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关键词：毛宗岗；《三国演义》；比较批评
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批评，虽然向来为学术界所重视，并且人们对毛批的研究已经很深细，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毛批中仍然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毛宗岗在批评《三国演义》时，非常善于运用比较手法，并且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几乎无人问津。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愿就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比较批评，略谈一二，就教同仁。
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并非就《三国演义》而论《三国演义》，而是经常将《三国演义》与其他不同类别作品进行比较，用以揭示《演义》艺术上的独到之处，这对于读者深入理解《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毛宗岗在评点中喜欢把《三国演义》与历史著作进行比较。
在阐述《三国演义》“叙事之妙”时，毛宗岗就曾把《三国演义》与《史记》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说：
《三国》叙事之妙，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读三国志法》）①(P14)
毛宗岗认为《三国演义》“叙事之妙”与《史记》相“仿佛”，但是他却指出《三国演义》“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
何以如此？毛宗岗认为：
一是《史记》叙事“各国分书，各人分载”，“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而《三国演义》则“合本纪、世家、列传总成一篇”。由此，我们自然想起了二知道人蔡家琬对《红楼梦》的评论：“盲左、班、马之书，实事传神也；雪芹之书，虚事传神也。”“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太史公之书高文典册，曹雪芹之书假语村言，不逮古人远矣。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假语村言不啻晨钟暮鼓，虽稗官者流，宁无裨於名教乎。况马、曹同一穷愁著书，雪芹未受宫刑，此又差胜牛马走者。”（《红楼梦说梦》，见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1月）
二是《史记》“分则文短而易工”，而《三国演义》“合则文长而难好”。毛宗岗从而充分肯定了《三国演义》的“叙事之妙”。这样的对比分析，使人不禁想起了金圣叹对《水浒传》与《史记》的比较，金圣叹认为：“《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之。”金圣叹进而指出《水浒传》是“因文生事”，而《史记》则是“以文运事”，并且高度评价了前者。②(P18)尽管毛宗岗与金圣叹二人的出发点并不一样，在对《三国演义》与《史记》的比较分析中各有所见，各有所得，但是他们都认为小说在创作上难于历史著作。
为了进一步说明《三国演义》“叙事之妙”，毛宗岗还将《三国演义》中的场面描写同《史记》进行比较，其中所作分析颇为深细，很有说服力。《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的场面描写尤为悲壮。刘备被曹操大军追杀，千钧一发，危急万分。可仁慈宽厚、爱民如子的刘备却不忍心抛弃随行逃难的百姓，于是只好带着他们渡江。小说作者在这一场面中不仅饱含深情地刻画了刘备仁爱善良的性格特征，而且也表达出对百姓苦难的深切同情。这一场面艺术感染力极强，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毛宗岗对这一场面极为欣赏，于是他在这一回回首总批中指出：
凡叙事之难，不难在聚处，而难在散处。如当阳、长坂一篇，玄德与众将及二夫人并阿斗，东三西四，七断八续，详则不能加详，略亦不可偏略。庸笔至此，几于束手；今作者将糜芳中箭在玄德眼中叙出，简雍著枪、糜竺被缚在赵云眼中叙出，二夫人弃车步行在简雍口中叙出，简雍报信在翼德口中叙出，甘夫人下落则借军士口中详之，糜夫人及阿斗下落则借百姓口中详之，历落参差，一笔不忙，一笔不漏。又有旁笔，写秋风，写秋夜，写旷野哭声，将数千兵及数万百姓无不点缀描画。予尝读《史记》，至项羽垓下一战，写项羽，写虞姬，写楚歌，写九里山，写八千子弟，写韩信调兵，写众将十面埋伏，写乌江自刎，以为文章纪事之妙莫有奇于此者，及见《三国》当阳、长坂之文，不觉叹龙门之复生也。（41回）(P406)
《史记·项羽本纪》中的“垓下之战”写得的确非常精彩，向来脍炙人口，为后代读者所津津乐道。宋代朱熹评曰：“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清代吴见思亦云：“一腔愤怒，万种低徊，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认为“会垓下处”等地方，“精神笔力直透纸背，静而听之，殷殷阗阗，如有百万之军藏于隃糜汗青之中，令人神动”。③清代周亮工也指出：“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弟子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④李晚芳甚至认为这样的描写“千古无二”⑤可见人们评价之高。而毛宗岗则认为，“及见《三国》当阳、长坂之文，不觉叹龙门之复生也”，所说是很有见地的。“《三国》当阳、长坂之文”，悲剧风格和叙事特点与“垓下之战”相比，真可谓异曲同工。
《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刘备送别徐庶一节，写得情景交融，动人肺腑，很有诗意。由于曹操囚禁徐母，刘备与徐庶不得不分离，他们依依惜别，难以割舍。二人分手后，刘备立马林畔，久久怅望，一时突发奇想，要尽伐前面树木。人们不晓个中原因，询问何故，刘备却答之以“因阻我望徐元直之目也”。毛宗岗在对《三国演义》的评点中，独具慧眼，看出了这段描写的鲜明画意和浓浓诗情，于是他在这一回回首总批中饱含深情地写道：
观玄德与徐庶作别一段，长亭分手，肠断阳关，瞻望弗及，伫立以泣。胜读唐人送别诗数十首，几令人潸然泪下矣。（36回）(P354)
“唐人送别诗”大都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其实《三国演义》在这里分明化用了“唐人送别诗”的意境。岑参送武判官有诗云：“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4] (P353)李白送孟浩然有诗云：“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5] (P734)岑参、李白二人的诗句看似不同，一写边关雪中送别，一写内陆水边送别，其实所表现的情感和所用的艺术手法却是一样的，即都是以主人伫立怅望来表现对友人的惜别之情，不直接言情而情尽在其中。显然《三国演义》把二诗这样的意境化用在刘备送徐庶的描写中了。尤其是小说写刘备不仅是停留在伫立怅望，而且还写其突发欲尽伐挡住自己视线的树木的奇想，而这又超越了二人诗句的意境，是对诗意的进一步拓展和升华。所以毛宗岗读到此处，才有“胜读唐人送别诗数十首，几令人潸然泪下矣”的批语。
不惟如此，在第三十六回的行间批语中，毛宗岗又进一步把《三国演义》这样的描写与江淹的《别赋》和王实甫的《西厢记》作了比较。如，他在“玄德哭曰：‘元直去矣！吾将奈何？’”处批道：
只此一句，抵得江文通《别赋》一篇。P359
在“玄德曰：‘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处他又批道：
《西厢》云：“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玄德之望元直也似之。P360
这样的批语也很难得，它不仅很好地体现出了毛宗岗的艺术眼光，而且还能够引导读者去深入体味小说描写的特殊情境，尤其是小说人物的细腻感情。
类此者，还有第三十七回回首毛宗岗写下的一段批语：
玄德望孔明之急：闻水镜而以为孔明，见崔州平而以为孔明，见石广元、孟公威而以为孔明，见诸葛均、黄承彦而又以为孔明。正如永夜望曙者，见灯光而以为曙也，见月光而以为曙也，见星光而又以为曙也，又如早夜望雨者，听风声而以为雨也，听泉声而以为雨也，听漏声而又以为雨也。《西厢》曲云：“风动竹声，只道金珮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玄德求贤如渴之情，有类此者。孔明即欲不出，安得而不出乎？（37回）P362
这里毛宗岗把“玄德望孔明之急”与《西厢记》中的“风动竹声，只道金珮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进行类比，同样很好地揭示了《三国演义》这段描写的意境之美。
第三，毛宗岗在评点中还把《三国演义》与其他古典长篇小说进行比较。
小说与历史著作毕竟有很大区别，光拿历史著作与小说进行比较，的确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同样，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在艺术上也是有明显的不同的，总拿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与小说进行比较，也未必能够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于是毛宗岗便又把《三国演义》与其他古典长篇小说进行比较。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比较《三国演义》与《西游记》说：
读《三国》胜读《西游记》。《西游》捏造妖魔之事，诞而不经。不若《三国》实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也。且《西游》好处《三国》已皆有之。如哑泉、黑泉之类，何异子母河、落胎泉之奇。朵思大王、木鹿天王之类，何异牛魔、鹿力、金角、银角之号。伏波显圣、山神指迷之类，何异南海观音之救。只一卷“汉相南征记”便抵得一部《西游记》矣。至于前而镇国寺，后而玉泉山；或目视戒刀脱离火厄，或望空与语，有同棒喝。岂必诵灵台方寸，斜月三星之文，乃悟禅心乎哉。（《读三国志法》）(P14)
此卷有假姜维，前乎此有假张飞矣。假张飞有二，一则张飞所以赚严颜；一则张飞所以赚张郃。而假姜维不容有二，乃孔明所以困姜维。试以《西游记》拟之，则前之假张飞，是孙行者毫毛所变之假行者也；后之假姜维，是六耳猕猴所冒之假行者也。同一假，而或自假之，或不自假而他人假之。然则《三国》之幻，殆不减《西游》云。（93回）(P919)
毛宗岗比较了《演义》与《西游记》，认为“读《三国》胜读《西游》”，因为“《西游》捏造妖魔之事，诞而不经。不若《三国》实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也”。并且进一步指出“《西游》好处《三国》已皆有之”， “《三国》之幻，殆不减《西游》”。我们认为，《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二者各有优长，亦各有其短，一般说来不能简单进行对比。毛宗岗从个人的好恶出发，对这两部作品有所轩轾，这本身未必完全合适。但是他对这两部作品所作的比较批评，还是能够让人体会出这两部作品各自的特点的，至少对读者理解《三国演义》本身的艺术风格和特点还是很有益处的。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还把《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进行比较，指出：
读《三国》胜读《水浒传》。《水浒》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足能匠心之为难也。且三国人才之盛，写来各各出色，又高于吴用、公孙胜等万万者。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读三国志法》）(P14)
毛宗岗认为“读《三国》胜读《水浒传》”，其理由有二：
一是“《水浒》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足能匠心为之难也”。
二是“三国人才之盛，写来各各出色，又高于吴用、公孙胜等”。
所以毛宗岗说“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
关于第一点，平心而论，毛宗岗所说并不高明，甚或带有一定的偏见；但是在第二点中，毛宗岗却的确说出了《演义》高于《水浒传》的地方，因为《水浒传》中吴用、公孙胜等人物形象的确苍白扁平，不够丰满，不论个人能力和性格特征都不及《演义》中的同类人物。
谭帆《古代小说评点简论》（山西人民出版社）曾指出：“毛氏批本在理论批评方面直接继承了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传统，尤其在评点的外在形式和评点笔法上确乎是‘仿圣叹笔意为之’。但由于所评对象不同，故而在理论观念上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如关于小说的虚构与史实的关系问题。《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自有其与其他小说不同的创作法则和特性，即其有一个与历史史实的关系问题。一般认为，毛批本倾向子‘实录’准则，肯定作品‘实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的特性，但仔细分析，其实并非完全如此。首先，毛批本在《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比较中，确乎肯定《三国演义》，‘读《三国》胜读《水浒传》，《水浒》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为难也’(《读法》)。可见，毛氏所肯定的其实并不是所谓“实录”问题，而是从艺术匠心的角度，即《三国演义》是在历史史实的制约下写出的绝妙文章，故其创作明显难子《水浒传》。……”“其次，毛批本一方面肯定《三国演义》以‘天然妙事’写出‘天然妙文’，同时常常以《三国演义》与‘本可任意添设’的‘稗官’对举，指责其不能如《三国演义》那样写出‘绝世妙文’。如第二回总评：‘三大国将兴，先有三小丑为之作引，三小丑既灭，又有众小丑为之余波。从来实事，未尝径遂率直，奈何今之作稗官者，本可任意添设，而反径遂率直耶?’不难看出，评者其实并不反对‘虚构’，只是讥讽那些不能‘虚构’出‘绝世妙文’的作者。”“再次，在对作品的具体批改中，评者虽也删去一些‘后人捏造之事’，但对那些有利于表现人物性格，却明显违背历史史实的内容，如关云长‘单刀赴会’、‘千里独行’、‘义释华容道’等照样加以赞美。可见，评者对于虚构内容的增删标准主要还在于艺术价值的高低。”
与此相近，毛宗岗在评点中还曾把《三国演义》与《列国志》进行比较，他在《读三国志法》中指出：“读《三国》胜读《列国志》。夫《左传》、《国语》诚文章之最佳者，然左氏依经而立传，经既逐段各自成文，传亦逐段各自成文，不相连属也。《国语》则离经而自为一书，可以连属矣。究竟周语、鲁语、晋语、郑语、齐语、楚语、吴语、越语八国分作八篇，亦不相连属也。后人合《左传》、《国语》而为《列国志》，因国事多烦，其段落处，到底不能贯通。今《三国演义》，自首至尾读之无一处可断其书，又在列国志之上。”由此可见，毛宗岗更注重故事完整的小说。
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还经常把《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与历史人物进行比较，从而加强了《三国演义》的历史感，也能够启发读者的深入思考。
毛宗岗在评点中很喜欢拿《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比历史上的刘邦。
如在第三十回的总批中，毛宗岗就将《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袁绍与历史上的刘邦、项羽进行对比，指出：
项羽与高帝约割鸿沟以王，而高帝欲归，若非张良劝之勿归，楚、汉之胜负，未可知也。今袁绍与曹操，相拒于官渡，而操以乏粮而欲归，若非荀彧劝之勿归，袁、曹之胜负，亦未可知也。读书至此，正是大关目处，如布棋者满盘局势，所争只在一着而已。[1](P293)（30回）
的确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三国演义》所描写的官渡之战中的曹操、袁绍与历史上楚汉相争中的刘邦、项羽确实有某些相似之处，毛宗岗的评点便指出了这一点，并进而总结出他们胜败的原因，突出了刘邦和曹操善于听取他人意见的胸怀，而这便会使读者眼界更加宽广，思路更加开阔，能够由小说中的官渡之战而联想到历史上的楚汉相争，这样的评点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说毛宗岗上面这则批语重在突出曹操与刘邦的相似之处的话，那么毛宗岗下面这则批语则揭示了曹操与刘邦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
高帝踞床跣足而见英布，是过为傲慢以挫其气；曹操披衣跣足而迎许攸，是过为殷殷以悦其心。一则善驾驭，一则善结纳。其术不同，而其能用人则同也。（30回）(P294)
这里毛宗岗将“高帝踞床跣足而见英布”与“曹操披衣跣足而迎许攸”进行对比，认为刘邦善于“驾驭”，而曹操则善于“结纳”，可见“其术不同”，但是“其能用人则同也”。这显然也是很有眼光的批评。
毛宗岗在第三十回回首批语中还曾将《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与历史上的汉光武帝刘秀进行对比，指出二人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
光武焚书以安反侧，是恕之于人心既定之后；曹操焚书以靖众疑，是忍之于人心未定之时。一则有度量，一则有权谋。其事同，而其所以用心不同也。帝王有帝王气象，奸雄有奸雄心事，真是好看。（30回）(P294)
毛宗岗认为，“光武焚书”是“以安反侧”，是在“恕之于人心既定之后”；而“曹操焚书”是“以靖众疑”，是在“忍之于人心未定之时”。刘秀有“度量”，而曹操则有“权谋”。两件事虽“同”，但是各自的“用心”则是“不同”的。并进而指出刘秀有“帝王气象”，而曹操则有“奸雄心事”。这样的比较批评，颇为精到，同样也能够引人深思。
毛宗岗在评点中还把《三国演义》中的周瑜、鲁肃等与历史上的管仲等人对比，认为前者贤于后者“远甚”，他在第二十九回回首总批中指出：
鲁肃之济周瑜，是笃友不是市恩。周瑜之荐鲁肃，是荐贤不是酬意。试观鲁肃初见孙权数语，与孔明隆中所见略同。人但知其为人谨厚，而不知其慷慨；但知其为诚实，而不知其英敏，岂得为知子敬者耶。人谓管仲不如鲍叔，以鲍叔能荐贤，而管仲不能荐贤也。今周瑜荐鲁肃，鲁肃又荐诸葛瑾，张紘亦荐顾雍，其转相汲引如此。彼管仲于临终时，力短宾须无、宁越等诸人，而未尝荐一贤士以自代。然则如瑜、如肃、如紘者贤于管仲远甚。(P284)
以往学界对周瑜、鲁肃等人物形象评价偏低，并且有一面倒的倾向，大都只看到周瑜的气量褊狭，鲁肃的憨厚老实。而毛宗岗则不然，尤其是他对鲁肃的评价，具有不同寻常的见解，这则批语中的“试观鲁肃初见孙权数语，与孔明隆中所见略同。人但知其为人谨厚，而不知其慷慨；但知其为诚实，而不知其英敏，岂得为知子敬者耶”一段，就很能说明问题。在这则批语中，毛宗岗还认为“鲁肃之济周瑜，是笃友不是市恩。周瑜之荐鲁肃，是荐贤不是酬意”，于是把他们与历史人物管仲等进行对比，认为“彼管仲于临终时，力短宾须无、宁越等诸人，而未尝荐一贤士以自代。然则如瑜、如肃、如紘者贤于管仲远甚”。这样的见解，说明了毛宗岗眼力之高。
对于徐母、貂蝉等妇女形象，毛宗岗在评点中也非常重视，并且也把她们与历史人物进行对比，不仅表达了自己对她们的看法，而且在具体的评论中还体现出进步的妇女观。
如毛宗岗评论徐母时说：
渐离以筑击秦皇，而秦皇杀渐离；徐母以砚击曹操，而曹操不敢杀徐母，是徐母之威更烈于渐离矣。张良击秦不中，而不见执于秦；徐母击曹操不中，而拼见执于操，是徐母之胆更壮于张良矣。奇妇人胜似奇男子，不独《烈女传》中罕有之，既豪士传中亦罕有之。（36回）
这里毛宗岗甚至把徐母与高渐离和张良对比，认为“徐母之威更烈于渐离”，“徐母之胆更壮于张良”，并进而指出：“奇妇人胜似奇男子，不独《烈女传》中罕有之，既豪士传中亦罕有之。”毛宗岗对徐母的评价，可谓高矣。
再如毛宗岗评说貂蝉：
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而一貂蝉足以杀之。刘、关、张三人不能胜吕布，而貂蝉一女子能胜之。以衽席为战场，以脂粉为甲胄，以盼睐为戈矛，以颦笑为弓矢，以甘言卑词为运奇设伏，女将军真可畏哉！当为之谚语：“司徒妙计高天下，只用美人不用兵。”
为西施易，为貂蝉难。西施只要哄得一个吴王；貂蝉一面要哄董卓，一面又要哄吕布，使出两副心肠，装出两副面孔，大是不易。我谓貂蝉之功，可书竹帛。若使董卓伏诛后，王允不激李、郭之论，则汉室自此复安，而貂蝉一女子，岂不与麟阁云台，并垂不朽哉？最恨今人讹传关公斩貂蝉之事。夫貂蝉我可斩之罪，而有可嘉之绩，特为表而出之。（8回）
这里毛宗岗首先把貂蝉与“十八路诸侯”、“刘、关、张”进行比较，认为貂蝉“以衽席为战场，以脂粉为甲胄，以盼睐为戈矛，以颦笑为弓矢，以甘言卑词为运奇设伏，女将军真可畏”。接下又把貂蝉与西施对比，认为“为西施易，为貂蝉难”，“貂蝉之功，可书竹帛”，“貂蝉一女子，岂不与麟阁云台，并垂不朽哉”。原因是“西施只要哄得一个吴王；貂蝉一面要哄董卓，一面又要哄吕布，使出两副心肠，装出两副面孔，大是不易”。对貂蝉给予这样高的评价，在《三国演义》的评点史上，实在是不可多得的。
毛宗岗在评点中还非常善于把《演义》中的各种人物进行比较批评，从而深入揭示出人物不同的个性特征。 曹操与袁绍都“善疑”，但是二人又有很明显的不同，于是毛宗岗在第三十回回首总批中指出： 袁绍善疑，曹操亦善疑。然曹操之疑，荀彧决之而不疑，所以胜也；袁绍之疑，沮授决之而仍疑，许攸决之而愈疑，所以败也。曹操疑所疑，亦能信所信。韩猛之粮，不疑其诱敌；许攸之来，不疑其诈降，所以胜也。袁绍疑所不当疑，又信所不当信。见曹操致荀彧之书，则疑其虚；见审配罪许攸之书，则信其实；听许攸袭许都之句，则疑其诈；听郭图譖张郃之语，则信其实，所以败也。（30回）(P293) 通过对曹操与袁绍二人“疑”和“信”的本质不同的深入剖析，毛宗岗不仅揭示了他们胜败的原因，而且也揭示出了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 诸葛亮和司马懿在谋略上几乎难以分出高低上下，可谓旗鼓相当，毛宗岗经常将他们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比如他在第九十五回回首批语中对“空城计”中双方不同心理的分析： 惟小心人不做大胆事，亦惟小心人能做大胆事。魏延欲出子午谷，而孔明以为危计，是小心者惟孔明也。坐守危城只以二十军士扫门，而退司马懿十五万之众，是大胆者亦惟孔明也。孔明若非小心于平日，必不敢大胆于一时。仲达不疑其大胆于一时，正为信其小心于平日耳。（95回）(P940) 这段话说得非常好，具有辨证思维的特点。毛宗岗认为“惟小心人不做大胆事，亦惟小心人能做大胆事”，“孔明若非小心于平日，必不敢大胆于一时。仲达不疑其大胆于一时，正为信其小心于平日耳”，在第九十五回行间批中又指出：司马懿“正以平日信之，故于此时疑之”。(P947)这样的分析是非常深细精微的。 毛宗岗还进一步比较了诸葛亮和司马懿的用计，指出： 武侯之计，未尝不为司马懿之所料；而无如司马懿之料武侯，又早为武侯之所料也。懿料武侯之必出，于是而思有以破之；武侯又料懿之知我出，于是而预有以防之。料其在祁山寨中，而已在武都、阴平；料其在武都、阴平，而已在祁山寨中。料其真退，而竟是假退；料其假退，而竟是真退。致使一足智多谋之司马懿，而动多舛误，束手无策，武侯真神人哉！（99回）P981 经过比较，毛宗岗认为“致使一足智多谋之司马懿，而动多舛误，束手无策，武侯真神人哉”，尽管毛宗岗用“神人”来形容诸葛亮不免有些过火，但是他毕竟指出了诸葛亮用计明显高于司马懿的地方，这样的评说还是令人信服的。 曹操、司马懿与诸葛亮三人都曾当过丞相，同是“为相”，三人又有本质的区别，于是毛宗岗在第一百零四回回首批语中指出： 曹操、司马懿之为相，与诸葛武侯之为相，其总揽朝政似也，其相似也，其神机妙算，为众推服，又相似也。而或则篡，而或则忠者，一则有私，一则无私；一则为子孙计，一则不为子孙计故也。操之临终，必嘱曹丕；懿之临终，必嘱师、昭。而武侯不然。其行丞相事，则托之蒋琬、费禕矣；其行大将军事，则付之姜维矣。而诸葛瞻、诸葛尚，曾不与焉。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顷而外，更无一事以增家虑。则出将入相之孔明，依然一弹琴抱膝之孔明耳。（104回）(P1036) 毛宗岗认为三人“为相”，都“总揽朝政”，“独握兵权”，又都“神机妙算，为众推服”，但是“曹操、司马懿之为相”与“诸葛武侯之为相”，区别甚大，“而或则篡，而或则忠者，一则有私，一则无私；一则为子孙计，一则不为子孙计故也”，在比较批评中表明了自己的鲜明爱憎。 毛宗岗在第五十九回回首批语中还比较了“刘备、孙权、曹操之决事”，指出： 孙权之兵事决于大都督，刘备之兵事决于军师，而惟曹操则自揽其权，而独运其谋。虽有重谋士以赞之，而裁断出诸臣之上，又非刘备、孙权比也。观其每运一计，其始为众将之所未知，其后乃为众将之所叹服。唐太宗题其墓曰“一将之智有余”，良然，良然。（59回） 刘备、孙权和曹操都是当时了不起的政治家，但是他们治国用兵却各有特点：“孙权之兵事决于大都督，刘备之兵事决于军师，而惟曹操则自揽其权，而独运其谋。”不仅如此，毛宗岗还对曹操的才智给以很高的评价：“非刘备、孙权比也”。尤其是曹操“每运一计，其始必为众将之所未知，其后乃为众将之所叹服”](P584)这样的分析，更令人折服。 毛宗岗还将周瑜与蒋干进行比较，指出： 周瑜诈睡，是骗蒋干；蒋干诈睡，又骗周瑜。周瑜假呼蒋干，又明知其诈睡；蒋干不应周瑜，是不知其诈呼。周瑜之醉，醉却是醒；蒋干之醒，醒却是梦。妙在先说破他是说客，使他开口不得；又妙在说他不是说客，一发使他开口不得。妙在梦中呼子翼、骂操贼，使他十分疑惑；又妙在醒来忘却呼子翼，益发使他十分疑惑。周瑜假做极疏，却步步是密；蒋干自道极乖，却步步是呆。写来真是好看。（45回）448 毛宗岗这段分析非常深入，使读者能够因之而能对“蒋干中计”的合理性深信不疑，同时毛宗岗也通过这样的比较批评，而充分揭示出了周瑜、蒋干两个人物性格上的不同。 祢衡、孔融与杨修三人才气接近，性格也略似，但是毛宗岗却通过比较批评，充分揭示他们三人性格中的同中之异： 祢衡、孔融、杨修三人，才同，而其品则有不同。杨修事操者也，孔融不事操而犹与操周旋者也，祢衡则不事操而并不屑于周旋者也。三人皆为操所杀，而三人之中，惟衡最刚。故三人之死，亦惟衡独早。（23回）221 毛宗岗认为，三人的“同”是“才”，不同是“品”，而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杨修事操者也，孔融不事操而犹与操周旋者也，祢衡则不事操而并不屑于周旋者也”。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对人物形象人物进行批评时，还很注意对同一个人物自身的比较分析。 毛宗岗对张飞形象的前后比较分析最有说服力。他在第六十三回和第七十回回首总批中分别指出： 翼德平生有快事数端：前乎此者，鞭督邮矣，骂吕布矣，喝长坂矣，夺阿斗矣。然前数事之勇，不若擒严颜之智也；擒严颜之智，又不若释严颜之尤智也。未遇孔明之前，则勇有余而智不足；既遇孔明之后，则勇有余而智亦有余。盖一入孔明薰陶而莽气化焉，骄气亦化焉。勇不可学，而智可学。翼德之勇，固其素有，而其智则孔明教之云。（63回） 今日以醉取瓦口之张飞，大非昔日以醉失徐州之张飞，是前后竟有两张飞也。而今日赚张郃之张飞，即前日赚严颜之张飞，是前后原无两张飞也。（70回） 这两段评点都旨在揭示张飞的勇中之智，强调其性格的多侧面和发展变化。在第一段话中，毛宗岗先举张飞“快事数端”：“鞭督邮矣，骂吕布矣，喝长坂矣，夺阿斗矣”，但是又指出这些都仅表明张飞的“勇”，而“擒严颜”和“释严颜”则表现张飞的“智”。而在说明张飞之“智”时，他又强调说：“擒严颜之智，又不若释严颜之尤智也。”的确“擒”虽也是“智”，但毕竟容易与“勇”联系在一起，而“放”恐怕不在于“勇”，更多的是“智”。那么，张飞为何由“勇”而“智”？毛宗岗认为：“未遇孔明之前，则勇有余而智不足；既遇孔明之后，则勇有余而智亦有余。盖一入孔明薰陶而莽气化焉，骄气亦化焉。勇不可学，而智可学。翼德之勇，固其素有，而其智则孔明教之云。”剖析得很深入，可谓正中肯綮。在第二段话中，毛宗岗通过张飞“以醉取瓦口”和“以醉失徐州”两件事，主要说明张飞性格的发展变化，尤其所谓“前后竟有两张飞”和“前后原无两张飞”的说法，指出了张飞性格的“一致性”和“变化性”的对立统一，颇耐人寻味。 毛宗岗在评点中对曹操形象的分析，也常用这种自身比较的批评方法。如对曹操的“笑”，他批道： 曹操于舟中舞槊之时，既大笑；今在华容败走之前，又大笑。前之笑是得意，后着笑是强颜；前之笑是适己，后之笑是骂人；前之笑既乐极生悲，后之笑又非苦中得乐。前之笑与后之笑，都无是处。千古而下，又当笑其所笑。（50回） 曹操在赤壁大战之前，横槊赋诗之时，曾“大笑”；而在赤壁大战失利，败走华容道之前，曹操也曾“大笑”。曹操这两次“大笑”，形式虽接近，但其内涵却是不同的，毛宗岗认为“前之笑是得意，后着笑是强颜；前之笑是适己，后之笑是骂人；前之笑既乐极生悲，后之笑又非苦中得乐”。分析得可谓鞭辟入里。从毛宗岗的比较分析中，读者可以想见曹操性格的复杂性。 对曹操的“哭”，毛宗岗又批道： 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哭虽同而所哭则异：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士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打。不谓奸雄眼泪既可作钱帛用，又可作梃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爱！（50回） 同样是曹操的“哭”，但是“哭典韦”与“哭郭嘉”的内涵是不同的，毛宗岗认为出：“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士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打。”不仅如此，毛宗岗还进一步指出：“奸雄眼泪既可作钱帛用，又可作梃杖用。”这样的分析，可谓独具慧眼。 对曹操的赋诗，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回首又批道： 曹操赤壁赋诗，在未败之前，是赏心乐事；铜雀大宴，在既败之后，只算解闷消愁。未败之前，其语骄；既败之后，其语逊。然其曰愿“题墓道”云，曹侯之墓，则奸雄欺人之语也。心则奸雄，口则圣贤，不但瞒众人，又欲瞒君子；不但瞒一时，直欲瞒尽天下后世，其斯之谓老瞒乎？（56回） 曹操两次赋诗，其形式也略同，但是人物的心情却迥然不同，毛宗岗认为“赤壁赋诗，在未败之前，是赏心乐事；铜雀大宴，在既败之后，只算解闷消愁。未败之前，其语骄；既败之后，其语逊。”这样的分析，也同样深入揭示了人物形象在不同环境中的不同心境，分析得入情入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也非常注意对故事情节的比较批评。 同是荐举贤才，司马水镜和徐庶都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毛宗岗则注意到了它们的不同。在《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回首总批中指出： 水镜之荐孔明与元直之荐孔明，又自不同。元直则相告相嘱，惟恐玄德之无人，惟恐孔明之不出。是极忙极热者也。水镜则自言自语，反以元直之荐为多事，反以孔明之出为可惜。是极闲极冷者也。一则特为荐孔明而返，一则偶因访元直而来。一有心，一无意。写来更无一笔相似，而各各入妙。（37回） 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相告相嘱，惟恐玄德之无人，惟恐孔明之不出”。而司马水镜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则“水镜则自言自语，反以元直之荐为多事，反以孔明之出为可惜”。这样的比较揭示出了徐庶与司马水镜的不同心态。甚至毛宗岗还认为就小说描写的艺术特点而言，二人之荐诸葛亮也“更无一笔相似，而各各入妙”：一是“极忙极热者”，一是“极闲极冷者”；“一则特为荐孔明而返，一则偶因访元直而来。一有心，一无意”。这样的描写可谓“特犯”而“不犯”，艺术效果是非常好的。 “周瑜愚蒋干”与“曹操间韩遂”，都是用计，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回首总批中也指出了它们的不同： 周瑜之愚蒋干，妙在黑夜；曹操之间韩遂，又妙在白日。愚蒋干之书，妙在明白；开韩遂之书，又妙在糊涂。周瑜帐前之语，妙说极要紧话；曹操马上之语，又妙在说没要紧话。骗法不同，愈出愈妙，写来好看杀人。（59回） 这两个情节都写得非常精彩，但是两者的确各有其妙。“周瑜之愚蒋干，妙在黑夜”，是因为白日蒋干会看得真真切切，不会轻易上当；“曹操之间韩遂，又妙在白日”，是因为如果在黑夜，马超或许就不会看到曹操与韩遂谈话的情景。“愚蒋干之书，妙在明白”，是因为不说明白，蒋干和曹操是不会相信的；“开韩遂之书，又妙在糊涂”，因为说清楚了，反而马超不会猜疑，惟有“糊涂”，才会令人生疑心。“周瑜帐前之语，妙说极要紧话”，因为只有这“极要紧话”，才会促使蒋干中计；“曹操马上之语，又妙在说没要紧话”，因为“说没要紧话”，[1](P583)并非想给韩遂听，其实是想给马超看，让他对韩遂起疑心。毛宗岗这样的分析，都深入挖掘出了小说描写艺术的精深之处。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回首批语中还比较了“周瑜断粮”与“孔明借箭”，指出： 周瑜欲断北军之粮，明知其断不成，智也。孔明欲造江东之箭，明知其造不成，亦智也。乃周瑜不断粮，不能使北军无粮；而孔明不造箭，却能使江东有箭，则孔明之智为奇矣。周瑜欲借曹操之力以杀孔明，早被孔明识破；而孔明借曹操之箭以与周瑜，却使周瑜不知，则孔明之智尤为奇矣。十日之限已可畏，偏要缩至三日；三日之限已甚危，偏又放过两日。令读者阅至第三日之夜，为孔明十分着急、十分担忧。几于山穷水尽、径断路绝，而不意奏功俄顷，报命一朝，真乃妙事妙文。（46回） 不论是“周瑜断粮”，还是“孔明借箭”，这都是多智的表现，但是二者也有不同：“周瑜不断粮，不能使北军无粮；而孔明不造箭，却能使江东有箭，则孔明之智为奇矣。周瑜欲借曹操之力以杀孔明，早被孔明识破；而孔明借曹操之箭以与周瑜，却使周瑜不知，则孔明之智尤为奇矣。”这样的比较批评，足以使读者悟出周瑜与诸葛亮在智谋上的差距，从而更显出了诸葛亮的足智多谋。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回首批语中还比较了“周瑜用蔡瑁、张允”与“曹操用蔡中、蔡和”，指出： 周瑜以蔡瑁、张允之假书赚曹操，而操以蔡中、蔡和之假降赚周瑜，此相报之巧也。曹操以二蔡之诈降赚周瑜，而周瑜却假二蔡之诈降赚曹操，又相报之巧也。乃蔡瑁、张允实实未尝叛曹操，而操误信其事；蔡中、蔡和明明是来降周瑜，而周瑜已知其非，则操之巧不如周瑜。操使游说之客于敌国，适以杀吾军得力之人；瑜纳诈降之将于我军，遂借以通我之诈降之信，则瑜之巧过于操。两智相欺，两诈降敌，写来真足动心悦目。（46回） 毛宗岗借助于比较批评的方法，向读者说明了“操之巧不如周瑜”，“瑜之巧过于操”，并指出这样的描写，是“两智相欺，两诈降敌，写来真足动心悦目”。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回首批语中还比较了“曹操对关羽”与“刘备对徐庶”的不同态度，指出： 曹操不强留关公，以全其兄弟之义；玄德不强留徐庶，以全其母子之恩。两人之心同乎？曰：不同。曹操之于关公，阳纵之而阴阻之，及阻之不得，而后送之；若玄德之于徐庶，则意送之而已。且曹操深欲袁绍之杀玄德，而玄德惟恐曹操之杀徐母。一诈一诚，相去何啻天渊！（36回） 如果我们粗略看去，“曹操不强留关公，以全其兄弟之义”与“玄德不强留徐庶，以全其母子之恩”，似乎都是一段美谈，而在毛宗岗看来，二者本质并非相同。“曹操之于关公，阳纵之而阴阻之，及阻之不得，而后送之；若玄德之于徐庶，则意送之而已。且曹操深欲袁绍之杀玄德，而玄德惟恐曹操之杀徐母。”问题的关键在于曹操对关羽是“诈”，而刘备对徐庶则是“诚”。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二十八回回首批语中还比较了古城相会时刘备、张飞对待关羽的不同态度，指出： 玄德之于关公也，隔河望见旗帜，而以手加额；翼德之于关公也，古城觌面相逢，而绰枪欲战：一兄一弟，何其不同如此哉？曰：既不降曹而何以在曹？此翼德所以责关公者也；知其身虽在曹而必不降曹，此玄德所以相信关公者也。观弟之责其兄，则更为翼德之兄者，固自不易；观兄之信其弟，则能为云长之弟者，大非偶然矣。（28回） 这一则批语也很有意思，毛宗岗深入分析了刘备之于关羽，何以“隔河望见旗帜，而以手加额”，张飞之于关羽，何以“古城觌面相逢，而绰枪欲战”，说明刘备、张飞对关羽虽然情态不同，但是都是基于一种深厚的兄弟情意。而他们所做的不同，其实是性格不同的具体表现。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七十回回首批语中还比较了“张飞饮酒”与“关公饮酒”，指出： 数卷之前，方写关公饮酒，此处又接写翼德饮酒。单刀赴会之饮，是饮他人之酒；瓦口寨前之饮，是饮自己之酒。关公之饮酒是胆，翼德之饮酒是智；关公之饮酒是豪，翼德之饮酒是巧。夫以胆而饮，饮又可以壮胆；以豪而饮，饮又可以助豪；若欲以酒而行其巧与智，则难矣。胆与豪，则与酒相近者也；巧与智，是不与酒相近者也。不与酒相近，而卒能于酒中用之，则饮如张公，更不可及。（70回） 毛宗岗认为：“关公之饮酒是胆，翼德之饮酒是智；关公之饮酒是豪，翼德之饮酒是巧。”并且他充分肯定了“张飞饮酒”之“智”与“巧”，因为：一是“以胆而饮，饮又可以壮胆；以豪而饮，饮又可以助豪；若欲以酒而行其巧与智，则难矣”。二是“胆与豪，则与酒相近者也；巧与智，是不与酒相近者也”。并赞美“饮如张公，更不可及”。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七十回回首批语中还比较张飞与张郃用兵的不同，指出： 张郃草草用兵，误以张飞之用兵草草耳。乃张郃之骄，方视人如草；而飞之智，则又以草为人，始知其醉之非真醉也。若使醉为真醉，则真张飞无异草张飞；惟醉非真醉，故草张飞能赚真张郃，而真张郃却反似草张郃耳。（70回） 毛宗岗不满意“张郃草草用兵”，批评张郃之“骄”，而推崇张飞之以饮酒来诱敌所表现出来的“智”，褒扬张飞用兵的谨慎。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五十五回回首批语中还比较了王允、周瑜的“美人计”，指出： 王允以美人计赚两人，只是一番；周瑜以美人计赚一人，却有两番。王允则专用实，周瑜则前虚后实也：始之诈言入赘，诱其至吴，是虚以美人赚之；继欲娱其耳目，惑其心志，是实以美人赚之。计亦巧矣！孰知王允赚两人皆得，周瑜赚一人独失，王允一用而辄得，周瑜两用而终失乎？（55回）544 诚如毛宗岗所言，“王允以美人计赚两人”，终于除掉了董卓和吕布；而“周瑜以美人计赚一人”，却“陪了夫人又折兵”。尽管周瑜的美人计，不能说不巧，但最终事与愿违，这更值得人深思。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回首批语中还就“刘表疑蔡瑁假玄德之诗”和“徐庶不识程昱假徐母之书”，运用比较批评的方法予以深入分析，指出： 蔡瑁假玄德之诗，而刘表疑之；程昱假徐母之书，而徐庶信之。岂庶之智不如表哉？情切于母子故也。缓则易于审量，急则不及致详；疏则旁观者清，亲则关心者乱。若徐庶迟疑不赴，不成其为孝子矣。故君子于徐庶无讥焉。（36回） 毫无疑问，徐庶在智谋上胜刘表远甚，但是“蔡瑁假玄德之诗，而刘表疑之”，而“程昱假徐母之书，而徐庶信之”。何以徐庶不识“假书”？毛宗岗认为，“情切于母子故也。缓则易于审量，急则不及致详；疏则旁观者清，亲则关心者乱。”说的很有道理，对读者理解此时徐庶急于见母的焦灼心理很有帮助。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回首批语中还就祢衡、陈琳之骂曹操进行比较，指出： 或谓骂操如陈琳而不杀之，何以独忌祢正平乎？操之出使正平于诸侯者，以正平仕才而狂，欲使人折磨他一番，挫其锐气，然后用之耳，不虞黄祖之遽杀之也。先儒有代操责黄祖书，备言此意。予曰：不然。为此说者，未知祢、陈两人之优劣也。祢衡骂操以口。陈琳骂操以笔。虽同一骂，而衡之骂操，自骂者也；琳之骂操，代人骂者也。夫自骂之，与代人骂，则有间矣。琳之言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使操用之以射人，则其代操骂敌，亦犹是也。陈琳骂操而终于事操，祢衡骂操则不必事操。代人骂者可降，自骂者断不降，此操之所以不杀琳，而必必杀衡与？（23回） 祢衡、陈琳同是痛骂曹操，但是又有很大不同，毛宗岗认为“祢衡骂操以口。陈琳骂操以笔。虽同一骂，而衡之骂操，自骂者也；琳之骂操，代人骂者也。夫自骂之，与代人骂，则有间矣。琳之言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使操用之以射人，则其代操骂敌，亦犹是也。陈琳骂操而终于事操，祢衡骂操则不必事操。代人骂者可降，自骂者断不降，此操之所以不杀琳，而必必杀衡与？”一般的读者，如果不看毛宗岗的这段批语，或许不会注意到这两个情节的根本不同。而毛宗岗此评，的确能够启发人深入思索，尤其对小说人物的深入理解，极富启示意义。 “七擒孟获”与“六出祁山”，是小说中较长的情节，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九十八回回首批语中评点中也指出了它们的不同之处： 七擒孟获之文，妙在相连；六出祁山之文，妙在不相连。于一出祁山之后，二出祁山之前，忽有陆逊坡魏之事以间之，此间于数卷之中者也。二出祁山之后，三出祁山之间，七擒孟获又有孙权称帝之以间之，此即间于一卷之内者也。每见左丘明叙一国，必旁及他国而事乃详。又见司马迁叙一事，必旁及他事而文乃曲。今观《三国演义》，不减左丘、司马之长。（98回） 毛宗岗指出“七擒孟获”与“六出祁山”二者的主要不同在于，“七擒孟获之文，妙在相连；六出祁山之文，妙在不相连”。这样便指出了小说叙述故事情节的灵活多变的特点，对读者的阅读是有益处的。由此我们自然想到了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讲到“《三国》一书，有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妙”时所说的一段话： 文有宜于连者，有宜于断者，如五关斩将、三顾草庐、七擒孟获，此文之妙于连者也；如三气周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此文之妙于断者也。盖文之短者，不连叙则不贯串；文之长者，连叙则惧其累坠，故必叙别事以间之，尔后文势乃错综尽变。后世稗官家鲜能及此。 这是毛宗岗从艺术作品的内在结构同欣赏者的美感心理之间互相适应的关系着眼，提出的一种美学要求。故事过长，就显得累赘，不能适应欣赏者的美感心理和心理结构。这涉及到了审美心理学的问题。对此，叶朗《中国小说美学》中有较为细致的分析，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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