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帝王之尊，与天同位，是以家天下。”明初，随着宰相制度被废弃，国家的运势就完全掌控在了皇帝手中，也就再没出现过“王安石”式的人物。
两个半世纪后，朱由检成了中国的大家长，年号崇祯。
“心匪不仁计则穷，减夫派饷事重重。可怜三百年天下，断送忧勤惕厉中。”
-《读崇祯辛未后十余年事》
细读清人萧正模的诗句，其中“派饷”一词，即体现了崇祯励精图治的一面，也道出了大明的亡国根源，令人嗟吁。
明初大兴驿站，十里设一铺，六十里设一驿。如今但凡叫“十里铺”的地方，必是先有驿站，再成村镇。烽火台就是最早的驿站，放一把火就传递了讯息。后来随着时代发展，驿站就多用于传递文书，所谓的“五百里加急”，就需要多个驿站配合完成。五百里，相当于北京到石家庄的距离，若想一口气跑完全程，就少不了驿卒间的接力。按规定，每个驿站至少会常配五六名驿卒，他们是大明的幕后英雄。“永乐十二年，川卜、川藏等共修驿站，诸未复者尽复之，自是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矣。”
朱元璋曾明确指出，非军国大事，不能擅用驿马及邮递设施。所以在明朝初期，驿站绝对是一片净土，永乐年间已遍布全国。当时有个说法叫“驰驿归田”，即当一个官员告老还乡之时，他从北京到老家一路的车乘食宿统统由驿站包管。这是皇帝破格赐予的福利，也是臣子梦寐以求的待遇。但是，当“驰驿归田”和“荣归故里”挂上了钩，驿站就彻底变成了一个腐败场所。从成化（1464）开始，这里的预算已多到用不完，以致常常遭到官员勒索，白吃白喝。像刘瑾这类阉党，有空就会来驿站喝喝茶。糊里糊涂又过了一个世纪，在天启二年（1622），御史方震儒上疏称，从京城到山海关沿途所有驿卒都十分痛恨官员的腐败，首次提出了“裁驿”。然而天启是个木匠，无案牍之劳形，那方震儒不久便死于被魏忠贤之手，无人再提“裁驿”。早在正德年间（1505-1521），朱家就以战事为由加了田赋。万历时辽东用兵，又加征“辽饷”。天启魏忠贤专政，导致流寇四起，崇祯就不得不以练兵剿匪为由，再次加征“练饷”、“剿饷”。以上“三饷”叠加，百姓的负担最多时竟有平常的六倍，对此多尔衮评价道：“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在天启末年（1627），魏忠贤的阉党势力已渗透陕西，占据着总督、巡抚等要职，不久关中就闹起了饥荒。所以当崇祯登场后，他首先就除掉了魏忠贤，极力展示出一个明君的模样。但在陕西各地，民变已是一触即发。然而，此时北京的一些官员不仅没有督促备战，反倒是把“裁驿”提上了日程。先是御史毛羽健，因在驿站偷情被老婆发现，故怀疑是驿卒告发，便上疏称：“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丝”，恳请裁撤。崇祯不置可否。不久，陕西巡抚练国事来奏，称：“秦晋驿递，例不全给，今募夫之苦，更加十倍，故人人思逃。凡在冲路，宜全给以安人心。”意指驿站预算渐少，工作却增多，再加上层层剥削，这活没法干了。虽然是一份来自陕西的提案，但崇祯还是没有决心拍板。到了崇祯二年（1629），又有朱家的凤阳老乡，刑科给事中刘懋进言裁驿，此人给出了一个新的思路：省钱。刘懋深知崇祯不仅是个“铁公鸡”，又察察为明，所以干脆把具体数字算了出来。崇祯一瞅都精确到了个位，顿时喜出望外。
老乡老乡，背后一枪。所以在崇祯二年（1629）夏天，明廷以“裁节各费，悉充军饷”为由，命各省陆续裁驿。
米脂有个银川驿，据清《米脂县志》载：“银川驿设马夫九名，每名曰支工食银二分，马一十八匹，每匹日支草豆银岁六分，支银五百四两。”在裁驿后，该驿的驿卒、马夫自然也就失业了。明末正值小冰河期，夏天大旱，冬日奇寒、瘟疫流行。按陕西当时的情况，官场被阉党所控制，又遇上饥荒天灾，这节骨眼如果连工作都保不住，百姓还怎么活下去呢？再据《米脂县志》：“崇祯三年大旱，夏秋无收，李自成以驿卒失公文，盗起。”说的就是一个任职于银川驿，名叫李自成的普通公务员，这年开始饿肚子了，走投无路后，最终被迫当了强盗。在崇祯十七年（1644），当李自成的大顺军打到北京时，朱由检顿时慌了手脚，开始号召百官捐款，称筹钱救国。时局1644-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上面提到的“三饷”，每年能足足筹到两千万两白银，几乎就是明廷的全部财政来源。当下，崇祯已明确告知百官，国库的白银仅剩四十万两，远不及前线将士的需求。谁知，就在这种火烧眉毛的关头，大臣们却在支支吾吾，一个劲儿地哭穷。无奈之下，崇祯只好找家人筹钱。他向岳父周奎要十万两，周奎讨价还价，最后仅肯拿出一万。当晚，周皇后嫌父亲小气，就把自己的五千两私房钱给了他，这下周奎就有了一万五千两。次日，周奎交给崇祯一万三千两，自己竟私吞了两千两。其余大臣多则捐几百两，少则几十两不等，一毛不捐者大有人在，就连内阁首辅魏藻德也仅捐了五百两。最后，崇祯只好自己拿出二十万两，命人连夜送至前线，而此时的李自成已兵临城下。“其余勋戚、文武诸臣奎、纯臣、演、藻德等共八百余人，送宗敏等营中，拷掠责赇赂，至灼肉折胫，备诸惨毒。”
崇祯自尽后，李自成命手下把大臣们圈了起来，逼他们上缴财产。
所谓“把钱花在刀刃上”，这就到了明哲保身的时候了。像周奎、魏藻德这些“铁公鸡”们，在严刑拷打之下，终于也磬其所有，慷慨解囊了。据传，大顺军最后共筹集白银七千万两，此外另有黄金珠宝，数目难以估算。话说在清朝最富有的乾隆时期，国库一年的进项也顶多有三千万两白银。是以，大顺军在北京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轻松搞定了清政府两年的财政收入。那么，一场战争，或者是一个战役，究竟需要多少资金来维持呢？我们来继续“算账”。早在天启二年（1622），努尔哈赤在山海关外剑拔弩张。当时袁崇焕去了前线勘察，回朝后对皇帝说:“若给我军马钱粮，我一人足以守关。”沟通之后，袁崇焕获得了二十万两白银。用这点钱，袁崇焕和孙承宗在关外招兵买马，还修了数十个堡垒与壕沟。最后，明军凭借坚固的城防和西洋大炮，击退后金一万七千人，重挫了努尔哈赤的南下大计。可见，在任人唯贤，战术得当的前提下，二十万两白银在明末可大有作为。先前就有人上奏：“驿站所裁，才六十万，未足充军饷十一。”此处的“军饷”就是“三饷”，足足有两千多万两。而军饷的十分之一为两百万，裁驿所得到底有多少？按刘懋的估算，裁驿后每年可节省白银六十八万五千，后经实测，大概也有六十万两左右，六十万对比两千万，甚至不及军饷的二十分之一，典型的得不偿失。在明朝末年，这个内外交困，灾害不断的小冰河时期，早已富得流油的皇帝与大臣们却欲壑难填，仍在想方设法的横征暴敛，为此不惜动摇国家的产业与根基，仿佛自己置身事外，甚至在隔岸观火，最终便是国破家亡的境地。明明手头有七千多万私房钱，却为了多赚六十万而裁了驿站，导致李自成丢了工作；明明军费只需二十多万，百官却各个一毛不拔，以致错过了大好战机。关于明朝的运势，体制内的人最有发言权，李自成曾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意指崇祯并不昏庸，而是他周围的人各自为战，结党营私，没人能真正地为他效忠，排忧解难了。但话说回来，皇帝一手遮天，又不能看清局势，臣子能有什么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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