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
人文学科的诞生、危机与未来
[英] 乔·莫兰 著
陈后亮 宁艺阳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
内容简介
“文科无用论”大行其道，人文学科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危机，在这一背景下，“跨学科”的探索可以有怎样的作为？人文学科何去何从？
乔·莫兰以深厚的学术史意识，探讨了我们如何将知识组织成学科，以及当旧的思维方式变得过时、不相关、不灵活或有了排他性时，如何将其重组成新的知识结构和联盟，或者说是“跨学科”的形式。作者讲述了跨学科变幻激荡的轨迹，追溯福柯、德里达、拉康、克里斯蒂娃、利奥塔等人的开创性实践，探讨了权力理论、女性主义、酷儿理论、精神分析、历史主义、生态批评等如何为人文学科打开全新局面。
人文学科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因为它们关注的是人类凌乱、无边界、无算法规则的状态，旨在研究人类创造意义的整个杂乱过程。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跨学科来寻求改变与超越，鼓励学科之间的交流，并对组织知识的方式保持开放态度。
作者简介
乔·莫兰（Joe Moran），利物浦约翰·莫里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英文与文化史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史、日常生活理论和非虚构性写作，擅长跨学科合作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包括《阅读日常》（Reading the Everyday，2005）、《在路上：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On Roads: A Hidden History，2009）。他也经常为《新政治家周刊》《卫报》《金融时报》等报刊撰稿。
目录
致谢
第二版序
中译本序
导论
学科的兴起
界定跨学科
第一章 跨学科的英文系
英文系的诞生
文学、生活与思想
利维斯与大学
英文系的文化工程
美国的英文系
英文系的倾圮
第二章 文化中的文学
奠基性文献
社会学转向
日常生活的文化
阶级与文化资本
文化价值与知识阶级
第三章 理论与学科
语言学与文学性
解构哲学
精神分析、语言与文化
女性主义与身体
学科的酷儿化
作为元学科的理论
第四章 历史中的文本
文学与历史
马克思主义与文化
知识与权力
文本的历史性
莎士比亚与英国文学
第五章 科学、空间与自然
对经验主义的挑战
作为文化的科学
作为文本的地理
生态批评与科学
万物理论
结论：当今的跨学科研究
对跨学科的批判
学科的幸存
维多利亚研究与文化研究
延伸阅读
参考文献
结论：当今的跨学科研究
本书旨在强调跨学科方法的一些优势：它们可以挑战传统的、过时的思想体系，而这些思想体系是由制度权力结构维系的；它们可以产生创新的理论和方法，为现有学科开辟新的视角；它们可以帮助人们更具创造性地思考自己的学科与大学内外其他做事方式之间的关系。但本书也表明，如果以为通过跨学科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并且可以轻松超越传统学科的不足和排他性，这并不现实。到目前为止，我主要运用历史的考察路径，讨论了过去几十年来这些跨学科的观点在人文学科中是如何发展的。在这个结论部分，我想讨论一些关于跨学科的最新观点，特别是与文学研究相关的方面。用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格雷厄姆·哈根（Graham Huggan）的话来说，跨学科仍然是一个“既时髦又令人担忧的术语”。但近年来，人们不难察觉到人文学科对“跨学科”的轻微反拨，或者至少有人希望更准确地审视其声称比传统学科更大胆、更具知识创造性的主张。例如，一位宗教研究教授罗伯特·西格尔（Robert Segal）抱怨说，“这个词已成为一种咒语。这个概念已成为一项人权……跨学科……正被吹捧成青霉素的知识等价物”。
对跨学科的批判
在他的专著《废墟中的大学》中，比尔·雷丁斯（Readings）对一些雄心勃勃的跨学科主张提出了挑战，同时也质疑了许多人文学科工作者对它不加质疑的接受。雷丁斯对跨学科的批判与他的一个总体认识相联系，即当代西方大学已经成为“跨国官僚公司”，它们只知道追求利润，围绕一个空洞的“追求卓越”的概念而被组织起来。他认为，“跨学科”这个术语的模糊性和可塑性意味着它可以很容易地被用于追求市场化大学的目标：“我们可以以卓越的名义跨学科，因为这样便可以保留先前存在的学科界限，前提是它们对整个系统不会提出更大的要求，也不会对其成长和整合制造障碍。”
换句话说，雷丁斯认为，跨学科研究既可能是出于大学管理预算和灵活应对市场需求的目的，也可能是为了知识对话与合作这样的可贵目标，因为将系别合并到跨学科规划中可以是一种精简和压缩成本的形式。霍尔·福斯特（Hal Foster）同样指出了一些大学管理者可以“把跨学科投资作为节俭成本的方案”。他认为，在试图超越学科知识之前，我们需要接受学科知识的必然性，否则很可能产生一种对所有人都免费的知识，而不是开创性的学术形式：
即使在20年前，也有非常严格的学科规范：学科警察说了算！现在不是这样了。今天，有太多声称是跨学科的工作对我来说似乎是非学科的。要想跨学科，你首先必须得进入学科——以一门，最好是两门学科为基础，在把它们互相比对之前，先了解这些话语的历史性。现在，许多年轻人在从事学科工作之前就从事跨学科工作。结果是他们常常陷入折中主义，在哪一门学科上也没什么作为；这与其说是一种学科越轨，不如说是一种学科熵。
雷丁斯和福斯特并非攻击跨学科，而是批判那种认为它本身就是激进的或创新的，并且可以超越大学作为一个经济文化机构的地位的看法。正如我在本书中试图论证的那样，不存在非学科的、非结构化的知识；因此，这些论点能够有效地吸引人们注意跨学科的机构投资，看看它如何与它所批判的学术等级制度相互牵连。
雷丁斯和福斯特都认为跨学科研究代表了大学的未来。雷丁斯认为，跨学科的知识和制度之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学科结构在市场需求的压力下正在破裂”。北美大学的近期前景将是“在一所由众多职业型学院组成的集群中，出现越来越跨学科的普通人文学科系别”，而这也将伴随一个不可避免的“美国化”过程而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榜样。这也是雷丁斯针对市场在当代大学中打破现有体制和政府结构方面所发挥作用的总体看法的一部分。但他低估了公立背景和当代大学中现有等级制度的存在。
雷丁斯关于“公立”大学在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即将倒闭的观点可能更适用于美国大学制度，而不是像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更受政府控制的大学制度，在那里，大学与企业的联系仍然不如与政府财政机制的联系紧密。但雷丁斯和福斯特都指出了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是本书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正面讨论的问题。那就是，跨学科不仅是一个知识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教学和学术研究并非出现在政治真空中。大学也是领地性的机构，在其中工作的学者经常与其他部门的同事进行“地盘争夺战”。注重学科专业院系利益的学者和管理层面的管理者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后者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在整个大学内平衡预算和创造收入。
在这个背景下，雷丁斯和福斯特的焦虑——大学管理者之所以提倡跨学科，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打破根深蒂固的学科等级制度和吸引学生“消费者”的好方法——现在也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被表达出来。比如，哈根担心“越来越频繁地要求跨学科和跨院系合作可能是大学管理层用来诱惑各院系和其他更大的管理单位参与其自己的马基雅维利式成本削减计划的塞壬之声（siren-songs）。” 英国批判理论家托马斯·多切蒂（Thomas Docherty）也对这种新的市场主导文化心有疑虑，他认为“跨学科是……一句空话：就像'现代化’一样，它虽然没什么意义，却依然有着巨大影响”。对多切蒂来说，不断要求更加跨学科的呼声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它认为学科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限制性的、惩罚性的或排他性的，正如其最常见的字典意义“纪律”（discipline）所意指的那样。在当时，有很多激进的言论要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认为它们阻碍了创造力和创新思维。正如多切蒂所说，“就像20世纪60年代要打破一切传统，我们让我们的学科像一盏无政府主义的熔岩灯（lava lamps）一样相互渗透”。他指出，不管它表面上怎么辩驳，这种想法都“与那种认为做研究就是不断生产出无穷无尽的、可商品化的新思想和新奇事物的市场化方法互相共谋：一种熔岩的新形态”。对多切蒂来说，跨学科的紧迫性实际上在于政府想要控制学术界生产的观点和研究成果，使其可被市场化利用，而不是作为小圈子独占的艰深之物。多切蒂愤怒的矛头所指主要目标是英国政府资助的各类基金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为学术研究项目拨款，并不断谈论“跨学科”的好处。例如，艺术与人文研究基金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围绕“宗教与社会”“科学与遗产”“流散、移民与身份”和“景观与环境”等一系列跨学科主题进行招标，拨发了大量研究资助。在这些广泛的主题中，跨学科协作和相互促进的价值往往被简单地理解为不言而喻。
多切蒂明确指出，打破学科疆界的愿望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解放。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许多革命性言论已被吸纳进现代市场观念的人。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伊芙·夏佩罗（Eve Chiapello）也同样声称，他们所谓的“新资本主义精神”容纳了19世纪波希米亚城市文化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艺术批判”的要素，并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中达到顶峰。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的管理文献进行考察，他们认为这种新的“联系主义的”（connexionist）资本主义强调灵活的实践和扁平的等级制度，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自由意志主义左派哲学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后者也重视自我表达和自我管理，而不是官僚制度下的循规蹈矩。
大学管理者所青睐的跨学科模式可以说是对现代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呼应，即不受监管的市场从根本上讲是平等和民主的，有助于扫除过时的等级制度和低效的官僚机构。这种跨学科模式当然符合现代商业的说辞，尤其是美国的人际关系管理理论，该理论更强调团队分工与协作，而非僵死的规章和等级制度。在现代大学中，就像在现代商业中一样，协同、合作和“创造性的伙伴关系”被视为毋庸置疑的好东西，甚至它们本身就是目的。英国各类研究基金会目前的一个流行词是“沙坑”（sandpit），即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小组被召集在一起，围绕一个特定主题进行几天的讨论，并鼓励他们建立跨学科合作伙伴关系，然后再竞标获得资助。一些学者认为“沙坑”一词明显太幼稚，它意味着跨学科研究将从好玩有趣的创造性互动中产生。
多切蒂正确地提醒人们，在这种新语境下，“学科”这个概念——无论是指狭义上的“学术”还是指更广义上的其他事物——并非本质上就是错的。事实上，学科对于所有优秀的写作、研究和思考都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危险是存在的，即，如果没有明确的理由或合理性，跨学科工作只会带来一种模糊、乏味的折中主义。同样值得指出的是，跨学科可能受制于人类智力上的局限。鉴于大多数人文学科的研究（即使是涉及合作的研究，如编写各种文集）仍由学者独立完成，这些人可能很难熟悉两个或多个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素材，同时又不致产生严重的知识漏洞。学科可能只是人为构建之物，但这种人为性是有原因的：没有人能通晓一切。
2006年，玛乔瑞·嘉伯（Marjorie Garber）在就任现代语言协会主席发表的演讲致辞中也提到了这其中一些担忧。现代语言协会是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文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专业协会。她以一个问题开始了她的演讲：“为什么今天'仅仅’研究文学是如此可疑的？”嘉伯注意到，那些只聚焦于单个作家、按照传统方式完成博士论文的毕业生很难在文学研究领域找到学术性工作。相反，她看到有很多博士论文 “在讨论小说、戏剧或诗歌时，只是把它们视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它们是一扇窗户，我们透过它可以看到文本之外的世界，比如文化欲望、动机、焦虑或偏见的症候等等”。她认为，无论目前的跨学科文学研究如何，“有一门学科显然是缺失的，而这就是古希腊人所称的诗学（poetike）”。嘉伯认为，文学学者往往不愿意讨论他们正在研究的广泛文本的文学性质，这让人觉得很奇怪，因此“将当代文学研究者所从事的主要活动称为其他学科的（other disciplinary）而非跨学科的可能更为准确”。
然而，嘉伯以乐观的看法结束了她的演讲：“一个幽灵仍在学术界游荡，那就是文学的幽灵”。她认为，文学研究的根本内核不可能如此轻易地被抛弃，文学学者最终会回归他们最初的诗学学科：
我们这些教授文学的人可能会发现，我们的专业知识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现在是时候相信最初把我们带到这个领域的文学本能了，同时也是时候去认识到我们需要的是在我们自己的学科中进行更多理论的、历史的和批判性的训练，而不是贪恋追求其他学科，那些学科之所以看上去有些诱人的异域情调，只是因为我们并未真正去实践它们。
在许多方面，这些怀疑的声音是对斯坦利·费什（我在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结尾处曾做过讨论）所提出的论点的改写，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再次呼吁文学评论家去教授分析技能和专业化知识，而不是把自己塑造成“道德学家、治疗师、政治顾问和全球变革的推动者”。现在的区别是，这一论点是由批评者提出的，他们并不像费什一样曾被描述为政治保守派，他们过去的工作也不像费什那样是无可争议的跨学科。嘉伯是视觉和环境研究以及英文研究教授，她最近从擅长的莎士比亚研究中走出来，转而去研究变装、双性恋和不动产等多种话题。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的作品范围也很广，基本不大可能被指责是纯文学研究，他在《如何阅读诗歌》——书名本身就暗示了一种回归基础的方法——一书的开头就做出了和嘉伯相似的举动。他写道：“我最初想到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意识到，最近我遇到的文学专业学生几乎没有一个人练习过我自己曾被训练过的那种文学批评。就像盖草房或跳木屐舞一样，文学批评似乎成了一种即将消亡的技艺”。伊格尔顿表示，如今，学生们倾向于只对文本进行“内容分析”：
他们描述文学作品，复述其中发生的事情，也许还加入一些评价性的议论。为了在技术上与语言学相区别，他们将诗歌视为语言，而不是话语……如果只阅读这些作品内容分析，我们很难想象它们原本应该是关于诗歌或小说的讨论，而不是关于现实生活中所发生事情的讨论。被忽略的是作品的文学性……他们对待这首诗就像是诗人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选择了一行行地写下他或她对战争或性的观点，而这些诗行却没有结尾。也许电脑卡住了。
应当指出，伊格尔顿并没有把这种情况归咎于跨学科；像任何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资本主义才是他批判的对象。他认为，“它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套抽象的观念，这才是罪魁祸首。给我们的语言敏感性造成破坏的是无深度的、商品化的、即视易辨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包括其肆无忌惮的符号使用、计算机化的信息交流和对'经验’的光鲜包装”。虽然伊格尔顿没有提到“跨学科”这个词，但这里与多切蒂的论点有相通之处。两者都认为，现代市场规律鼓励创造一个模糊的、缺乏学科性的知识大杂烩。如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言来说，商品资本主义是一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世界，那么我们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些深思熟虑、一些严谨、一些规范。
学科的幸存
虽然针对跨学科的这些批评也不无道理，但在我看来似乎言过其实，他们低估了学科在当代大学里的生存能力。例如，除非你坚定立足于某个学科，而且实际上还需要有一个公认的专业，否则很难在大学里找到一份教职。学术职位的招聘广告往往出现在“18世纪文学”或“维多利亚研究”等领域，尽管对其他课程教学知晓一二也通常会有所帮助。学科依然存在的现象在英国尤为明显，因为英国的学术预算主要受政府控制。比如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和英格兰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这些国家机构会评估大学正在做什么，并相应地为它们提供资金，对跨学科实施制度约束。科研评估和教学质量审查有助于通过监测可测度的单元内的标准来强化学科界限，这通常是在专家评估员或特定学科专家小组的帮助下进行的。这些监测结果会给出排行榜和其他“业绩指标”，不仅用于指导资金决策，而且还会在报纸和其他媒体上刊登，有助于推销与那些学科相关的学位和院系。特别是，政府发起的科研评估活动（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和紧随其后的卓越研究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在很大程度上由各个学科管理和控制。尽管政府尽最大努力将经济盈利能力和其他形式的“知识转移”作为评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因素是所谓的“隐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对某一特定学科的同行评审，即在某一特定领域工作的国内或国际学者网络，其范围超出了任何大学或机构。
在竞争激烈的本科生市场向学生推销学位，以及在竞争同样激烈的研究生市场向雇主出售学位，也都有助于强化学科。目前对“毕业生素养”（graduateness）的强调，即学生应该在毕业时获得并展示出专业技能和知识，通常与特定学科有关。人们越来越重视专业培训和专业知识，毕业生需要掌握某个特定学科的公认技能，这强化了传统的知识等级。付费学生（以及可能为他们提供资助的父母）想知道他们的学位在大学以外的市场上的价值，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像英文这样的学科逐渐发展为一个公认“品牌”，一家拥有巨量文化资本的“老字号银行”，进而吸引潜在的学生和雇主。举一个例子，我自己的系不得不将其名称从“文学、生活与思想”（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提到的，这也是剑桥大学第一个英文学位的名称）改为“文学和文化史”，最后又改为“英文系”，部分原因是出于实用考量。为了了解我们的跨学科英文课程，未来的学生需要能够在大学和学院招生服务手册中的所有其他“英文”学位中找到它。
考虑到所有这些经济和制度因素，学科似乎仍将是当代大学的一股强大力量。套用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话说，关于学科死亡的传言被夸大了。目前，英文系的研究范围涉及文学、文化史、文化研究、哲学、精神分析、政治学、社会学、艺术史、语言学、科学哲学和许多其他领域。甚至可能还有在这个系里工作的人很少或从不学习人们通常理解的“文学”。但英文作为一门学科仍然存在：它有其独立的组织单位、专业期刊、专业团体和协会以及它作为一个品牌名称的市场潜力，也许最重要的是，它还有它的学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学科既是制度和经济实用主义的产物，也是知识合理性的产物，这意味着即使它们的方法论和理论假设受到挑战，它们也往往会继续存在。但这也是因为跨学科方法与更传统的观点并存：目前在英文系开展的一些工作与该学科诞生以来文学学者所做的工作没有根本区别，例如，溯源考据、文学传记和历史、严密的文本分析以及生产权威批评文本等。
就目前情况而言，英文学科融合了学科和跨学科观点的复杂组合，这反映在以它的名义设置的大学课程的宽泛和多样性上。尽管存在这种多样性，但我们仍可以发现许多英文课程的教学方式在过去几十年间的总体变化，这是对我在本书中探讨的一些跨学科发展的回应。例如，我们现在可能不再强调从《贝奥武夫》到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及之后这样的历史覆盖面，因为这种学科广度现在一般被认为不如向学生介绍跨人文学科的重要议题、争论和研究问题更重要。除了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或体裁模块（如1900—1950年间的英国文学或浪漫主义诗歌）之外，还可能有一些基于特定理论方法（例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或精神分析）的模块或主题课程，或者围绕某个中心主题（如城市、奴隶制、童年、战争等）去探讨广泛的（文学和艺术）再现领域。
也许最重要的发展是文学经典的不断修订和扩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所谓的“文化战争”有关，这场战争常常火药味十足，试图在英文学位课程中引入更多的种族和性别多样性话题。但在学术研究中，这一经典的扩展可能同样受到跨学科冲动的影响，特别是用其他类型的文本，如通俗小说、旅游写作、儿童文学、自传，甚至科学和医学文本来补充高雅文化创意写作，后者是文学研究的传统主题。通常，从经典文学文本向边缘或非文学文本的转变是因为经典似乎被过度研究和重写，所以对新的批评见解不够开放。数字人文领域的不断扩大是促进这种边缘文本使用的催化剂之一，它对传统的文本性观念进行了电子化颠覆。数字档案不分文化等级，人们通过简单的文字搜索就可以在广泛的文本库中得出查询结果。正如威廉·B. 华纳（William B. Warner）和克利福德·西斯金（Clifford Siskin）所说，“我们的新电子数据库通过恢复早期的、完整意义上的'文学’的真实范围，帮助打破了'文学’这一魔咒”。对19世纪文学的研究尤其如此，可能是因为这是一个印刷文化大规模扩张的时期，而同时这一时期的作品也基本上不再受到著作权保护。例如，有几个主要项目将维多利亚时代的期刊数字化，大英图书馆将许多19世纪的报纸——包括地方报纸和全国性报纸——数字化。在数字时代，文学正成为最广义上的“印刷文化”。
近年来，在跨学科的文学研究中，也出现了从哲学重新转向英文研究的传统伙伴——历史——的趋势，尤其是出现了远离我在第三章中讨论的“宏大理论”（big theory）的趋势。德里达、拉康、福柯和巴特等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在20世纪末对人们理解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他们的著述如今却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广泛引用。现在，英文专业课程中通常也不再有一个特定的“理论”模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理论已经完全融入这个学科中，不再需要被明确地打出旗号；另一部分原因是，在与抽象的理论纠缠了多年之后，知识风尚现在发生了变化，人们渴望回归“真实”（the real），尽管有关“真实”这个词语的定义仍然复杂不清。在英语文学研究中最常见的现象是，理论热被人们通常所说的“新历史主义”所取代，这是一种将文学与文化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并产生了许多具体应用。
（为方便阅读，内容有所删减，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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