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见过的人，大多有个毛病，边界感很差，一有困难，能搜罗到任何沾亲带故关系的，就不把自己当外人了，求人好意思张口，被求的怕让挑理，背地里可能不情愿，明面上也不拒绝。我小时候的家是一处郊区的大院儿，农村的亲戚，父母小时候的玩伴进城大多会来歇歇脚，也有亲戚领着闺女来待产，或者我们不在，留下钥匙，来办事的亲戚一大家子住一段时间。亲戚有时会送白面蔬菜表示感谢，有时并不，谁叫我们沾亲呢。厚着脸皮麻烦别人的事我们也做，都去村里随礼，往回赶的时候，无论方向多么背道而驰，蹭有钱人家的轿车是天经地义的事。
那时候的人身上都有股憨劲儿，有种不知轻重的亲昵。我大舅年轻时当村长，带着村里十几号壮劳力到城里办事，办完后拐弯去我一个表姨家吃饭。表姨很高兴，但也实在没什么像样的招待，就下面。后生们也不含糊，敞开了吃，在表姨去世多年后，这顿饭仍然是我舅脑海中难以绕过的温情。
那时候就是这样，你占占我便宜，我图图你好处，稀里糊涂，挤挤攘攘，日子像车轱辘一样，咯吱咯吱，转眼又到下一年了。
日子平淡，简单，群众能看到的世界很有限，2003年的非典并没有引起国际大传播，那么能抚慰，能提神，能交往的每个传统节日就都是大事，被人们前呼后拥，披红挂绿，像八月十五、农历新年这些大节光准备工作就是一道壮丽的景观。我姥姥家有一遛南房，有的夏天借给养蜂人，有的放农具草料，最大的一间专门放各种节日的吃食。有一年八月十五，我姥爷在果园靠近大门的拐角搭了一方小土灶，专门烤月饼。月饼的面自己和，月饼的馅儿自己拌。儿女孙子外孙回来后，把南房里预留的西瓜大豆花生腌肉吃了个遍，还是觉得月饼最对口。姥爷的土灶赶紧再运转起来，他就跪在地上，放进灶里一铁盘月饼，烤好后又兴冲冲再端出一盘。
那么年怎么过呢？如果说其他节都是姿色不同的美人，年就是靓丽夺目的花魁。进了腊月二十以后，日子吹着号角，指挥着人们扫房子，擦玻璃，剁饺馅儿、烧猪蹄、酱牛肉、买春联......日子是关起门来过的，年却是要过给众人看的。这份准备里含着些许不甘人后的好强，是摆在桌面上的一份幸福指数报告。和现在人们的宴请娱乐都在外面进行，即使过年也有点清汤寡水的意味不同，那时候的主人待客是真的隆重，真的实诚，也真的开心。家族至亲来了，进门先是一桌有荤有素的凉菜，互道吉祥，悠然小酌。留一两个口才上等的主人在客厅陪客，其他人则在厨房炖肉烧菜，最后再把早就炸好的油糕、油饼、丸子等腾热乎了。中午的饭才是正经，盘碟交错，香茶美酒，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主人十八般武艺全亮了，没有一点保留。
山高路远，久不走动的远亲来了的招待法又要更胜一筹，不是胜在食物，而是胜在人情。有一年母亲一干人随父亲到爷爷的老家榆林去给亲戚拜年。午饭桌上的食物丰盛得让人眼花缭乱，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一只白瓷大碗，围坐一圈的亲戚身后婶婶默默走动，看见谁碗里不满了赶紧再填一勺肉。父亲吃饱了，把碗自己放去了厨房，不住给母亲使眼色，母亲不明白，刚要放碗，碗立马又被填满了，一顿饭吃完肚子撑得铁硬。其他亲戚想婉拒这份盛情，哪料婶婶声东击西，又准又快，仿佛谁面前摆着空碗谁就在驳她的面儿。最后每个人的胃连一根肉丝的空隙也没有了，再连一滴酒也渗不进去了，才结束了宴席。
那时候的过年就像赵本山的小品在春晚上独占鳌头一样，回农村才能到达欢乐的海洋。儿女孙辈本身就是十几号人了，远地来的亲戚当天也不离开，得和姐妹兄弟红火好几天才能尽兴，那么睡觉就成问题了，一盘土炕人挤人，地下又临时用凳子木板支了一个通铺，连久不用的南房也腾出来了，还是睡不下，那么到村子里有空余地方的乡亲家睡就理所当然了。事后谁也不用提，谁也不用谢。
这篇文章写到中间的时候，我所在的城市呼和浩特疫情大爆发，小区被隔离了，人们不得不独来独往，静若处子。恰逢年也收尾，小区夜间光辉灿烂、五彩斑斓的的装饰骤然撤去，人的心顿时空落落的。不过于不平静中又怀揣一份感激，至少今年的年味是尝过了。
我在寡淡、清闲的日子里咂摸着那时人情味儿带来的温暖和快乐，祝福所有中国人平安顺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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