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徐志摩

　　近日，一批关于梁启超及胞弟梁启勋的“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在北京公开露面，而一部为梁启超所作的传记也在本月面世。

　　梁启超，这个民国时代最重要的学者、改革家之一，他是怎样成长的，他有过怎样的婚恋，他与康有为、谭嗣同、袁世凯、蔡锷、孙中山等人是如何交往、应对的，对弟子徐志摩又有着怎样的期许和痛惜，这一切都在这部传记中一一呈现。本文缩编有关梁启超与徐志摩的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解玺璋　　

　　徐志摩拜梁启超为师，是在1918年6月，经其前妻张幼仪之兄张君劢的介绍，成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　　

　　崇敬

　　他在拜见梁启超后，即离开北京大学南下，准备于8月14日赴美，入美国克拉克大学读书。在家乡，他给老师写了一封信。据《历史的另一角落》记载，张幼仪在晚年的自述中曾提到，徐曾在家信中说，这是一封措辞谦卑的信函，表达他的敬意和热爱。在《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中虽未记录这封信，但也提到了徐写信回家告知经张君劢介绍拜师一事。

　　可惜，这封家书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则收录了徐志摩的《上梁师任公函》：　　

　　夏间趋拜榘范，眩震高明，未得一抒其愚昧，南归适慈亲沾恙。奉侍匝月，后复料量行事，仆仆无暇，首途之日，奉握金诲，片语提撕，皆旷可发蒙，感抃乍会至于流涕。具念夫子爱人以德，不以不肖而弃之，抑又重增惶悚，虑下驷之不足，以充御厩而有愧于圣门弟子也。敢不竭跬步之安详，以冀千里之程哉？（《徐志摩：年谱与评述》20页）　　

　　这封信写得文绉绉的，不像一封完整的信函，但其极简短的文字，仍把徐志摩对梁启超的崇敬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毕竟梁启超不是一般的先生，他的接纳，真的让徐志摩受宠若惊。由于徐志摩两个月后就要赴美留学，梁启超特意写信给他，并赠他《饮冰室读书记》，两千余言以壮其行。徐志摩有两篇杂记，是陈从周所辑，据说写于美国或英伦游学时期，可见梁启超及其著作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其一：

　　读梁先生之《意大利三杰传》，而志摩血气之勇始见，三杰之行状固极壮快之致，而先生之文笔亦天矫若神龙之盘空，力可拔山，气可盖世，淋漓沉痛，固不独志摩为之低昂慷慨，举凡天下有血性人，无不腾攘激发，有不能自己者矣。（同上，108～109页）　　

　　其二：

　　二十九日读任公先生《新民说》，及《德育鉴》，合十稽首，喜惧愧感，一时交集。《石头记》宝玉读宝钗之《螃蟹咏》而曰：“我的也该烧了！”今我读先生文亦曰：“弟子的也该烧了！”（未免轻亵！）（同上，110页）　　

　　透过这些只言片语，我们或许能够体会到，这个二十出头的青年是如何被梁启超那富有魔力的文字所打动的。事实上，徐志摩认识梁启超可能更早。他至少有两个途径接近梁启超：一个是张君劢，他的妻兄；一个是蒋百里，他称作“福叔”。蒋百里乳名“福”，是他姑丈蒋谨旃的族弟。徐志摩到北京大学读书，就住在锡拉胡同蒋宅。而蒋、张二人都对梁启超执弟子礼。这时的徐志摩才华已经显露出来，虽然他的样子显得很顽皮，但是，他的学养在同辈青年中是出类拔萃的。他们把徐志摩介绍给梁启超也就很自然了。

　　规劝

　　这时是1921年，大约就在这一年，他认识了林徽因。不过，按照蒋百里的说法：“志摩出国之前，在北京见过林徽音（因），那时的她，虽然年纪小，但已经很动人了。梁公子送徽音（因）欧游，还是两条小辫子在头上甩了甩。那时，志摩的热情、思想、文学的天才正在欧洲开花。毛头小姑娘大起来是快的，尤其是海风一吹，欧洲物质文明的环境里一住，看她像春天里的花苞，经过一阵和风，经过一阵阳光，经过一阵雨露，开了，开了！天生成的尤物，到世上来找美的，找情的，恰巧遇到了志摩。好极，好极了，今天一封信，明天一封信。志摩回来了，徽音（因）病倒了。”（《蒋百里评传》，141页）这种充满生动细节和情感的叙述，或可聊备一说。而张幼仪到英国应该是在1920年底。据《徐志摩全集》记载，张幼仪的赴英，是徐志摩写家书要求的。不过，张幼仪来了以后，他们的夫妻生活过得并不愉快，甚至一步步走到了尽头。1922年3月，张幼仪生下她与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不久，徐志摩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爱上了林徽因。

　　徐志摩死后，胡适有一篇《追悼志摩》，是为他辩护的。胡适是徐志摩最要好的朋友，徐对别人不能说的话，都可以对胡适说。胡适也自认为是最懂徐志摩的，他说：

　　他（徐志摩）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而在胡适看来，徐志摩一生最受诟病的离婚和再婚，正是“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想的追求”。

　　因为以青年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来看，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

　　胡适在这篇悼文中也提及梁启超对爱徒的反复规劝：　　　

　　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所以民国十二年（1923年）任公先生曾写一封很恳切的信去劝他。在这信里，任公提出两点：“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贴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

　　任公又说：“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邑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十二年一月二日信）

　　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就会死，就会堕落，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均引自《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胡适》，106～108 页）

　　然而恩师的规劝在此时却为徐志摩所不能接受和承认，在他答复梁启超的信中，第一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痛苦来换自己的快乐，第二虽承认恋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也认为不能不去追求，而且认为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

　　胡适这里所说，只是一面之词，不足以反映事情的全貌，考虑到他与徐志摩的亲密关系，有些具体的情节他似乎也不便说。而梁启超对徐志摩的批评，又由于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恋爱关系，看上去是打了折扣的，并不十分有力。而且，夫妻二人情感如何，终归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旁人是很难置喙的，中间的微妙复杂，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心领神会，说得真切。再有，对婚姻的态度固然受到某种人生观的支配，可以说得堂而皇之，但具体到两个人的情感，所受伤害及内心的隐痛，也不是旁人可以体会和代为品尝的。在这个意义上，张幼仪的晚年口述记录就显得非常难得和重要。从《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中，我们可以得知，在张幼仪看来，在离婚的过程中，徐志摩不仅未曾给张幼仪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的机会，而且完全忽略了一个刚刚生育不久的母亲的感情，使得她根本没有机会对自己的人生作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