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注三国志
一、裴松之《三国志注》的材料取舍原则及客观条件
裴松之，字世期，今山西省闻喜人，刘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三国志》裴注完成于宋文帝元嘉六年，据同年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称:“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之于略，时有所脱漏。荦奉诣寻详，务在周悉......”。
以上就是裴松之自述其作《三国志注》的材料取舍原则，其中显然包括补遗、辨疑、纠缪、存异和评论等几个方面的内容。由于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丰富，而且他所引书中绝大多数今天已散佚，所以后世考据家多依赖裴注，就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高度评价裴注:“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由于《三国志注》具有如此显著的特点，所以裴松之上呈宋文帝后，“上善之，曰:`此不朽矣’”。宋文帝的评价是十分恰当的。宋文帝之所以命裴松之作《三国志注》和裴氏之所以要作此注，在于有感于《三国志》之“失之于略，时有所脱漏”。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便可确定裴松之《三国志注》的主要方法在于补阙拾遗。
同时，从当时的客观条件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也确实存在这种条件:一方面陈寿修撰《三国志》所依据的王沈《魏书》等书在刘宋时期依然存世；另一方面与三国历史相关的新的史书又不断面世，如孙盛《魏氏春秋》等。这些史籍中的前面几种都是最原始的材料，用它们同陈寿《三国志》相比较，其详略与取舍失当之处便一目了然。至于后面诸书都是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专门史志，材料相对集中，记载也比较可靠。因此，裴松之之所以能够做出如此大的贡献，固然与他卓越的史才有关，但也与客观条件的完备有密切关系。所以，裴注在史料方面确实有许多超出原书的地方。
三国志
二、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史料价值
首先，在政治方面，裴注在《三国志》原文注释中补充记载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如关于曹操的家世以及青少年时期的情况，《武帝纪》中只有廖廖数语，而裴注引王沈《魏书》记载了曹氏的起源、地望情况，注引《曹瞒传》等史籍，考证出曹操的小名、其父曹腾的为官经历以及曹操青少年时期的许多轶事，从而为我们研究曹操的政治才能和性格特征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还详细记录了曹操不事董卓的言语、东归的经过以及起兵人数等内容，既扩展了《三国志》的内容，又保存了不同的说法，确实发人深思。
关于曹魏时期的名士孔融，《三国志》语焉不详，而裴松之通过在《崔琰传》等书，详细记载了孔融的家族世系情况、为官经历、学问、品德以及得罪曹操后被诛杀的经历。这些记载，不仅有利于后人对孔融进行人格分析，而且也为后人从侧面研究曹操的嫉妒心理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关于蜀汉先主刘备与曹操“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之对以及刘备依附刘表后所发生的事情，裴松之在《先主传》中通过注引常璩《华阳国志》等史籍，补充了大量的相关史料。这些史料不仅有助于后人研究刘备其人其事，而且许多故事为以后的干宝《搜神记》、刘义庆《世说新语》所本，为后世《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诸葛亮的“躬耕地”问题《三国志》语焉不详，而裴注引《汉晋春秋》，补充记载了“(诸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的史料，从而为澄清诸葛亮躬耕地的历史遗留问题奠定了基础。关于刘备“三顾茅庐”问题，在《诸葛亮传》中曾经两次提及，而裴注引鱼豢《魏略》和《九州春秋》，却补充记载了诸葛亮自荐于刘备的经过，从而保存了与刘备“三顾茅庐”相反的史料。
陈寿雕像
关于孙策临终时对张昭所说的“托孤”之辞，《三国志》只字未提，而裴注在《张昭传》中引《吴历》记载:“策谓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可见，孙策与刘备临终的托孤之辞有着惊人的相似。
其次，在军事方面，裴注在《三国志》原文注释中补充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如关于曹操与袁绍争斗时的兵力问题，《三国志》仅记载“时公兵不满万”，而裴松之根据袁、曹对峙的形势，从战略、战术的实施角度出发，认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胜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从而有力地批驳了陈寿《三国志》“时公兵不满万”的不切实际的说法。
关于曹魏时期的“士家制度”和魏明帝的荒淫无度，《明帝纪》语焉不详，而裴注引《魏略》中张茂上书言称：魏明帝为了扩充后宫嫔妃，曾经“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通过这条史料，其一说明在曹魏“士家制度”中，“士女”必须“配士”以保障国家正常的兵源供应;其二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存在男多女少的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从而迫使魏明帝做出贵贱不分、“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的荒唐举动。
关于曹魏时期著名发明家马钧的事迹，《三国志》正文无一字涉及，而裴松之在《明帝纪》中引鱼豢《魏略》记载，曾“使博士马钧作司南车、水转百戏”。裴注又在《杜夔传》中引傅玄之话，叙述了马钧发明水利灌溉设施——翻车和改造诸葛亮所造“连弩”，并“尝试以车轮悬瓴甓数十，飞之数百步”等生平事迹，大大填补了陈寿《三国志》关于马钧事迹的空白之憾。
曹操画像
关于蜀汉与孙吴“夷陵之战”中蜀汉损失军队的数量问题，《蜀书·先主传》及《吴书·陆逊传》均语焉不详，但裴注在《魏书·刘晔传》中注引《傅子》记载了其时“陆逊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的史料，从而为研究“夷陵之战”的形势及对蜀汉政权所产生的影响提供了关键的史料。
关于“草船借箭”的三国故事，《三国志》只字未及，而裴注引鱼豢《魏略》补充记载:《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实际上是孙权“乘大船来观军，(曹)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孙)权因迥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故事的翻版。可见，《三国演义》为了塑造完美的诸葛亮形象，实有张冠李戴之嫌。
关于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敦煌地区的农业发展问题，裴注在《仓慈传》中注引《魏略》记载了东汉嘉平中“敦煌不甚晓田，常灌溉沉水，使极濡洽，然后乃耕。又不晓作耧犁、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赵)隆到，教作耧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的史料，不仅补充了空白，而且也为东汉末年及曹魏时期西北农业取得了一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关于刘备在攻克成都后如何解决“军用不足”的问题，《三国志》只字未及，而裴注引《零陵先贤传》记载“初攻刘璋，(刘)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刘)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百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孙权在位期间曾实行“铸大钱”与“罢大钱”以及“作太初宫，诸将及州郡皆义作”的具体时间和内容，《吴主传》均语焉不详，而裴注引《江表传》详补之。
曹操剧照
最后，在社会史和人口史方面，裴注亦补充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如关于东汉末年内陆移民逃亡辽东的史实，《三国志》在《管宁、王烈传》中记载相对笼统，裴注引《傅子》和《先贤行状》两书，不仅记载了东汉末年大量内陆移民北迁辽东的情况和规模，而且记载了移民在迁徙当地名士的感召下，形成了“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商贾之人，市不二价”的乡规民俗。而这些记载无疑为全面把握东汉末年移民潮的规模、去向和到达迁居地后的生活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关于汉魏时期“客”的出现问题，《三国志》语焉不详，而裴注引鱼豢《魏略·勇侠传》记载了自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孙宝硕、祝公道、杨阿若、鲍出等四位民间著名的“勇侠”之士。
在《和洽传》中，裴注引《汝南先贤传》记载东汉末年汝南名士许邵也曾“避乱江南”，后“终于豫章，时年四十六”。在《杜袭传》中裴注引《先贤行状》记载杜袭的祖父杜根，在东汉邓太后临政时，亦曾“密起逃窜，为宜城山中酒家客，积十五年”，“邓后崩……(杜)根乃自出，征诣公车，拜符节令。”从以上几条史料看，魏晋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之后出现的“客家”一词，应该最早萌芽于东汉中期至曹魏时期。
曹操剧照
关于曹明帝时期曹魏的人口数，《三国志》仅有陈群上书明帝时所言“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而裴松之在同书同卷对此说进行了辨析，既表示了他对曹魏户口数量的疑惑和估量，又补充了关于西晋太康三年的户口数。同时，据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注称:“(魏)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以此数减去同年蜀汉的降户数，则知曹魏景元四年所实际控制的人口为663423户，4290891人。
另据《吴书·孙皓传》裴注引《晋阳秋》记载，吴天纪四年受降西晋时，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后宫五千余人”。以曹魏景元四年与吴天纪四年的户口数相加，与《晋太康三年地记》所载西晋户数差距达230余万户，可见，三国及西晋时期的户口数问题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诸葛亮剧照
关于西汉王侯死后的尸骸防腐情况，《三国志》只字未及，而裴松之在《诸葛诞传》中“遣长史吴纲将小子靓至吴请救”条下，注引郭颁《世语》称:“黄初末，吴人发长沙王吴芮冢，以其砖于临湘为孙坚立庙。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这条史料甚有价值，既补充了相关史料的空白之缺，又有助于后人研究汉代防腐术和古人类的基因遗传变化轨迹。
关于蜀汉政权灭亡时的人口、粮食及钱财情况，《三国志》只字未提，而裴注引王隐《蜀记》则补充了详细的史料。关于“诸葛氏”的姓氏起源，《三国志》只字未提，而裴注在《诸葛瑾传》中引《吴书》，记载了诸葛氏的来源、地望、迁徙过程以及诸葛瑾的治学情况，为研究姓氏起源和人口迁徙提供了佐证。总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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