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前四史”的第三种，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
范晔，字蔚宗，生于东晋安帝隆安二年，即公元398年，死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即公元445年。
范晔出身于晋代世族家庭。祖父范宁曾任豫章太守，以博学通经而名噪一时，著有《穀梁集解》。此书一出，汉魏以来注《穀梁传》者十余家之作尽废。因此，《谷梁集解》成为今本《十三经注疏》中《穀梁传注疏》的主要组成部分。其父范泰，东晋初年先后任卫将军谢安、骠骑将军司马道子二府的参军，后投靠刘裕，深得器重。刘宋建立后，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成为新贵。范泰博览群籍，好作文章，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
范晔从小就博览经史，善写文章，能隶书，晓音律。稍长后，过继给了伯父范弘之。成人后，范晔随父亲范泰投靠刘裕，不久成为刘裕之子刘义康的部下。刘宋代晋而立，范晔一度随檀道济北伐。彭城王刘义康入朝辅政时，范晔任尚书吏部郎，春风得意。不料，在刘义康之母去世后下葬的前一夜，范晔酒瘾大发，与弟弟狂饮，因而激怒了刘义康，被贬任宣城太守。从此，范晔郁郁不得志，只能借助写史来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完成了《后汉书》纪传部分的写作，并与谢俨一起写作了《礼乐》《舆服》《五行》《天文》《州郡》等志。就在《后汉书》即将大功告成之际，有人向宋文帝告发范晔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不久，范晔被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志稿，使《后汉书》残而不全。
《后汉书》的记载起于光武帝刘秀起兵推翻王莽新朝，中兴汉室，止于汉献帝让位于曹丕，曹魏代汉而立，记述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完整发展过程，是一部杰出的私修断代正史。
全书共有九十篇。前九篇为诸帝纪，记录了光武、明、章、和、殇、安、顺、冲、质、桓、灵、献等十二帝的生平大事，是简要的东汉编年史。接续的是一篇《皇后纪》，它一改《汉书·外戚传》的体例，以纪的形式，集中反映了东汉历任后妃的主要事迹，特别反映了东汉最为突出的年少的皇帝在位、太后与外戚主政的历史现象，在现存《二十四史》中是唯一一例。
列传凡八十篇，既记载了西汉末年众多割据者的短暂称雄史，也肯定了东汉初以云台二十八将为代表的功臣们的伟业；既记载了邓、窦、梁、马等贵戚的家族史，也反映了日渐崛起的经学世家的发展史；无论是党人、名士，还是独行、孝子，无论是术士、逸民，还是鲠臣、列女；诸如拓边宿将、循吏酷吏、佞臣宦者、耆旧大儒都得到了关注和品评，大多文采飞扬，剖析入微，动人心魄，回味无穷。
《后汉书》具有许多突出的特点，使其成就可与《史记》《汉书》相比肩。
就体例而言，《后汉书》创立了《皇后纪》。而且，范晔从“东汉尚名节”的时代精神风貌出发，也从他身为名门士族惯于品评的处世态度出发，十分注重专传的设置，并从其他若干家《后汉书》中吸取精华，加以发挥，创设了《党锢》《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六个专传。
东汉自和帝时起，宦官与外戚轮番把持朝政。桓、灵时期，宦官弄权，民不聊生，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崇尚名节，评论朝政，直指宦官专权者。虽惨遭宦官势力的迫害与禁锢，但他们仍不甘屈服，恪守气节。《党锢列传》颇带感情地记述了这一党锢事件的始末，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独特的一页。
而《文苑传》首次为擅长诗赋文章的文士集中立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学的勃兴。《独行传》则专门表彰“特立卓行”的人，提倡恪守信诺、重友轻利、刚毅不阿的品德。
此外，《后汉书》对诏令、奏疏及文论的记载颇为详细，尽力搜罗，不惜篇幅，不仅保存了一批重要的东汉文献，反映了当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的见解，也在一定程度表明了范晔本人的政治主张和史学观。
就史观而言，范晔以“正一代得失”为宗旨，在对人物评述上，不把眼光只集中在将相百官的狭小圈子中，而对博学兼通、崇尚名节之人也尤为关注。所以他多采用合传或类传的方式，以明褒贬。如列王充、王符、仲长统为一传，表彰三位思想家以布衣身分针贬朝政的事迹；又列郭泰、符融、许劭为一传，以突出三位名士的识人之鉴；还将邓彪、张禹、徐防、张敏、胡广等五位庸碌圆滑的官僚合为一传，以讥讽他们的因循苟合，明哲保身。
他还专设《宦者传》，这与《汉书·佞幸传》有联系，却又有变化，也就是说，它不仅仅鞭挞宦者中的弄权者，也表扬宦者中的正直之士，如郑众的铲除外戚窦宪兄弟，蔡伦改进造纸术；又如孙程的耿直不阿，吕强的清忠奉公，表现出史家应有的求实风范。
然而，范晔的《后汉书》重文采，求简要，重门第，轻庶族，重政论，轻经济，也造成一些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的隐而未彰，尚需利用其他史料来弥补。
最早为《后汉书》作注的人，是南朝梁的刘昭。刘昭可以说是承继家学，集合众家的《后汉书》来给范晔的书作注，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如前所说，由于范晔的《后汉书》没有志，刘昭第一次把司马彪的《续汉志》分为三十卷，并进《后汉书》，且为之作注，流行于世。
唐高宗时，李贤被立为皇太子。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召集张太安、刘纳言等人，在他的主持下注释《后汉书》。李贤注重训诂，《后汉书》注与《汉书》颜师古注相仿，水平也大体相当。所以上奏后，曾得到高宗赏赐。可惜李贤后来被废为庶人，张太安等人或被降职，或被流徙。注释虽初成，但未能认真校订，所以错讹疏谬，在所难免。尽管如此，李贤注也深受推崇，而刘昭所注纪传部分几乎散亡殆尽。所幸李贤认为《续汉志》非范晔原书所有，所以弃而不注，这样《续汉志》刘昭注才得以传世。
北宋初年，范书李贤注与《续汉志》刘昭注分别单行。到了宋真宗时，孙奭才建议把刘昭所注《续汉志》并入范书合刻传世。该建议被采纳，《后汉书》才具有今天这个样子。令人费解的是，孙奭竟误以为《续汉志》本身也是刘昭补作。明监本以讹传讹，把《续汉志》刻于纪传之间，并改刘昭“注补”为“补并注”。清武英殿本在众多学者的校勘下，仍沿明监本之误。中华书局点校本的问世，才在版本上正式予以改正。
司马彪的《续汉志》是其《续汉书》惟一完整保留至今的重要部分。司马彪撰史十分审慎，体例上极少创新。如《律历》《天文》《五行》三志，皆依《汉书》而立；《祭祀》《郡国》二志，名称虽与《汉书》之《郊祀志》《地理志》有异，但内容基本一致；《礼仪志》本于《汉书·礼乐志》，但舍弃论乐部分；《百官志》则出自《汉书·百官公卿表》，变表而为志，更切合事宜。
司马彪的著述取材广博，记事均有所本，言必有所据。比如《律历志》以光和中蔡邕、刘洪所撰《律历志》为本；《礼仪志》又以蔡邕根据胡广所定汉制而撰写的《礼志》以及谯周的改定稿为据，同时也参考了谢承的《礼仪志》；等等。正因为司马彪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文笔质朴，撰述认真，当书则书，不知者则阙，“虽未能尽善，而大较多实”，使《续汉志》成为我们研究东汉典章制度不可缺少的可靠资料。
《续汉志》中以“职官、舆服之制，尤为详备”。《汉书·百官公卿表》虽是研究秦汉官制的最原始材料，但是所记“皆孝武奢广之事，又职分未悉”，所述也较为简略，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司马彪的《百官志》恰恰弥补了这个缺陷。他以刘秀所定之制为准，以上公、将军、诸卿、郡国官属为序，上起中央各官员及部属，下及州郡、县乡、亭里、抚边将校、王国、列侯、四夷之属。内容繁简得当，叙述极有条理，汉代官制于此一目了然。其价值不仅优于《汉书·百官公卿表》，也远胜其后的《晋书·职官表》，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而秦代舆服之制，《史记》《汉书》皆缺乏明确的记载。汉初百废待举，改革舆服，一时难以纳入议事日程，因此一仍秦制。终西汉之世，服制并无重大变化，而具体细节，《汉书》也记载甚少。进入东汉，明帝据周代冠服之制，参酌秦制，制定了完备的朝服制度。通过《续汉志·舆服志》，不仅可以全面了解东汉之制，同时也为其后正史的《舆服志》，作出了榜样。
然而，司马彪对于某些重大的封建祭典，并非一味盲目地推崇。他认为还有比之更重要的东西，比如民心。所以对待封禅之仪，他说道：“帝王之所以能大显于后者，实在其德加于民，不闻其在封矣。”可以说司马彪是一个比较有头脑的史家。
今天看来，《后汉书》无疑是研究东汉史的最主要的参考书。该书体大思精，内容丰富，仔细阅读，可以基本把握东汉史的发展脉络。
今天，我们在阅读《后汉书》之前，可以先读《资治通鉴》的东汉部分，或先读袁宏《后汉纪》，在看编年史的过程中，对东汉历史有一个简要的认识。然后再读《后汉书》全书，就会从宏观认识的基础上把握其精髓，吸取有益的营养。
此外，《后汉书》与《汉书》《三国志》都有记事上的重叠与交叉，所以有关两汉之际的记述应与《汉书·王莽传》等相关的内容加以比较，而汉末时期的史事，也应与《三国志》同一时期的记载相印证。而整体上更应与袁宏《后汉纪》作比校，从异同中发掘线索，以求获得更加可靠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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