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征人头税，贫农算一个人，地主也算一个人，即便贫富差距再大，即便贫农的土地被地主兼并，两人也要缴纳相同税额。所以，贫农为躲避暴征宁愿成为地主家的佃户，而地主家佃户再多也仅交一人份税额，到头来只有朝廷吃亏。
隋唐有租庸调制。租，谷物；调，绵、绢；庸，纳绢代役，假如你不愿服役，就得缴纳更多的“调”，自愿加役可酌情减免“租”“调”。租庸调制要搭配均田制来实施，随着人口暴增，它也一样无法执行。
为解决财政危机，唐德宗于建中元年(780)采纳杨炎的建议颁布两税法，据《旧唐书·食货志》：“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行商者，在郡县税三十之一。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新税制下，无论本地人、外地人都编入所在州县户籍，人在，便要纳税。此外，不再以人头为征税标准，而改以资产评判，地多多缴，地少少缴，没地不缴。针对过路商人，当地要征收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所谓两税，意指在每年夏、秋征两次税，实物不足可用铜钱替代。
两税法统一了中唐以来紊乱的税制，但对百姓的帮助实在有限。永贞元年(805)，时任永州司马的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写道：“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当时，永州政府在夏、秋两季征缴一种可治百病的蛇，可现实是，捕蛇有丧命危险，不捕则要和往常一样纳租庸调，对此一位猎户表示，宁可被蛇咬死，也不愿缴那沉重的税，官吏催缴的样子简直让鸡狗也不得安宁！反观长安，两税法充实了财政与国防，宪宗看到了削藩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