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广丰，男，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五代及宋史研究。
中国古代是典型的男权社会，但是女性并没有放弃对政治与社会权力的追求，一旦有机会，她们也会尝试攫取权力，以女子之身统治整个男权社会。然而，中国古代的礼法制度，乃由男性制定，当中不乏约束女性的条文，例如在政治上，女主执政往往被称为“牝鸡司晨”，王夫之甚至极端地认为“母后临朝，未有不乱者”［1］481。由此可见，历代女主往往被视为异类，并遭到男性士大夫的防范、诟病、攻击，有时候还会惹来杀身之祸。为达到统治目的，她们当然会采取一些有别于男性统治者的“非程序化的、秘密的手段，从而使她们的统治表现出更加突出的残酷性与阴谋性”［2］。这些手段，其实也正是她们统治心态的反映。
心态史学是历史学与心理学交融的产物，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简单来说，生活在同一时代环境下的特定人群，应该都会有共同的心理，但由于每个人在身体、成长环境及人生经历上都大有差异，于是也会产生不同的心理。而历史，正是由这些在心理上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的人物共同创造的［3］。故此，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不能忽视对他们心态的研究；而对中国历史上女主心态的研究，也能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她们的政治行为及其影响。
目前学界对女主心态的研究并不多，且主要聚焦于唐代①。然而宋代参政女主在人数上并不少于唐代，而且宋代女主政治的特色，与唐代大不一样。一方面是宋代在经历了五代乱离后，基本建立起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局面；另一方面，宋朝又被少数民族国家包围，彼方的政治传统与制度，多多少少会对宋朝产生影响。因此，这些女主的统治心态，非常值得探讨。本文将以北宋真宗皇后刘氏为中心，揭示宋代女主的统治心态，以求教于方家。
一、刘太后“于赵氏实有大功”
刘太后是宋真宗的第三位皇后，在仁宗朝初年垂帘听政长达十一年之久，她与武则天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的出身均相对较低；她们的丈夫均是当朝第三位君主，且性格与能力都远逊于开创期的两位皇帝；俩人成为皇后的历程均比较艰难；皇帝对其均十分钟爱；且俩人均早已参与朝政，有较强的政治能力与较大的权力欲。故难怪宋代的士大夫把刘太后看作武则天而对之处处提防［4］49-88。“通晓史书”的刘太后，对相距仅三百余年的武则天肯定了解甚多，作为女主，若她要效仿武则天，必然有所举措，但事实证明，她并没有效仿武氏。关于这点，可以从她对待赵氏宗室的态度看出来。她从未如武则天那样，大肆诛戮宗室，相反，她对赵氏族人相当优遇。据《宋史》记载，至仁宗即位，太宗之子尚在人世者，只有长子元佐与八子元俨。元佐在仁宗即位不久后即去世，得“赠河中、凤翔牧，追封齐王，谥恭宪”［5］卷二四五《赵元佐传》，8649，可见刘太后对他甚为优待。死者如此，生者待遇更甚，元俨在仁宗即位后，“拜太尉、尚书令兼中书令，徙节镇安、忠武，封定王，赐赞拜不名，又赐诏书不名。天圣七年，封镇王，又赐剑履上殿。明道初，拜太师，换河阳三城、武成节度，封孟王，改永兴凤翔、京兆尹，封荆王，迁雍州、凤翔牧”［5］卷二四五《赵元佐传》，8705。刘太后除按惯例不让宗室掌权外，可谓让元俨享尽位极人臣的待遇了。对与真宗同辈之赵氏长者如此，对仁宗后辈的赵氏宗室，刘太后也同样体现出家族长者对晚辈的关怀之情。据王珪记载，尚为儿童的赵世延入见刘太后，因能背诵唐明贤诗数十篇，即受到嘉许，“遂赐名，以为右侍禁，稍迁西头供奉官”②。从家族观念的角度出发，刘太后的上述事迹，乃反映她在赵氏家族中之家长地位与作用。在处理家族事务时，她并没有做出有损赵氏利益之事；相反，她对待赵氏族人，始终带有温情，其目的乃欲使赵氏族人和谐相处，并紧密维护以皇帝为核心的家族关系。
或有疑问曰，武则天之所以大肆屠戮李氏族人，乃因李氏宗亲多有反对武氏专政者。然则有赵氏宗亲反对刘氏专政否？史料对此记载甚少，主要因为自太宗以降，宗亲少有掌权者，情况与唐代不同。然而赵氏中与刘太后意见相左的却也有人在。如赵廷美之孙赵承庆，其名犯刘太后祖刘延庆讳，太后遣近侍令之改易，不从。其后，刘太后亲自过问此事，赵承庆的语气相当强硬，不但表达了对太后要求他改名这一无理要求的不满，更表达了他对彭城王刘通避讳问题的不满［6］332。然而太后并没有因此责罚他，足见她对赵氏家族并无遏制迫害之心。
有记载说太后欲以荆王元俨为皇太叔，且养荆王子于宫中，似对仁宗不利，故为吕夷简所劝谏［7］7。似乎认为刘太后有另立君主之意，但实在不堪一驳。刘太后若欲另立新君，必选有利于己者，若真以年长之元俨为君，她就连继续垂帘听政的理由都没有了。至于荆王子，或取其年幼易制之意，但仁宗即位之时已然年幼，其后他一直为刘太后所掌控，刘太后何必多此一举。故此，正如张邦炜先生所言：“吕夷简如此'防微杜渐’，实属捕风捉影。”［8］183事实上，刘太后本身并无另立或代立的主观意向，而是一心一意为赵宋皇朝培养理想的皇帝。史载仁宗在年幼时，受太监谗言蛊惑，想把先祖平定南方后获得的珍宝器铭从奉宸库中取出赏玩，但刘太后却趁机给他上了一课，宋人朱弁对此事评论道：“后之用心，岂不深且远哉！”［9］98曾与刘太后为敌的李迪，亦不禁感叹：“诚不知太后圣德乃至此！”［10］卷一〇八，2523而北宋名臣司马光后来也对她评价道：“章献明肃皇太后保护圣躬，纲纪四方，进贤退奸，镇抚中外，于赵氏实有大功。”［11］250
二、刘太后不效武氏之心态分析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刘太后并未效仿武氏称帝，故现代一些论者认为刘太后并非武则天第二③。前人的观点，多逐点批驳历来认为刘太后有武氏之心的依据，或从制度、大臣防范、外戚势力薄弱等角度出发，论述刘太后不敢效仿武氏自立的原因。这些观点都很有道理。然而笔者认为，刘氏本人的心态，对解释她何以不效仿武氏的原因至关重要。
刘太后之所以在掌控朝廷大权的同时，能一心保护仁宗以及保存赵氏家族，跟她与真宗的感情不无关系。她摆脱低微的出身，参与政治的能力，以及行使皇权的权利，都是来自于真宗。刘氏与武则天的出身虽都相对较低，但两者却仍有区别。武氏家族只是未能跻身甲族，但毕竟是官宦之家，武则天入宫前曾有“见天子庸知非福”之语［12］3474，可见其入宫乃欲改变命运，野心亦可窥见。但刘氏则本贫家女子，若非真宗认为“蜀妇人多才慧”把她招入王府［10］卷五六，1225，则其可能一生不会涉足政治。故她在入王府以前，不可能有任何政治野心；即便招入王府，但当时真宗尚未成为太子，其上有两位兄长，而刘氏本人后来又被太宗下令逐出王府，两人前途祸福尚未可知，何谈政治远见。不过，真宗坎坷的皇帝之路，让他们共同面对了太宗朝的各种风风雨雨④，俩人的感情也不断加深。真宗即位后，立即把刘氏接入皇宫，郭皇后死后，他更不顾朝中大臣反对，立她为后。刘氏被立为皇后时已经四十四岁，容貌不复当年，可见她与真宗之间是一种长期而真挚的爱情⑤，而非流于庸俗的情色关系。
正是在爱情的基础上，真宗逐步培养出刘氏参与政治的能力与野心。宋代从太祖开始，即向集权独裁政权发展，正如刘静贞教授所言：“太祖、太宗为集权于中央、总揽于天子所施行的种种措施，并未及身而止。他们的心血被奉为圭臬，引为成范，而且沿为制度，君主独裁体制于焉成立。继体之君即使没有什么能力，也能凭着制度进行独裁统治。”［13］204-205由此可见，太祖、太宗已然创立的各种制度，迫使真宗本人必须实行独裁统治，但真宗之能力与魄力，远不及太祖、太宗。真宗在中年又致力于“天书降神”之事，独裁政治于他而言，实是力不从心，故此，他需要让渡出一部分皇权，以减轻其自身的压力。制度并不允许他选择朝中大臣，他也没选择宦官、佞臣，而是选择了他深爱的女人——刘氏。于是，“帝每巡幸，必以从……帝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之”［10］卷七九，1810，当真是形影不离。真宗对刘氏有知遇之恩，刘氏的知识才能、政治能力以及政治地位，无一不是来自真宗。既然真宗对刘氏有恩，刘氏对真宗独子的保护，对其家族的关怀，对其帝国的妥善经营，何尝不是一种报恩的心态呢？
当然，刘氏并非不贪图权力，尽管她最初并没有政治野心，但当了皇后之后，她在真宗的默许下，品尝到最高权力的快感，而且对之也越来越迷恋。因此，当朝中有大臣试图剥夺她的权力时，她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反击，寇准在政治争斗中的惨败就是最好的例证。而仁宗继位后，宰相丁谓一度欲架空太后独自掌权，也被她远贬于海上⑥。既然如此，她如何在报答真宗之恩与继续掌控皇权之间作出平衡呢？无论古代先哲学者，抑或现今学界同人，均多把刘太后与武则天作比较，而却少有把她与同时期的辽景宗皇后萧绰作比较。其实，刘太后并没有效仿武氏，她的行事举措，反与萧绰多有相似。萧绰在夫皇死后，乃受景宗遗诏垂帘听政，据《契丹国志》记载：
先是，后未归政前，帝已长立，每事拱手。或府库中需一物，必诘其所用，赐及文武僚庶者，允之，不然不与。
帝既不预朝政，纵心弋猎，左右狎邪与帝为笑谑者，太后知之，重行杖责，帝亦不免诟问。御服、御马皆太后检校焉。或宫嫔谗帝，太后信之，必庭辱帝。每承顺，略无怨辞。［14］卷七《圣宗天辅皇帝》，71
可以看出，萧绰垂帘听政后，一直掌握朝中大权，但她并没有代立之心，反而是一心一意培养儿子圣宗，使其成为辽国的优秀君主。萧氏这种培养教育方式与刘太后教育仁宗的方法大致相仿，也就是说，两位皇后均以维护夫家利益为己任。刘太后的政治作为之所以与萧绰相仿，保扶并培养仁宗，其实也容易理解。宋、辽自签订澶渊之盟以来，双方停止战争，处于和平状态，每年双方君主寿辰与正旦节日，均互派使节通好，故此，萧绰的事迹得以传播中原，刘太后对这位邻国太后也应了解甚深。萧太后辅助圣宗，实际上也是掌控圣宗，以操掌辽国朝中大事。但其保护培育天子之举，使她死后英名长留青史，辽国臣民及圣宗本人对她也是感恩戴德。同样是要操掌国家最高权力，在刘太后看来，萧绰的做法显然比武则天高明，萧氏没有迈出称帝自立的一步，故也没有像武则天那样在史书上留下骂名⑦。刘太后明白宋朝的实际政治环境令她不能像武则天那样称帝自立，而她自己也不愿意辜负真宗对她的恩遇，在这一大前提下，她对自己的期许并不止步于对生前权力的掌握，同时也注重身后名声的保存，即要成为名留青史的一代女主。刘太后虽非主动效仿萧绰，但多年来萧氏的政治形象与政治行为在她心目中潜移默化，她对萧氏的做法产生了认同与共鸣，从而在政治作为上与之相仿。理解此点，才能解释刘太后问鲁宗道“唐武后何如主”，鲁宗道回答说“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时的心态。据史书记载，当时刘太后听到此话后，态度“默然”［10］卷一〇七，2494。显然，她想获得武则天的辉煌成就，却不想重蹈武氏覆辙，成为“宋之罪人”。既想在听政期间有所作为，又想留下身后美好名声，刘太后有了这种心态，在政治行为上，自然更靠近与她处于同一时代的萧绰，而非唐之武则天了。
然而，相似的模式在文化背景不同的地方，产生的效果也肯定不会一样。中原宋朝的实际情况与辽国大不相同，双方文化背景差异较大。辽国向来是皇族耶律氏与后族萧氏同治天下，无论哪一任皇帝在位，均可见其皇后预政的影子。但在儒家文化背景下的大宋皇朝，女主专政一直不能得到士大夫们的认同，认为这是“牝鸡之晨，唯家之索”（《尚书·牧誓》），故在仁宗成年后，纷纷要求刘太后还政。刘太后对此是早有心理准备的，在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能以平常心态对待这些反对的声音，但随着她逐渐步入晚年，老年人的一些心理在她身上也开始发挥作用，再加上邻国发生的一些事情，让她晚年的统治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还政的博弈
宋朝的士大夫政治已经形成，刘太后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必须维持有足够数量的士大夫集团，以为她所用。在当时的朝廷官员中，献媚以图进位者固属少数，但不畏权威敢直言抗旨者，见记于史的也只十数辈而已。也就是说，士大夫中的大部分人，其实走的是中间路线，他们既不赞成，也不公开反对刘太后垂帘听政，而只是在自己的仕途上默默耕耘。刘太后所赖以构成统治者，正是这些士大夫中的多数群体。而对于一些虽然逆她的旨意而行，却又未真正挑战其统治权力根本者，她也往往拉拢任用，以在其他士大夫中树立榜样，并能为她招来善于用人的美好名声，宰执中王曾、鲁宗道、吕夷简、张知白、薛奎、王曙等，以及台谏中刘随、孔道辅、鞠咏等俱是如此。然而，随着仁宗逐渐成长，刘太后主政的合法性越来越弱，对此进行挑战，要求她还政的声音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强，而刘太后对手中权力从未放松。
其实，刘太后早在仁宗即位之初，便提出“候上春秋长，即当还政”［10］卷九九，2296，在她的手诏中，也流露出“期见抱孙之欢，永遂含饴之乐”的想法［15］卷一四《真宗大祥后皇太后赐宰臣等手书》，68，但从其日后的行为看，这似是敷衍，而非出于真心。直到逝世以前，她一直掌控着朝中大权，仁宗在政治上一般只能听其摆布。但是，刘太后得以垂帘听政，其合法性之根本乃源于她与仁宗的母子关系，仁宗以幼君即位，她乃以家长的身份辅助儿子处理国事。然而，仁宗即位之时已经十三岁，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皇帝十五岁便算成年，可以亲政，也就是说，刘太后本该在天圣二年（1024年）之时还政于仁宗。但事实证明，作为仁宗成年的礼物，她只是在他身边安排了一位皇后，而从未提及还政。
延至天圣六年（1028年），仁宗已经十九岁，按照传统观念，他无论在生理或心理上都算成年了。也就在这一年，一些士大夫终于忍不住，左司谏刘随喊出了要求太后还政的第一声：“帝既益习天下事，而太后犹未归政，（刘）随请军国常务专禀帝旨。”很明显，这是刘太后垂帘听政以来第一次有人挑战她的权威，并要求她交出大部分权力。她本人当然很不高兴，刘随也知此事非其一人可以促成，且此疏上后必不容于太后，故立即请求外任，而刘太后也顺水推舟，命他出守济州［10］卷一〇六，2476。
但是，刘随的一石之音，并未立即激起士大夫千层之浪，他出朝之后的一年多里，并未再有士大夫提出让刘太后还政的要求。至天圣七年（1029年）末，才有士大夫再兴还政之声，这次上疏的是素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当年十一月，秘阁校理范仲淹疏言曰：“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疏入，不报，其后，他“又奏疏请皇太后还政，亦不报”，于是范仲淹像刘随一样，“遂乞补外。寻出为河中府通判”［10］卷一〇八，2526-2527。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范仲淹两封冒犯太后的奏疏，后宫的反应都是不予理睬。而且，无论刘太后对刘随或范仲淹如何不满，他们出守或出判外郡，均非她刻意贬谪，而是他们自求出朝。换言之，太后在天圣七年以前，并未对要求她还政的士大夫大加打击。此后将近两年里，朝廷重新回归平静，士大夫也无要求还政的言论。直到天圣九年（1031年），翰林学士宋绶才又重新发出这一呼声。当年十月，宋绶上言曰：
唐先天中，睿宗为太上皇，五日一受朝，处分军国重务，除三品以上官，决重刑；明皇日听朝，除三品以下官，决徒刑。今宜约先天制度，令群臣对前殿，非军国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10］卷一一〇，2567
严格来说，宋绶并非要求刘太后一次放弃全部权力，而只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办法，这一点跟刘随相似，但他引用唐朝先例，则比刘随更有理据，而与范仲淹直接要求太后还政相比，其语气和态度都谨慎得多。但此书一上，即“忤太后意”，太后立即降宋绶为龙图阁学士，出知应天府。显然，这次与以往不同，宋绶并非自求外出，而是太后因愤怒而将他赶出朝廷。当时已回朝任御史知杂的刘随，与殿中侍御史郭劝“并言绶有辞学，当留在朝，不宜处外，不听”，足见刘太后对此事的固执［10］卷一一〇，2567。
在此之后，士大夫们要求刘太后还政的呼声越来越频密，明道元年（1032年）五月，进士林献可“抗言请皇太后还政”⑧；八月，滕宗谅与刘越因应皇宫大火一事，认为“国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10］卷一一一，2588，因此请太后还政；其他大臣如孙祖德、刘涣、石延年等，也纷纷奏请太后还政⑨。其实大臣在此时上书请求太后还政，也是可以理解的。唐代武则天易姓称帝，也是在长久垂帘听政之后，且她称帝时，年六十六岁。明道元年时，刘太后已经六十四岁，虽然她并没有大肆诛杀赵氏宗室，在其垂帘过程中也无重大革易之事，然而她在仁宗成年后久未还政，士大夫们实在猜不透她内心的真实想法。此外，天圣九年她因其侄刘从德之死而大封其宗族门人，并为此一连罢免四名御史，第二年，林献可因奏请还政而被远贬岭南，这些举动，已使得“人心惶惑，中外莫测”［10］卷一一一，2582，引起士大夫们的担忧。既然无法探知太后的真实想法，又要维护仁宗以及赵宋皇室的正常法统，士大夫们唯有轮番上奏，要求太后还政。
然则刘太后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宋史·李遵勖传》记载云：“初，天圣间，章献太后屏左右问曰：'人有何言？’遵勖不答。太后固问之，遵勖曰：'臣无他闻，但人言天子既冠，太后宜以时还政。’太后曰：'我非恋此，但帝少，内侍多，恐未能制之也。’”［5］卷四六四《李遵勖传》，13568刘太后此言未必不是出于真心，当时宦官若非受太后禁遏，早已蛊惑仁宗；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仁宗亲政后一段时期，的确沉迷酒色，自我放纵［10］卷一一三，2648；卷一一五，2694-2698。但笔者认为，刘太后虽没有废赵宋而代立的野心，但她不肯还政，更主要还是因为她对权力的偏执以及她对失去权力后的恐惧，此点在其晚年表现尤为明显。宋绶只是提议把部分权力归还给仁宗，便立即遭到贬责；其后，虽然史书上没有记载腾宗谅、刘越、石延年等因请求还政之事而被责；但林献可却因此而被“窜于岭南”；刘涣差点被“黥面配白州”［10］卷一一二，2611-2614。由此可知，在天圣九年之后，刘太后责罚要求她还政的官员，并不是个案特例。
四、邻国之殇
为什么刘太后对要求还政者的态度有如此变化呢？笔者认为，这跟老年人的心理有关。现代心理学认为，随着年龄增长，记忆衰退，以及身边一些不幸之事的发生，老年人会有一定的心理困扰，如挫败感，甚至会出现抑郁、焦虑和愤怒等情绪。而在产生消极情绪方面，女性的比率高于男性⑩。天圣九年，刘太后已经六十三岁，与她相知相爱近四十年的丈夫早已离她而去，尽管把持一国朝政，享尽人间荣华，但在寂寞深宫之中，也必然备感孤独。而正在这一年，她一向疼爱的侄子刘从德死了，这让她悲伤不已，负面情绪不断增加。也是同一年，契丹发生的一件大事，更让刘太后感到惶恐。宋天圣九年，亦即契丹太平十一年（1031年）六月，契丹国主耶律隆绪逝世，谥曰“圣宗”。圣宗死后，其子耶律宗真即位，是为兴宗。圣宗遗诏，本以其正妻齐天皇后萧菩萨哥为皇太后，以兴宗生母顺圣元妃萧耨斤为皇太妃。但元妃匿藏此道遗诏，自为皇太后，并令人诬告齐天皇后谋反，将她以囚车押赴上京囚禁，又杀其左右百余人。不久之后，又派人赴上京缢杀齐天［10］卷一一〇，2559-2560。
以上所叙述者，乃契丹一段宫廷政变，虽引起辽史研究学者的关注11，但却很少受到宋史研究学者的注意。笔者认为，这段历史其实与刘太后晚年一些行事施为很有关系。为何有此结论，可试比较刘太后与齐天皇后一些相似之处：其一，他们均是当时皇帝的正妻。其二，两位皇后均是膝下无子。其三，萧氏与刘太后在抚育皇子上，有相似的经历，而皇子的亲生母亲，均是后宫宫婢。但是，萧菩萨哥并没有刘太后如此强势的手腕，且契丹皇族的婚姻制度，也注定了她的悲剧12。刘太后与菩萨哥，虽从未见面，但已神交多年。早在乾兴元年（1022年）仁宗即位之初，辽圣宗即对菩萨哥说：“汝可致书大宋皇太后，使汝名传中国。”［10］卷九八，2282从此以后，两位皇后在每年的正旦与双方寿辰，皆互通使节，菩萨哥被陷害致死，对刘太后而言实乃不小的震撼。刘太后作为当局者，有足够的时间去认真研究邻国皇族的婚姻制度，并从此事中吸取教训。
显然，辽圣宗并没有像宋真宗那样，为菩萨哥保守皇子并非亲生的秘密，相反，他除册封兴宗生母为元妃外，还大力扶持元妃家族，使其“三兄二弟皆封王”［14］卷一三《后妃传》，144。故此，在圣宗逝世后，能真正掌控新皇帝的乃元妃萧耨斤而非皇后菩萨哥。据《辽史·兴宗本纪》记载，圣宗崩于太平十一年六月，就在当月二十五日，自立为皇太后的萧耨斤虽未立即把菩萨哥杀害，但也已把她的亲属萧锄不里与萧匹敌赐死，萧延留等七人弃市，并将菩萨哥本人迁于上京囚禁［16］卷一八《兴宗一》，211-212。据《长编》记载，契丹告哀使在七月初一来到开封宋廷，元妃自立为太后之事，也必连同圣宗逝世、兴宗即位的消息一起，正式通知宋朝，据《长编》记载，“皇太后举哭如上仪”［10］卷一一〇，2563。
从情理上说，刘太后此时应该是为死去的辽圣宗“举哭”，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兔死狐悲之感？她与萧菩萨哥可谓同病相怜，又岂会不为其事感到惊惧呢？宋绶上书请刘太后把部分权力归还仁宗，即遭刘太后力行贬责，这正是刘太后内心恐惧的反映。她深知自己远比菩萨哥幸运，因为真宗为她保守了仁宗并非亲生的秘密。她能够稳操皇权，处理大政，乃因仁宗一直以为她是他的亲生母亲，故受到亲情与孝道的束缚。然则真宗死后，刘太后又如何继续保守这一秘密呢？李焘明确指出此中原因，乃“人畏太后，亦无敢言”［10］卷一一一，2577。人们何以“畏太后”，乃因太后手操实权。倘若刘太后真如宋绶所言，让出部分权力，则其专制权威从此打开缺口，她也未必能再有效的控制仁宗。仁宗身边遭刘太后禁遏的内侍甚多，若他们为讨富贵，趁太后权力减弱，把此重大秘密告知仁宗，甚至怂恿仁宗立李氏为太后而废刘氏，则刘太后与菩萨哥的下场亦相去不远矣。从这个角度看，刘太后跟李遵勖说“我非恋此，但帝少，内侍多，恐未能制之也”，恐怕也是担心仁宗年少，容易受内侍蛊惑，利用此事对她这个养母进行打击，让其晚年不得善终。
这一判断并非无理推测，事实上，在刘太后死后，仁宗曾一度听信谗言，派兵包围刘氏娘家府邸。仁宗启棺验尸，知李妃非鸩死才撤兵［17］9。仁宗知道李妃“非鸩死”，即说明有人对仁宗说李妃乃被刘太后毒杀。据《长编》记载：“或言太后（李氏）死非正命”［10］卷一一二，2610，这意味着李焘在编写《长编》时，也不确定是谁说李宸妃死于非命的。笔者认为，说李妃死于非命者，应为仁宗左右曾受刘太后遏制的宦官。刘太后自己虽重用宦官，但对仁宗身边的宦官却多有约束，故他们在太后垂帘之时并不得志，此时中伤太后，一则可以逢迎仁宗伸张权力之志，二则可以借机以图进取13。不但宦官如此，朝中官员跟红顶白者甚多，太后一旦失势，起而攻讦者大有人在。太后驾崩后，就有不少官员在仁宗面前诋毁她，后来还是范仲淹为她说了一句“掩其小故以存大德”的公道话［10］卷一一二，2616-2617，才平息了这些争议。
正是因为有了菩萨哥的前车之鉴，刘太后才会在天圣九年以后力保自己垂帘听政的地位不动摇，而对敢于请求其还政的大臣予以沉重打击。然而，在朝中大臣看来，太后是越来越恋栈权位了，为了不让唐代武氏代立之事再次出现，他们要求太后还政的呼声也就越来越高，甚至不惜利用明道元年的皇宫大火，说“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10］卷一一一，2588，对太后的执政加以彻底否定。刘太后方面，面对各种天灾以及朝廷内外反对她的声音，她的挫败感是非常强烈的，而作为老年人，负面情绪不断增加，人也开始变得固执，甚至偏执，于是她在明道二年（1033年）上演了服衮冕祭祀太庙的大戏14，目的是为了彰显女性的权力与地位。但在男性士大夫看来，这又是对传统皇权的一种挑战，他们对女主“专权”的恐惧又进一步加深，反对太后的力度也随之加大，双方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五、宸妃之葬
其实，在刘太后与仁宗的关系中，最关键之人物，应是仁宗生母李氏，她在真宗朝，并未如萧耨斤那样，对皇后咄咄相逼。真宗逝世，仁宗即位，刘太后让李氏“从守永定陵”，而李氏在仁宗朝，也是“嘿处先朝嫔御中，未尝自异”［5］卷二四二《李宸妃传》，8616。由此可见，刘太后与李氏已形成一种默契，王曾所说的“后厚于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刘氏”的道理15，不仅刘氏明白，李氏也相当清楚，她深知自己地位与实力根本无法与刘氏相比，而作为母亲，她的愿望是儿子能够健康成长，并成为一代明君；刘太后显然能够为她实现这一愿望，但作为交换条件，李氏必须默默处于先朝嫔御之中，更不能道出她与仁宗关系的秘密。明道元年二月，李氏被晋封为宸妃，当天她即逝世。李氏逝世后，“三宫发哀，成服苑中。赠妃曾祖应已及祖金华主簿延嗣为光禄少卿，父左班殿直仁德为崇州防御使，母董氏为高平郡太君。攒涂于嘉庆院，葬于洪福院之西北隅”。如此风光大葬，乃宰相吕夷简力争的结果，《长编》记载云：
始，宫中未治丧，宰相吕夷简朝奏事，因曰：“闻有宫嫔亡者。”太后瞿然曰：“宰相亦预宫中事邪？”引帝偕起。有顷，独出，曰：“卿何间我母子也！”夷简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刘氏乎？”太后意稍解。有司希太后旨，言岁月未利，夷简黜其说，请发哀成服，备宫仗葬之。时有诏欲凿宫城垣以出丧，夷简遽求对，太后揣知其意，遣内侍罗崇勋问何事，夷简言凿垣非礼，丧宜自西华门出。太后复遣崇勋谓夷简曰：“岂意卿亦如此也！”夷简曰：“臣位宰相，朝廷大事，理当廷争。太后不许，臣终不退。”崇勋三反，太后犹不许，夷简正色谓崇勋曰：“宸妃诞育圣躬，而丧不成礼，异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谓夷简今日不言也。”崇勋惧，驰告太后，乃许之。［10］卷一一一，2577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刘太后起初欲低调处理李宸妃的丧事，不想让仁宗太过关注这位先朝嫔御。当吕夷简问起宫嫔死亡之事，太后即作瞿然之状，随即，她把仁宗带进内宫，然后独出面对吕夷简，并说他欲间其母子之情。这些言语举动，正流露出太后心中的惶恐与不安——这是她心头最大的秘密，而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却又不在少数。此后，刘太后在宸妃丧礼上力图从速从简，欲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让此事尽快过去，更希望仁宗身世的秘密与李宸妃一起长埋黄土。但她最后还是听从吕夷简的意见，从厚处理宸妃丧事，因为吕夷简最后通过罗崇勋，向刘太后暗示出一个道理：太后手中现有的权力，当然可以保证仁宗身世的秘密不被泄露出去，但太后能控制自己身后的状况吗？显然不能，到时仁宗知道真相，必定会清算太后过往种种，而生母丧不成礼，正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刘太后乃聪明之人，深通历史的她也知道过往当权女主死后的种种下场，她并不能长生不老，永远控制大宋朝廷，所以她必须为自己身后刘氏家族的利益作一番打算，有感于此，她才会同意吕夷简的意见。
保守秘密本来就是很痛苦的事情，更何况这是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秘密，再加上政治上的各种压力，刘太后其实已经心力交瘁。明道二年三月，刘太后驾崩，年六十五岁。正是因为吕夷简当初的部署，仁宗并没为人所惑，听信李宸妃死于非命的谣言而诿罪太后。四月十八日，“上大行太后谥曰庄献明肃，追尊太后谥曰庄懿”［10］卷一一二，2615。十月五日，“袝葬庄献明肃皇太后、庄懿皇太后于永定陵”；十七日，“袝庄献明肃太后、庄懿太后主于奉慈庙”；二十五日，“奉安庄献明肃太后神御于慈孝寺彰德殿、庄懿太后神御于景灵宫广孝殿”［10］卷一一三，2637-2640。至此，刘太后与李宸妃的葬礼可算告一段落。
余 论
尽管刘太后驾崩了，但她对宋朝的影响并没有就此消失。刘太后身后的宋朝也有一批与她相似的女主，她们并不想篡夺赵宋的皇权，但也想借助皇权来一展政治抱负。在北宋，英宗高皇后备受赞誉，被士大夫称为“女中尧舜”［5］卷二四二《高皇后传》，8627，颇有作为。而南宋女主代表当属宁宗杨皇后，她自幼在宫廷长大，极有政治理想，并在诗作中表达了“总揽权纲求治理，群臣臧否疏屏风”的政治志向16，而后来，她不但在宁宗朝参与朝政，更在理宗朝垂帘听政［18］。除此之外，北宋仁宗的曹皇后、神宗向皇后、哲宗刘皇后，以及南宋光宗李皇后、理宗谢皇后，都曾积极参与朝政，她们当中有人成功，也有人失败，甚至遭致杀身之祸17。但无论如何，她们始终没有突破赵氏皇室的法统，做出倾覆王朝的事情。她们有这种共同的执政心态，其原因当然与宋朝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但刘太后长达十一年的执政，也给她们制定了一种模式，毕竟政治追求的是一种平衡的合理性，如果能达到既定的目的，那又何必打破己有的范式呢？当然，高皇后也好，杨皇后也罢，抑或是其他一些参与政治的皇后，她们的经历跟刘太后都很不一样，因此，她们各自都有自己统治的心态和意识，不能一概而论。要窥见宋代女主政治之全貌，还得做更多的个案分析。
注释
①如勾利军：《武则天的自卑心理与性格特征》，《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陈弱水：《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识》，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659-694页。
②王珪：《宗室、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右武卫大将军、使持节绛州诸军事、绛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天水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七百户、食实封四百户、赠武宁军节度观察留后、追封彭城郡公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55《华阳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页。
③可参见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9页；杨果：《宋代后妃参政述评》，《江汉论坛》1994年第4期。
④真宗的皇帝之路，可谓艰险重重。相关事件及其论述，可参见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1-52页。
⑤刘氏出生于开宝二年（969年）正月，仅比真宗小一个月，她十五岁与真宗遭遇而入王府，很有可能是真宗第一位异性伴侣，而三十年后真宗依然固执地立她为后，可见他们之间的感情之深。见脱脱：《宋史》卷242《刘皇后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612-8614页。
⑥有关丁谓在朝廷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下场，可参见王瑞来：《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19-246页。
⑦《辽史》对萧绰的评价是：“后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习知军政，澶渊之役，亲御戎车，指麾三军，赏罚信明，将士用命。圣宗称辽盛主，后教训为多。”而正史对于武则天多有负面评价，如《旧唐书》认为：“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儿，葅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妬妇之恒态也。”
⑧见李焘：《长编》卷112，明道二年四月庚戌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11页。另李焘于前卷对此事发生时间有具体考证：“按苏舜钦作林书生诗，云生得罪未十旬，禁中火，则生奏封事盖五月间。”见李焘：《长编》卷111，明道元年六月丁未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82页。
⑨孙祖德事，见李焘：《长编》卷112，明道二年四月己未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14页；刘涣事，见李焘：《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十一月戊寅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44页；石延年事，见李焘：《长编》卷116，景祐二年二月丁卯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21页。
⑩参见刘碧英：《老年人心理特点与心理保健》，《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5年第3期；王莹，傅崇辉等：《老年人的心理特征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增刊。
11可参见蔡美彪：《辽代后族与辽季后妃三案》，《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孟凡云：《论辽代后权的双重性及齐天太后失败之原因》，《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吴凤霞：《辽代宫廷变乱与其制度的关系》，《河北学刊》2001年第4期。
12蔡美彪先生认为，连同此案在内的辽代后妃三案，其根本乃萧姓后族内部不同族系互相斗争所致；孟凡云先生则认为，齐天太后之败，乃缘于契丹长期以来的皇后“宜子制度”，亦即皇后必须生育皇子，否则必然要被废去，故此，宫人萧耨斤觊觎后位，实乃后位本该由她所有，而菩萨哥长期占据后位，是圣宗保护所致，乃辽国历史之特例。
13关于刘太后对待宦官的态度，可参见刘广丰：《宋代特殊政治势力与女主权力的互动——以刘太后统治时期为中心》，《江汉论坛》2015年第10期。
14其实刘太后所服并非真正衮冕，乃比衮冕略有裁减的服饰。见李焘：《长编》卷111，明道元年十二月辛丑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95页；李焘：《长编》卷112，明道二年二月甲辰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05页。
15此乃王曾在天禧末年通过刘太后外戚钱惟演之口，向她传达之语，目的在于说服她保扶太子，莫谋倾侧之念，见李焘：《长编》卷96，天禧四年闰十二月乙亥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233页。
16参见毛晋：《二家宫词》卷下《杨太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页。17哲宗刘皇后就因过分干预朝政，在哲宗驾崩第二年即被迫自缢，见脱脱：《宋史》卷243《刘皇后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638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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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叶隆礼.契丹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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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7］王铚.默记：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8］刘广丰.南宋后族淳安杨氏家族考论［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15-123.
全文刊于《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感谢李孟舜编辑提供宝贵信息！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编辑】苏显华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第104-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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