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近现代史比较系列之三
——维新三杰与晚清四大名臣
维新三杰是指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等三人。而晚清四大名臣则是指中国晚清的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等四人。在此,我将他们放在一起比较,并不是由于他们在各自国家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相同,而是因为他们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都在一定时期内决定着各自国家的命运。其中的大久保利通还和李鸿章同享“东方俾斯麦”的称号,同时主导着两国间的内政与外事纷争。
出生在萨摩藩的下级武士西乡隆盛,可以说是明治维新的最高领导者,甚至可以说,没有西乡隆盛就没有明治维新。西乡隆盛主张“尊王倒幕”,他采取的策略是“合纵连横”。他的连横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强藩的大名,一个是强藩旗下的改革派。西乡隆盛是主张“开国”的,但为了倒幕,他主张先将“尊王攘夷派”作为盟友,并等待他们放弃攘夷(见【日】坂野润治著《日本近代史》新华出版社2020年版,31页)。事实证明,西乡隆盛的上述做法是对的。也就是因为他的这些做法,和他“倒幕”的成功,他本人被国人称为“大先生”,当上了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但后来,他因主张出兵朝鲜遭到大久保利通等人的反对,而愤然辞职。后又举兵反叛,兵败而死。
大久保利通也是出生在萨摩藩的下级武士。在明治维新中,他最初的功业就是追随西乡隆盛。但在“倒幕”成功后,在是否应该出兵朝鲜的问题上,他与西乡隆盛发生了冲突,并导致了两人的决裂。在维新的路上,大久保利通走得要比西乡隆盛更远。他参加岩仓使节团赴欧美考察。考察归来后,他提出了他的“殖产兴业”理论:“……诚宜开推民业,奖励贸易,其间需巧用机会,厚养理财根基,广拓营商利益(同上书,154页)。”一度,大久保利通也成为日本最有权势的人,他主导政治体制和土地改革,还主导对外事物。但大久保利通最后的结局,却也很悲惨。在西乡隆盛死后的第二年,在他去往皇宫的路上,被同情西乡隆盛的6名刺客从马车里拖下来刺死。
木户孝允是长州藩的武士。在“尊王倒幕”时,他所起的作用,和大久保利通差不多,没有西乡隆盛突出。但在此后的社会变革中,他却走得比谁都远。他在1868年起草了明治天皇的《五条御誓文》,确定了新政权的架构。他在随岩仓使节团赴欧美考察归来之后,又提出要首先制定宪法,保证政府不能恣意而行。此外,木户孝允还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说:“国家的富强扎根于人民的富强。如果人民无知识,贫穷落后,维新就只是一句空话,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努力就必定失败(见詹姆斯.L.麦克莱恩著《日本史》海南出版社2014年版,246页)。”在维新三杰中,木户孝允是死得最早的一个,却也是唯一善终的一个。他是在西乡隆盛与政府军的战争时期中因病死亡的,死前他握着大久保利通的手,在担心着西乡隆盛。据说,他留住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西乡还不适可而止吗?!”
由于文章的篇幅所限,也由于我们熟悉的缘故,晚清四大名臣的业绩,我们就不再这里一一介绍了。但我却想将他们与日本的维新三杰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以确定其在历史上的作用。
无疑,曾国藩、左宗棠二人与西乡隆盛有点像。他们都曾在一定时期内掌握着国家的主要军队,都具有建立一个政权或颠覆一个政权的能力。但是,从社会进步的意义上说,西乡隆盛推动明治维新的进步意义是非常巨大的,而曾国藩、左宗棠二人虽然有平定叛乱的征伐之功,却仍无法摆脱旧制度维护者的角色。但从他们最后的结局来看,西乡隆盛属于执迷不悟之人,他最后的叛乱也源自于他的性格。而在这一点上,曾国藩和左宗棠则为通达事理之人,最后都得以善终。
拿李鸿章与大久保利通比较,是自然而然的。那时,德国出了个铁血宰相俾斯麦,举世闻名。而李鸿章和大久保利通又同时获得了“东方俾斯麦”的称号。大久保利通的“东方俾斯麦”称号主要来源于他对国内改革的坚持,他在任内务卿期间,推出了许多项十分激进的改革,反对的势力很大,但都被他给压制下去了。他的这些改革都对日本在明治时期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李鸿章虽然在个人能力上并不逊色于大久保利通,但却一直在扮演着救火队队长的角色,应对一个又一个对外战争与外交上的失败。作为弱国的谈判代表,其中的滋味是不难想象的。
剩下的一对是张之洞与木户孝允。这二人还真的不太好比较。张之洞有洋务运动兴建铁路、大办工业的经历,有领导东南互保的经历,有注重教育的名声,还是中国几所著名大学的创办人。对张之洞的评价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一直是不错的。他曾被康有为称之为“有天下之望”。谭嗣同称赞他说:“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达权变,讲求实济者,要惟香帅一人。”日本的伊藤博文也对他极为称赞“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而且他一生朴素清廉,死时没留下任何资产。可以肯定的说,木户孝允的知识面以及其所涉猎的领域没有张之洞宽泛,但其在国家制度建设与立宪方面的研究深度,却是要超过张之洞的。
上面,我们对维新三杰和晚清四大名臣的比较,是从其在各自国家的作用的角度出发的,没有比较他们各自的见识。若从见识的角度,晚清四大名臣则远比不过维新三杰。尤其是比不过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虽然李鸿章也有在西方国家游历的经历,却没有学到多少西方的文化与价值观念。而大久保利通的“殖产兴业”理论和木户孝允的“宪法制定论”,即便是放在今天也并不落后。
见识,就是见识!也许,这也是中日两国间差距逐渐拉大的主要原因。
202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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