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主张保皇立宪，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派”则要彻底推翻封建专制，两股力量相互掣肘，民族面临大考。
梁启超曾在《新中国建设问题》中写道：“不知英之有王，不过以为装饰品，无丝毫实权，号为神圣，等于偶像，名曰'虚君共和制’。”此处的“虚君共和”，正是英国“君主立宪制”在晚清时的称法，即在承认满清皇帝的前提下设置首相，再通过宪法来限制皇权。
相较于孙、黄的革命论，康、梁的基调更为温和，所以清廷就借日俄战争断定：“非小国（日本）能战胜于大国（沙俄），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遂将立宪热潮推至各省。
然而到1911年，当一个皇族内阁被推上前台之时，中国也就基本和“君主立宪”说再见了，一时大批君宪人士转投革命，侧面就成全了孙中山。
多年后，溥仪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受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这奕劻便是大清第一任首相，他是乾隆的曾孙，溥仪的伯祖父。溥仪对奕劻的恨比较复杂，名义上是皇帝对首相的不满，实则是一场家族内部事务，俩人为了权力都没把“立宪”放在眼里。而这也就证明了一点，在中国，甭管您什么出身，目前什么地位，家天下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哪怕是在国际局势突变，国内水深火热的节骨眼，掌权者也不愿放弃任何利益，更不能理解梁启超笔下“偶像”的含义。世上第一个“偶像”诞生于英国，早在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为抗议王权而掀起了“光荣革命”。次年，议会就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从而开创了国王统而不治的全新模式，君主立宪初露峥嵘。在英国，议会下院的多数党领袖可直接当选首相，首相再组建内阁来治国。1688年，托利党和辉格党是当时的两大政党，前者即今天的保守党，后者先改称自由党，二十世纪初又被工党取代，其余如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等党派规模虽小，却也都有鲜明的立场。有若干政党、一位首相的存在，国王就安静的成了一位“偶像”，除不能过多干预政事外，从前的待遇基本不变，比如拥有王室寝宫、可以改换朝代名称、形式上有首相任免权、享受国民拥戴等等。话说回来，这不正是一些帝王的心愿吗？今天，君主立宪制已被多国所采用，例如西班牙、荷兰、日本等等，这不仅体现了该国国民对于皇室创业艰辛的认同，也彰显了他们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尊崇与自信。1688年（康熙）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高度集权的时代，有人认为，正是由于清英两国制度上差异，才造成了近代东西方国际地位的根本扭转。然而笔者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君主立宪，除了因家天下思想作祟外，也与其历史教训有关，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例子就摆在那里，确实无法一笔带过。包括秦、汉、西晋、隋、唐、明六朝，再勉强算上北宋、元、清三朝，这中国历史上的九个大一统王朝无一不是以君主专制政体立国，集权力度也与时俱增。而就在这些朝代之间，一些大起大落或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却独树一帜，比如两汉之交的新朝，王莽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简直就是一场前卫的社会主义改革，竟也顽强持续了十五年。聚焦公元265年（魏咸熙二年/西晋泰始元年），这年晋武帝司马炎篡魏登基，不久他南下灭吴，结束了三国乱世。起初，晋武帝吸取了魏国因苛待宗氏致权臣上位的教训，仅泰始元年，司马家就有二十七人受封，且各个握有兵权。逐渐，随着外戚、权臣、诸王开始勾结敌对，终于酿成了震惊华夏的“八王之乱”，洛阳荆棘铜驼！五胡乱华，这是自秦朝统一中国五百年后，北方第一次陷于外族之手，在一个以“华夷之辩”为根本论调的时代之下，这无疑是等于亡国灭种。千钧一刻，幸亏有晋元帝司马睿南渡长江，在建康（南京）建立了史上偏安一隅的东晋王朝，延续了汉族的香火。然而此时，无论是君臣、君民或是大臣之间，各种关系都变得诡谲起来。“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同样是衣冠南渡，为什么史书将南北朝、南宋、南明等政权冠之以“南”，而在此之前，我们却总说“江左立国”或“稳坐江东”，像“东吴”或者“东晋”，仿佛都在极力回避一个“南”字。原来从先秦到汉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始终都处于黄河所在的北方，这便使中国的政治版图朝东西方向延伸，导致南方成了“蛮夷”之地，那么对一些身处长江以南的政权来说，就宁可用江东、江左来描绘自己，也不愿触及一个“南”字。有关东晋，这便是一个因外族入侵而丢掉北方的皇帝，在一群汉人的簇拥下灰溜溜地逃到南方的故事，充满了辛酸和无奈。所以此时的司马氏虽然还是皇帝，但其权势和气场已不复当年，在宫廷内部，东风就顺势压倒了西风。所谓“王与马，共天下”，马即皇族司马氏，王乃魏晋名门“琅琊王氏”。王敦、王导兄弟在西晋就与司马睿相识，南渡后，两人一内一外给后者擦屁股，例如在掩盖南北之间地域歧视、解决南北人民矛盾、协助皇帝安抚民心等诸多问题上，王氏都贡献颇多。不久，司马睿开始唤王导为“仲父”，王敦则在外掌握兵权，其余如颍川庾氏、陈郡谢氏等大族，也皆在重要节点、场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所以按东晋的情形，一边是灰头土脸的皇帝，一边是相得益彰的士族，身处历史漩涡之中，大家就逐渐形成了默契。什么默契？就是皇帝您还是皇帝，表面我们依然尊重您，但鉴于您丢了半壁江山，所以就别再干预政事了，让我们这些士族来轮流打理，您不如安心做个“偶像”。细品此时的中国政治，的确就有了一丝君主立宪的味道，晋元帝司马睿就是那个“偶像”，无奈但也识趣。而那些南渡的北方士族，就像极了一个个“政党”，比如琅琊王氏可谓第一个“执政党”，王敦、王导则是“党魁”“主席”或“首相”，大致如此。几百年后，杜牧在游览江南时曾感叹：“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 这也是笔者最钟意的时代。王导有个侄子叫王羲之，年轻时担任庾亮的参军，被后者誉为“清贵有鉴裁”，庾翼也惊叹于其书法，称“焕若神明”。成年后，羲之又常与谢安等人小聚于会稽兰亭，说自己会因极乐而死。“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从王羲之的履历便可看出，那时东晋各党之间不仅团结，还能展示出一种豁达乐观的态度，安于现状的同时也对未来充满希望。在各党内部，“党魁”以兄死弟及的态度来彰显与皇室的不同。自古殷道亲亲，庾亮死后就是弟弟庾翼、庾冰继之；桓温死后也是弟弟桓冲继之；谢安也是接替了哥哥谢尚，后来又把家族托付给了侄子谢玄，这无非都是一种默契，也更具人情味。像最初的琅琊王氏协助元帝于江左立国，东晋政治的另一特点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在元帝之后，例如颍川庾氏之于成帝、康帝，谯国桓氏之于穆帝、哀帝，陈郡谢氏之于孝武帝等等，各党像商量好了一样轮流执政，不在话下。既要维护国家尊严，也要照顾党派利益，还要给百姓一个交代，那么所有“党员”就得合演一出大戏，保证都有果子吃，而这种党派之间高度统一的政治默契与隐忍，正是东晋“君主立宪”能维持百年的主要原因。而百年之后，鉴于人类文明尚未达标，只要有某个政党或一位“首相”打破了这种平衡，那便是制度雪崩的一刻。当时，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种“共识”，即谁能驱除鞑虏，谁就是未来的真命天子。正因如此，国家才始终没能抓住北方动荡而伺机进取，直至偏安而亡。早年间，范阳祖氏颇有北伐之志，“党魁”祖逖闻鸡起舞，一举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故土，却被突然剥夺了兵权，最终忧愤而死。成帝时，颍川庾氏也接连抗旨北行，兵败垂成不说，“首相”地位也被桓温抢了过去。话说谯国桓氏，先祖桓范在“高平陵政变”中被司马懿所杀，成了西晋篡魏的炮灰。至东晋，后辈桓温位居“首相”，在先后收复蜀地与洛阳后，威信达到了巅峰。为报复司马氏，桓温先在民间散播皇帝司马奕有痿疾，称皇子乃后妃与他人所生，再借太后的名义逼其让位，并屠其子，若不是谢氏等“在野党”极力平衡局面，不可一世的桓氏恐早已称帝。但对东晋来说，原本和谐默契的“君主立宪制”已遭到了严重破坏，一时人人思危。王羲之有个孙子叫王桢之，时任东晋大司马长史，一日上朝，“首相”桓玄就轻蔑地问他：“我和你亡叔（王献之）相比如何啊？”桢之连忙对曰：“亡叔一时之标，公是千载之英！”旁人顿时松了口气。可见，此时党派之间已没了昔日情分，取而代之的是猜忌和隐忍，那便是传统家天下思想的复辟。相较君主立宪制，君主专制的社会更为复杂，不但生存规矩繁多，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亦会加深，所以陶渊明就勾勒出一个与世隔绝的乌托邦，并感慨“不复得路”和“遂无问津者”，那里没有政治和阴谋，没有世俗纷扰。 “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东晋，各类艺术百花齐放，以行书鼻祖王羲之，山水画鼻祖顾恺之，田园诗鼻祖陶渊明为代表的大艺术家们，分别从书法、绘画、文学等领域，一举开创了中国艺术史上的美学盛世，后人如李杜、唐宋八大家之流，皆是继往开来的一种模仿，不可并论。艺术能陶冶情操，亦能影射政治，能在一个轻松自由的环境下发挥创作，是每一位艺术家的毕生心愿。像五柳先生陶渊明，早年也和王羲之一样豁达乐观，说自己“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但在与王弘（王导曾孙）、桓玄等人共事后开始隐居，不久就见证了东晋的灭亡。
陶渊明艺术形象之“悠然见南山” 清 石涛绘
入宋后，陶渊明在作文时依然沿用晋朝年号，或用“甲子”二字来题其年月，却鲜有名作问世了，这不仅反映出作者对前朝的一种留恋和向往，侧面也能看出了他晚年烦躁不安的心境，仿佛完全丢失了灵感。
从通过记录宴席来畅享未来，到只能靠窥探别人的生活来白日做梦，细品《兰亭集序》和《桃花源记》，就应该能读出东晋王朝的荣辱兴衰，以及中国“君主立宪”制度的大起大落，总之课堂有很多知识盲区。对比同样偏安的君主制国家南宋，东晋的几次北伐有模有样，尤其淝水一役令胡人风声鹤唳。至于和亲称臣，更没有一位“首相”或“党魁”有过类似提案，这无疑是党派间的一种默契，一种监督，一种良性竞争。至于它的灭亡也不像南宋那般窝囊，完全是因为桓氏打破了固有的政治平衡，使国家政体由君主立宪制回到了传统君主专制模式，乃萧墙之祸也。但在东晋治下，南方百废俱兴，从此与北方并驾齐驱，史称南北朝。回看1911，由于满清皇族不识时务，最后连做个“偶像”的机会也没有了。想当年，清廷若能选出一届正经的内阁，君主立宪制度此时或已被全民所接受？毕竟民国也只持续了三十几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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