亲，现在父亲应该对你很体贴了吧？我每次来看你们的时候，父亲总是脉脉地看着你，应该是心生爱怜吧？！母亲，你一定是快快乐乐的了，没有疾病的缠绕，没有那么多的家务，没有那么重的生活的担子，你一定过着完全属于自己的日子——逍遥游了。
我送走了我的母亲，继续着自己的日子。现在，我需要好好过自己的每一天，珍惜生活中的每种缘，尤其是我与婆婆的婆媳缘。我要把对自己母亲的爱移植到婆婆身上——因为，我每天喊她“妈”!
写于2009年
*作者简介：
刘孙桃，四川什邡人，四川省金堂中学语文教师，一个喜欢“到处流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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