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战争——决定普鲁士欧洲强国地位的一战

腓特烈大帝一直是欧洲的风云人物。他是最有天赋、最有能力的军人、外交家和行政官，也是霍亨索伦所有统治者中最有权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他使自己的王国首都柏林成为堪比巴黎、维也纳和伦敦的政治思想和活动中心。他在欧洲大陆上的重要性，比肩甚至超越了其他同时代的伟大君主，包括玛丽娅·特蕾莎、约瑟夫二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普鲁士 历史发展过程中，他统治普鲁士长达46年，让这个德意志小王国发展成一个欧洲强国，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了两者的区别。

腓特烈大帝在1740年继承了一个充实的国库、一支庞大而训练有素的军队，还有一个毫无争议也不容争议的专制国家。1740年10月20日，查理六世去世，这为腓特烈大帝创造了重要的机遇。腓特烈大帝写道：“这确实是彻底改变旧有政治体系的关键时刻。”哈布斯堡家族没有男嗣可以继承帝位。

腓特烈大帝的两次西里西亚战争是他实现宏图霸业的第一阶段，这两次战争集中体现了他的行动原则，生动说明了他将战争和外交结合在一起的手段，而且展现了他的信念——“开 展谈判没有武器，正如演奏音乐没有乐器”。为了满足普鲁士的需求和利益，腓特烈大帝必须征服西里西亚。

他吞并了西里西亚，让他和玛丽娅·特蕾莎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他将被迫卷入一场战争之中，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保卫西里西亚，还为了维护普鲁士作为一个国家的完整性。他会按兵不动，等着被动挨打？还是会趁着反普同盟未成形之际重拳出击？在1740年，普鲁士的军队已经准备就绪，准备得相当充分，而且这是一支能打硬仗的军队。腓特烈大帝权衡了各方面的问题，然后决定先发制人。一份措辞傲慢的最后通牒被送到维也纳，但是奥地利的回复试图拖延时间。1756年8月26日，腓特烈大帝的军队跨过边界侵入萨克森，意在对波西米亚发动致命一击，从而清除来自右翼的威胁。腓特烈大帝想要赶在法国和俄罗斯介入之前，一鼓作气解决掉奥地利。七年战争正式开始了。

国际关系的奇妙变化，加之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让原来的同盟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在这之前，欧洲体系还依赖于这些同盟来维持平衡。法国和奥地利是盟友，法国正在和英国作战，奥地利正在和普鲁士作战。奥地利和法国，英国和普鲁士分别结盟，两个同盟处于敌对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于1689年结盟的英国和奥地利，将不可避免地变成公开的敌国。1757年5月1日签订的条约让法国变成了反普同盟的一员。而在1757年和1758年分别签订了两个补充条约后，《威斯敏斯特条约》也正式签订。

对于腓特烈大帝和玛丽娅·特蕾莎而言，战争目的其实很简单。在腓特烈大帝看来，维也纳王朝致力于破坏新教事业，在帝国内建立专制。普鲁士的失败意味着领土被肢解以及他一手创建的普鲁士王国的消失，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相反，普鲁士的胜利则意味着国家可以继续存在，并一跃成为欧洲强国。我们应该认同腓特烈大帝对局势的判定：在考尼茨·里特贝格外交操作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野心。反普联盟的胜利意味着普鲁士的衰亡，几乎等同于普鲁士被肢解。如果反普联盟胜利了，德意志的历史和世界史将会与我们所知的大为不同。然而具体是什么样的后果，历史学家、哲学家、预言家们也不敢轻易给出定论。我们也许可以说，1756年腓特烈大帝发动七年战争的时候，普鲁士的国家地位和国民性格都为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定下了基调。腓特烈大帝发动的是普鲁士的生死之战。他的所有战略、他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都是为了救普鲁士于水火之中，他也因此成为了国家英雄，在普鲁士历史上具有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如果没有腓特烈大帝，普鲁士很可能会迎来灾难性的结局。相较于他的军事才能，最终的胜利更取决于他坚定不移、锲而不舍的意志和勇气。

作为军事史的组成部分，战争史无疑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但是如果不从细节上进行探究，军事史可以说是所有科目中最枯燥乏味的科目。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对一些重大事件进行总结了。

从重要性考量，我们也许可以做出三方面的结论：第一，腓特烈大帝领导下的普鲁士占据了地理上的中间位置，东边是俄罗斯，西边是法国和奥地利联盟。1757年后，盟国英国和不伦瑞克的斐迪南领导下的英国—汉诺威军队护卫着腓特烈大帝的右翼，防卫效果日益彰显。第二，战争开始时，腓特烈大帝的军队人数并不占优，但士兵素质大大优于对手。然而，经过两场大战之后，他苦心经营得来的优势被大大削弱了。自1758 年开始，奥地利军队的质量稳步提升，反普联盟兵力大增，并开始加强对腓特烈大帝的压迫态势。第三，除了军事天赋外，腓特烈大帝还有普鲁士全国上下团结一致的优势。他是国王、最高统帅，还是外交大臣。普鲁士国家机器的纯粹性和组织性让国内的团结迸发出极高的效率。1756年至1763年间，极少有国家能做到像普鲁士这样，在发动战争时全民皆兵、一致对外。

1756和1757这两年里，腓特烈大帝并没有完成他的预定目标。1756年，普军轻松攻占德累斯顿，但是因为萨克森人在皮尔纳的顽强抵抗，对波西米亚的快速进攻计划泡汤了。10月1日的罗布西茨战役是一场血战，虽然普鲁士获胜，但并未全歼奥地利援军，直到10月16日，萨克森人才停止反抗。对波西米亚的作战不得不推迟到第二年。随后俄罗斯和瑞典陆续加入反普同盟，并开始和奥军协同作战。在德意志内部，腓特烈大帝能依赖的只有黑森、不伦瑞克、哥达几个小邦。1757年4月，腓特烈大帝率精锐直扑波西米亚，在布拉格外围，经过一场激战，逼迫奥地利军队退回城里。但是第二支奥地利援军很快到达战场，6月8日的科林战役中，过度自信的腓特烈大帝犯了战术错误，普军惨遭败绩，不得不仓皇后退。西线战场上，坎伯兰公爵率领的英国-汉诺威联军在哈斯滕贝克战败，被迫于7月26日签订了《克洛斯特-泽温公约》。此役普鲁士损失惨重，西线防御尽失；瑞典军队从波美拉尼亚攻入普鲁士领土，俄军于8月30日在大杰格斯道夫打败了一支普军，并于9月7日在格尔利茨战役中逆转了战局。此时，唯有果断的决策才能避免一场毁灭性灾难的到来。危机关头，腓特烈大帝的战争天赋更加凸显。11月5日，法军在罗斯巴赫被普军全歼。随后腓特烈大帝紧急行军，赶回西里西亚战场，在洛伊滕狠狠教训了奥地利军队。普军趁胜收复了布雷斯劳，奥军被完全赶出了西里西亚。罗斯巴赫会战和洛伊滕会战都是战术运用方面的经典战役，腓特烈大帝就此奠定了一流军事统帅的地位。

1758年，英国加强了对普鲁士的援助。英国—汉诺威联军经过了重新整编，不伦瑞克的斐迪南所率军队任命了一位颇有才干的指挥官。最重要的是，老皮特掌握了英国政府的最高权力，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普鲁士，誓将法国置于死地。腓特烈大帝再次对宿敌奥地利发起进攻，入侵了摩拉维亚，但是对奥洛穆克的围攻最后失败。道恩将军指挥的奥地利军队采用拖延战术，迟迟不肯与普军决战，腓特烈大帝不得不匆忙撤军，转头应对俄军的进犯。在8月25日的曹恩道夫会战中，普军与俄军勉强打成了平手。10月24日的霍克齐战役对腓特烈大帝是一记意外重击，普军大败，腓特烈大帝只能在军官和士兵的护卫下仓皇逃离。随后腓特烈大帝率军长途跋涉，支援尼斯，取得小胜；但此时，1756年投入的军队几乎消耗殆尽，普军不得不转入防守。

1759年是英国的胜利之年，英军在魁北克、明登、基伯龙等地频频告捷；而对于腓特烈大帝，这一年却是灾祸之年。奥地利军队继续拖延，拒绝决战。在1760年8月12日的库勒斯道夫战役中，俄军在奥地利名将劳东的协助下，沉重打击了自信过头的腓特烈大帝。在这之后，德累斯顿投降，芬克将军的军队被包围在马克森，随后投降。此时的普鲁士连遭败绩、摇摇欲坠，正如腓特烈大帝所言，只能寄希望于奇迹或者敌人的“极度愚蠢”了。不过对手们也确实没有聪明地继续扩大战果。在硝烟弥漫、满目疮痍的战场上，腓特烈大帝怀揣自尽用的毒药，继续坚持战斗。第二年的开局并不顺利。6月23日，一支普军在兰德斯胡特被全部消灭；7月26日，格拉茨沦陷，俄军挺进到奥得河岸边。不过，8月15日，腓特烈大帝在利格尼茨打败了劳东；然后在11月3日的托尔高战役中，道恩将军没能经得起诱惑，率军与普军决战，失败。利格尼茨战役和托尔高战役中的奥军表现得犹豫不决，因为他们惧怕腓特烈大帝的军事天才而不敢果断地进行战斗。

当时，欧洲各国已经开始谈论战争将会以什么方式结束了。腓特烈大帝的处境那时看起来几近绝望。波美拉尼亚早已陷落；俄罗斯占领了纽马克；奥地利的军队驻扎在西里西亚；但是腓特烈大帝不愿接受任何割地求和的主张。军事上他处于守势，不断来回长途奔波，只求退敌而不愿进行大规模决战。要知道，一场大败也许就会要了普鲁士的命。不过，腓特烈大帝拥有显赫的声望以及充足的资源，从而帮助他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逆转。整个1760年，腓特烈大帝依靠他的声望和精神力量活下来。10月1日，劳东率军攻占了希维德尼察。更坏的消息则是1761年老皮特退休，英国政坛的控制权转到毫无经验且狂妄自大的年轻国王以及他的代理人布特手中，相比于击败法国挽救普鲁士，他们更迫切地想要击败国内的辉格党。

1761年1月6日，腓特烈大帝实际上已经作出了割地求和的决定，但到了1月19日，俄罗斯女沙皇伊丽莎白去世了，继位的新沙皇彼得三世退出了反普同盟，转而和普鲁士结盟。尽管彼得三世在7月18日被废黜，但是他的继任者、女沙皇叶卡捷琳娜在外交上持中立立场。7月21日，腓特烈大帝攻占了博克施道夫，随后于10月9日又收复了希维德尼察，同时他的兄弟亨利亲王（被腓特烈大帝称赞为“永不犯错的将军”）也打赢了弗莱堡之战。敌军被全部赶出了西里西亚。

伊丽莎白的去世，以及彼得三世和叶卡捷琳娜的继位，完全补偿了英国的撤销援助和心不在焉的和谈带来的负面影响。现在，参战各方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签署一份和平条约。于是，1763年2月15日，参战各方签署了《胡贝尔图斯堡和约》，七年战争结束了。腓特烈大帝随后支持约瑟夫大公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从而换取了《德累斯顿条约》和《布雷斯劳条约》的确认。西里西亚和格拉茨仍为普鲁士所有。反普大同盟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没有损失一寸领土，腓特烈大帝挺过了这场战争。

虽然表面上《胡贝尔图斯堡和约》只是把1756年的现状确认下来，但对于腓特烈大帝而言，无论是个人还是在政治上，它都是一场胜利。由瑞典、俄罗斯、奥地利、奥地利家族的一些德意志盟国以及法国组成的同盟显然具有压倒性的实力，但很明显，他们没能达到他们羞辱和打击普鲁士的目的。对于玛丽娅·特蕾莎来说，柏林战线已然溃败；收复西里西亚无望；奥地利家族没能恢复到当初的地位；霍亨索伦家族以及北方的普鲁士再也不容忽视，而且他们还会挑战奥地利的权威和他们在帝国施行的政策。腓特烈大帝和普鲁士的一切，包括他的军国主义、他的开明专制、他的包容性的新教主义、他专注于武力和效率的民法、他用无情利己主义指导的政策，都已经在战争和这份协议中重生。

显然，没有英国这位盟友，腓特烈大帝也不会有如此的成绩。大败法军，向普鲁士提供补给，组成英国-汉诺威联军，虽然丝毫无损于腓特烈大帝的赫赫战功，但英国确实在危难当头时救了普鲁士一把。作为英国政策的批评者，腓特烈大帝完全可以争辩说，英国自身的利益确实要求英国继续战斗，直到普鲁士打赢战争，获得实实在在的土地。可他根据自己的原则，把自身置于法庭之外，谴责英国的行为，认为那是对普鲁士国王的背叛。按照腓特烈大帝的评判体系，唯有无情且开明的自我主义才是检验国家行动唯一标准，把这一点套在英国和普鲁士的关系上，一旦英国的利益和普鲁士的利益发生冲突，对于英国而言，当然要优先考虑自身的利益。往最坏的方面想，英国明显只是重蹈了西里西亚战役的覆辙，盟友一旦无利可图或者再无需要时，便可抛弃。而且看得出，在1758到1762年间，腓特烈大帝已经准备好毫不犹豫地抛弃英国或者其他盟友，然后和那些能给出合适条件的列强讲和。

说白了，腓特烈大帝不过是对邻国和对自己用了两套不同的标准。普鲁士自身的需求证明了普鲁士的行动是对的，而其他一切的做法都是错的，这就是腓特烈大帝行事的唯一原则；如果某位盟友或敌人也这样做了，他就会大声地谴责他们。但是对那些不认可凡事受国家理性驱动，从国家利益出发而动用武力的人，他们会觉得腓特烈大帝1763年说的话从头到尾都毫无根据。我们在这里可以简单列出两点：第一，英国没有“抛弃”普鲁士；第二，曾有人细致地研究过了1762年和1763年的外交，英国坚持并成功让法国放弃了法国占领的所有普鲁士领土。无论怎么说，把老皮特换成布特总是令人遗憾的，光是把一位天才换成一位庸才这一点都已经够让人痛心了。

然而腓特烈大帝的努力在英国得到了认可。而在柏林，整个世界都会领教到，感恩之于统治者实则是一项弱点，而在治国伦理中没有一席之地。

1763年，腓特烈大帝的声望达到了巅峰。国王的个性如同奇迹般地与普鲁士的军队、政治相融合，使得普鲁士成功地在反普同盟的围攻中存活下来。普鲁士王国就像普鲁士的军队一样，震动整个欧洲。而作为这套体系的化身，腓特烈大帝成为了众人学习的榜样。到他去世的时候，普鲁士每年的财政收入为2200万塔勒；他还有了一笔5100万的储蓄，按他的计算，这笔钱足够他打8场仗；军队主力达到15万人；许多城堡得到了重建；军火库也建了起来，可以为20万士兵提供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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