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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举足轻重的盗墓案

接上篇竹简与法治的话题,本期来讲个典故。

西晋司马炎太康二年(281),也就是在中国刚刚大一统之后,汲郡(今河南卫辉)便发生了一起惊天盗墓案。

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盗墓贼丕准打开了当地的战国魏襄王陵,当他刚刚迈进墓穴时,脚下却传来了一片器碎之音,弯腰一摸,原来是踩到了几枚简牍。

丕准是个粗人,寻思要竹片作甚?于是随手就捡起一把给点着了,继续寻找着宝贝。

借着火光,丕准把墓中能拿的金银玉器赶紧装了袋,地上空留一片残简。

因汲郡地处司隶,盗墓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洛阳。

司马炎觉察此事并不简单,便以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佐著作郎(史官)束皙等人组成调查团,旨在对墓地进行抢救性保护。其中束皙所负责的,正是修复和整理地上那堆残简。

不久,团队把目光聚焦在一本叫《纪年》的简牍上面,看着简上的一排排先秦蝌蚪文,大家不禁都惊掉了下巴。

该书,便是令后世学者谈虎色变的颠覆性史籍,汲冢考古之最大成就:《竹书纪年》

有多离奇?

比如记载于《史记》中的“尧舜禅让”,讲述了尧年老后认为儿子丹朱不堪大用,便把首领位置让给青年才俊舜的故事,体现了“任人唯贤”的思想。

然而《竹书纪年》画风突变,说尧帝老了之后被舜囚禁于平阳,舜就取代尧成了帝王,而且还阻止尧和他的儿子丹朱相见。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於平陽,舜囚堯,複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竹書紀年》


一段家传户颂的千古美谈,在《纪年》中却化作了惊悚政变,令人三观尽毁。

还有伊尹辅政。伊尹是商开国皇帝成汤的宰相兼老师,《史记》说他历事成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君主,也曾一度软禁暴躁任性的太甲三年,助他成为一代明君。

而据《竹书纪年》,当伊尹软禁太甲于桐宫后就自立为帝了,劲爆不?七年后太甲侥幸逃脱,又集结自己的势力杀死了伊尹。

千百年间,围绕《史记》与《竹书纪年》的争论从未停歇。

除了大部分相似情节,一些争议直到近代才逐渐明朗。比如《纪年》说商朝自盘庚迁殷后,经二百七十三年被周所灭,而《史记》记录的是七百七十三年,竟足足多出五百年,后来据甲骨文证明《纪年》大体正确,《史记》错的离谱。


王国维版《竹书纪年》


后来,西晋汲冢版《纪年》在五代时就失传了,原因不明。现传世的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明代《今本竹书纪念疏证》,收录在纪昀《四库全书》中;另一个是古本,即《汲冢纪年存真》,乃道光进士朱右曾搜集民间佚文编辑所著。两版之间,王国维认为后者更接近原版,市面上也多为其校对后的版本。

为何《纪年》会失传?

中国有易代修史的传统,针对前朝旧事,太祖们往往以彰显本朝荣耀为纲大兴文字狱。但无论哪个朝代,史官似乎都秉承着同一宗旨:儒家思想。

单看《纪年》中“舜囚尧”和“伊尹太甲宫斗”两个案例,就完全违背了儒家所提倡的“礼”,而且是极其无礼的行为,在一个“独尊儒术”的社会是万万成不了正能量的。

此外,当年汲冢还有以下简牍出土:

有《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但占辞部分迥异;《卦下易经》一篇,像是《说卦》,但又不一样;《名》三篇,像《礼记》,又像《尔雅》《论语》;《师春》一篇,神似《左传》,“师春”乃作者姓名;志怪小说《琐语》十一篇;《穆天子传》五篇,为周穆王游记,等等等等...

在古代,反儒绝对是另辟蹊径的大事。以上书籍,乍看都类似儒学经典,细读便有很多出入,这令束皙等学者大为震惊。

“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异。”
-《晉書·束皙傳》

《竹书纪年》是出土于魏国王侯墓冢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它记录了从上古五帝,经夏商西周三代,到春秋晋国,再到战国魏国这段时期的历史事件,完全可归类为魏国国史。

魏氏原是晋王家臣,魏国则诞生于春秋末期的“三家分晋”事件。

春秋周襄王十九年(前633),晋文公设置韩、赵、魏、智、范、中行六卿,六家集体把持朝政。后因内部分裂,赵氏先后灭掉范氏和中行氏,再联合韩、魏灭了势力最大的智氏,至此晋王成了孤家寡人。到了周定王十六年(前453),韩、赵、魏干脆瓜分了晋国土地,“三家分晋”遂成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点。

然而这段时间,也正是诸子遍地开花,儒道法墨百家争鸣的黄金年代。那么在世儒眼中,“三家分晋”显然是乱臣贼子的行径,乃典型的“失礼”也。

作为当事人,魏国也必然深知自己得国不正,那怎么办呢?不如从宣传下手吧。

或许,魏人就借助当时的大众媒介--竹简,通过“篡改”历史,拿古代圣贤当挡箭牌,将其中的“失礼”情节纳入国史来移花接木,最终锻造出这样一部惊心动魄的《竹书纪年》,以试图混淆视听。

亦或许,后世史官认为该书过于真实惊悚,就不敢收为己用,遂逐渐失传。也可能是某朝皇帝直接“焚书”,从根本上销毁了证据。

这便是法家。

魏国是法家思想的试验田和中兴之地,法家提倡以严酷的法规治国,完全不屑于儒家的“礼治”,视儒者为天敌。


比如在宣扬“强国弱民”的《商君书》中,商鞅居然将礼乐、《诗》《书》、善良孝顺、诚信廉洁、仁爱道义、和平团结这六类行为比作“六虱”,即国家的蛀虫,明显都是针对儒家。另外在《韩非子·五蠹》中,作者也将儒家、纵横家、侠客、逃兵、商人列为五害,称“儒以文乱法,此所以乱也。”

法家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终结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秦王也最终依“法”统一了中国。但纵观历史,为何儒家却成了两千多年来我国文化社会的主流思想呢?

按易中天的说法,便是“半部论语哄天下”,而真正治天下的,则是仗势欺人、阴谋诡计、两面三刀那一套。

学界称“外儒内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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