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7年八一南昌起，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人民军队在新中国革命的二十多年军事革命生涯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许多杰出的将领涌现出来，他们在战场上展现了英勇的斗志。举例来说，在1955年首次授衔的开国元勋中，就有一名少将以上的军官。而为革命献身的英勇烈士更是数不胜数。
在这众多杰出的将领中，有一位将领的功最为显著，军事才华最为卓越，他是红一军团军团长、八路军115师长、第四野战军司令兼政委林彪。
与朱德、刘伯承、叶剑英、贺龙等在参革命之前已为军阀军队高级将领的元帅们不同，毛主席和林彪自1928年在井冈山相识之后，从师生到战友，是毛主席亲自提拔和重用的天才将领。
绝大多数时林彪都服从毛主席的命令，但是林彪也与毛主席有过九次的分歧。
1928年4月，经过多地转战，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最终抵达井冈山与毛主席胜利会师，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作南昌起义军的一个连长，林彪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他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集合部队讲话时，林彪表示：“有枪就能够掌握天下，我们红军也有枪，所以我们可以掌握天下。”这句话与毛主席“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观点相符。
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历了“八月失败”，林彪担任二十八团团长，对井冈山的局限性感到不满：“天天吃南瓜，能打天下吗？”他认为打下一个井冈山，甚至十个井冈山都没有意义。
1929年初，毛主席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年5月18日，在瑞金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提出在游击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但遭到林彪等人的反对。
林彪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了悲观的言论，不相信革命高潮会迅速到来，只支持在粤赣边区域进行流动游击，不赞成毛主席关于建立固定根据地的主张。
1930年，在开辟中央苏区之际，林彪在新年时毛主席写一封信，提出“红旗究竟能飘多久？”的疑问。毛主席于1月5日回信给林彪，语调温和、观点鲜、文字精妙，这封回信被收录在《毛泽东选集》中的《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主席温和地批评了林彪缺乏“建立红色政权的坚定和扩大促进全国革命潮的深刻观念”，标志着中国命道路理论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权”的基本形成。
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彻底解答了林彪长期以来的困惑，使林彪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
1932年，24岁的林彪成为红主力军团红一军团的总指挥，成为红军的高级将领。这一切都离不开毛主席的教诲和特殊提拔。
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毛主席率领红四主力开辟了中央苏区，并且在1932年期间，中央红军和苏区不断壮大发展。然而，由于受到排挤，毛主席被解除了军权。
与毛主席被排挤同时，他正确的军事思想也被排挤。因此，在形势良好的情况下，由于博古和李德错误的指挥，中央苏区的第5次反围剿遭遇了重大挫折。
当时，实际指挥红军的是德国人李德，他被称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但他对红军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机械地提出了红军要进行阵地战和短促突击的要求。
实际上，这种提法只是纸上谈兵，甚至遭到验丰富的林彪的反对。林彪曾多次上书中央军委，反对博古和李德的教条主义。
然而，到了1934年6月，林彪却突然发表文章，赞扬短促突击。这与毛主席一贯的教导全相反。事实证明，“短促突击”完全不适合当时的情况，也无法与第5次反围剿的红军作战匹配。红军在惨烈的阵地战和堡垒战遭受了巨大损失，最终失去了中央红军的根据地，只能开始艰苦漫长的长征。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成为中央领导核心。为了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毛主席指挥红军四次渡过赤水，贵阳和昆明进军，然后北上攻打金沙江。
1935年5月上旬，红军到达会理城区，成功甩开敌人，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然而，红一军团长林彪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继续前进会使部队筋疲力尽。因此，在会理地区休整期间，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领导不行了，你来指挥吧。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会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在电话中拒绝了林彪的要求。随后，林彪又写信给中央，再次提出主张。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合。”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和政治委员杨尚昆也向军委发报，反映基层指战员的一些消极情绪。毛主席看到刘、杨的电报和林的信后，引起了警觉。他意识到这不仅是个别人的意见，而是对遵义会议的反思和认识，需要认真解决以巩固和发展遵义会议的成果。
5月12日，中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统一认识并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毛主席在会上详细阐述了四渡赤水的必要性及其战略意义，并严厉批评林彪要求撤销前敌指挥的错误观点。他指出：党内因失去中央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表现，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图，违背了遵义会议精神。然而，毛主席错误地认为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的，而彭德怀没有正面解释。毛主席甚至对林彪说：“你还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经过这次严厉的批评之后，林彪终于停止了异议，重新在毛主席的指挥下进行长征。24年后，在庐山会议上，林彪明确表示信与彭德怀无关。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艰苦两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将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大西北地区。在由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为主力的直罗镇战役取得胜利后，毛主席兴奋地表示这是中央任务的重要奠基。而林彪却有不同的想法，多次提出要到陕南进行击战。
在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央向各军团首长询问战略问题意见时，林彪正式提出了到陕南进行游击战的建议。
12月9日，林写信给毛主席说：“我已下定决心脱离现任职务，转而从事游击战争，虽然我次请求军委批准，但未获准，这让我非常不安。目前是我离开队的最佳时机，即使面临处分，也决不改我的决心。如果你能支持我的建议，我将非常欣慰。”随后，他又在12月12日、15日和18日连续给中央发电，坚持自己的观点。
12月19日，毛主席与张闻天给彭德怀发电，请他劝说林彪改变想法。
林彪于1936年1月1日在中央住了半个月，在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的说服教育下，不再闹着到陕南打游击了。2月下旬，他率红一军团东渡黄河。参加了毛主席亲自指挥的东征。
在东征过程中，毛、林之间又发生了关于红一军团作战方向问题的分歧和争论。毛主席指示林彪率领红一军团(路军)的作战方向是晋西南地区，以确保黄河渡口，托陕北，伺机南向东发展而林彪坚主力应向晋东南挺进，并提出让毛主席回到陕北建议。
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发电给林彪，指出他对革命形势的估不足，并强调中央与军委的重大任务是扩大在陕西与华北地区取得重大胜利，首要任务是在陕西创造更大的根据地。毛主席否定了林彪让他回陕北的建议，并批评了林彪对晋西南轻视。他指出要综合虑山西和陕北，不能因为晋东南经济条件不好而忽视其的重要。
全面抗战爆发后，七七事变爆发，蒋介石不得不面对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展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三大方面军主力驻扎在陕甘宁地区的部队改为八路军。
作为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成为八军三大主力师之一115师的师长。当他率部跨过黄河进入抗日前线时，八路军的实力远弱于国民党和日寇，但仍积与敌人作战，并取得相当的胜利。林彪挥115师在平型关设伏，一举歼灭了1000多名日寇，这不仅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也彻底打破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
林彪擅长运动战，这一点在平型关大捷中得到了展现。实际上，在土地革命时期，林彪以运动战著称，并因此赢得了常胜军的美誉。然而，毛主席早已对抗日战争有着长远的规划。8月22日洛川政治局扩会议上，毛席提出了八路军军的作战方针，即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
毛主席明白与日寇之间在经济、武器装备和单兵素质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八路军只有拥有4万余兵力。在全面劣势的情况下，并没有与日寇进行消耗战的能力。因此，将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定为：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著名的平关大捷。
10月25日毛主席在英国记者贝兰的谈话中表示：“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称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动战。”后来在《论持久战》中，他将八路军的作原则定为：“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利条件下的动战。”毛主席显然吸取了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胜利的经验。
在解放战争初期。抗战胜利之后，毛主席和中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因此将当时中国重工业最为发达、交通最为便利的东北地区视为经营的重点。抗战胜利后，10万解放军和2万多名干部开始分路北上东北，东北解放军也有了迅猛的发展。当时，短短几个月内，东北地区的解放军迅速扩充至27万，并将影响力遍布整个东北。再加上蒋介石没有认识到东北的重要性，国民党在东北几乎没有军力可言，因此，1945年10月，毛主席提出了“御敌于关门之内、独占东北”的战略方针。
毛主席提出这一方针时，我军确实占据了巨大优势，当时，解放军的势力遍布整个东北，而且，由于苏联的阻挠和蒋介石的不重视，国民党在东北几乎毫无军力可言。
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解放军能够堵住入关的必经之路——山海关和辽西走廊，那么，我军确实有独占东北的可能。
然而，刚刚到达东北并实地考察东北解放军现状的林彪，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我军目前应该避免对敌各个击破，避免仓促应战，建议放弃锦州等地。而且，林彪还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诉说了当时东北解放军急速扩充部队之后存在的诸多问题。林彪的这个电报，实际上对于中央提出的独占东北战略提出了不同意见。
最终事实证明了林彪意见的正确性，杜聿明率两个军的国民党军队在秦皇岛登陆之后，迅速发动了对山海关、锦州等地解放军的进攻。东北解放军虽浴血奋战，但却并没有阻挡杜聿明的脚步。
杜聿明迅速攻克了山海关、锦州，打通了辽西走廊，至此，中央制定的独占东北的战略计划宣告失败。也因此，了解到东北实际情况后，在林彪等人的建议之下，毛主席和中央最终把党在东北地区的战略方针改变成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1946年1月13日，国共停战后，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认为东北地区也有可能通过谈判实现停战。为了在谈判中取得有利地位，毛主席要求东北民主联军集中兵力彻底歼灭顽敌，并表示这是决定东北未来的最后一战，愿意付出最大牺牲以取得胜利，占领四平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城市，以在东北停谈判中占据利地位。而这激起了蒋介石更大的贪欲和报复心态。蒋介石鼓动说四平是'党国命运之所系'，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毛主席和蒋介石从政治需要出发，难以避免在四平进行决战。
1946年4月18日，蒋军对四平发起猛烈进攻，四平保卫战开始。毛泽东多次电令林彪不惜重大伤亡止敌人北进，坚守四平，甚至提出将长春变成马德里。马德里是西班牙首都，在1936年至1939年的战斗中勇抵抗德、意入侵，因此闻名于世。
毛主席的这些决策实际上暂时改变了他原来的方针，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回到了'大路'上与蒋军激烈争夺。
林彪却持不同意见，认为与国民党进行阵地战和攻坚战是不明智的，应该放弃四平和长春等城市后退，以灭敌人为主。
然而，毛主席从整体战角度出发，坚持要求林彪保卫四平。因此，1946年4月18日，四平卫战正式爆发，成为解放军在东北战最惨烈的战之一。
四保卫战持续一个月，蒋介石的嫡系军付出了上万人的伤亡，而东北主联军作守方也有8000多人伤亡。最终，四平守住。但根据林彪的建议，解放军陆续撤出了四平。
尽管如此，四平保卫战并非毫无收获。它不仅阻滞了敌人的进攻，锻炼了解放军在正规战和阵地战方面的经验，为谈判战略反攻赢得了宝贵时间。因此，四平卫战的是非曲直正如毛主席所说，需要后人去评判了。
1948年8月，解放军在林彪的领导下对东北地区进行全面压制。辽沈战役的关键是消灭蒋军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孤立据点中的力量。毛主席认为应该先打锦州，阻止敌人撤退并与会合，形成对东北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态势。
林彪却持有不同意见，南下攻打锦州存在巨大风险，一旦攻克失败，国民党援军将赶来，使解放军处于被动局面。毛主席同意先打长春但发现攻克长春并不容易只能围城。在这种况下，毛主席不得不改变战略规，选择先打锦州。然而，林彪仍然不接受毛主席的方案，并提出各种理由。
毛主席在10月3日清晨4时收到林、罗、刘的电报后感到十分不安。他立即回电，坚定地指出：“集中兵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他还说：“5月和7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又不打；现在锦州部署已经完成，你们又因并不很的敌情变化，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这是不妥当的。”一个小时后，毛泽东再次电令，反复说明现在占领锦州的多种有利条件，并指示：“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前进的困难。”
直到10月4凌晨，毛主席收到罗荣桓拟稿的另一封电报后，才松了一口气，并在早上6时回电表示：“你决心攻打锦州，非常好，非令人欣慰……在此之前我们之间的所有分歧不存在了。”在林彪的指挥下，东北野战军南下进攻锦州，并成功攻克了锦州，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目标，彻封锁了东北国民党军向关内逃窜的路径，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50年9月15日，美军主导的“联合国军”在朝鲜中部仁川进行登陆行动，成功切断了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与南朝鲜的联系。随南朝鲜军队于10月1日越过三八线，美军也紧随其后北进，对北朝鲜展开了大规模进攻，使朝鲜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面临危机，朝鲜政府首相、人民军最高司令长官金日成向中国提出援助请求。毛主席于10月1日收到了金日成派来的特使带来的求援信：“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们作战。”
毛主席召开紧急议，讨论应对策略。他明确表示：无论这件事有多困难，美国侵略者更加猖狂，对朝鲜、对中国乃至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然而意见不一，主要担心中国军队在装备和火力方面与美军存在巨大差距。
10月2日，中央召开政治扩大会议，毛主席希望大家冷静评判出兵的利弊条件，并做出决策。然而，在会议开始时，几乎所有领导人对出兵援朝持怀疑或反对态度，尤其是军队领导人对与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把握。林彪反对出兵，认为中国国力弱，没有能力次参战，特别是与美军相比，装备火力悬殊太大。他主张慎重考虑，加强东北边防避免引火烧身。
然而，10月5日，彭德怀发表讲话确支持毛主席：“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年。如果美军驻扎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将发动侵略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彭德怀的发言表示对毛主席的明确支持，最终使毛主席排除异议，决定派遣志愿军参战。志愿军在朝鲜战上展现了中国人民军队的强大力量，同时也确保了中国边防的安全。
林彪以勇敢的态度频繁提出个人观点和看法，展现了作为杰出共产党员和领导所应具备的品质。通过不断的纠错和验证，增强了自身能力。但这也更加印证了毛主席根据当时的环境和局势制定出的战略决策是多么具有前瞻性和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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