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男，汉族，浙江慈溪人。1952年6月15日生于江苏南通。1977年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1978年考取研究生，师从朱东润教授研究唐宋文学，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系任教。1983年任讲师。1993年任副教授。1995年任教授。1996年任系副主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7年任中文系主任。专治唐宋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于唐代文学文献的搜集和考订、唐宋作家生平和著作研究，用力较多。亦从事历史文献学和石刻文献学研究。
问：陈教授，您好！首先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近距离对你进行学术访谈。众所周知，您在二十多年的学术研究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前不久，上海文汇报登载了你的《重辑旧五代史的缘由和方法》一文，并对您做了一期整版的人物专访，您的大作《全唐文补编》最近也已经面世，作为唐代文史研究的一部必备之书，很快就在书店销售一空了。谈到文学研究，似乎更多的学者是趋向于阐发文学现象及创作的研究，而您当初在学术研究时，为何最终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文献考据、辑佚辨伪的研究道路？
答：我想这方面大概是根据各个人的学术积累、能力、才性等因素来决定的。我和很多学者一样都有自己的考虑。我总是想学术道路的选择，一是自己能够胜任，二是工作当中自己能够感觉到心情愉快，或者说能够比别人做的更好一些。从以上几点来考虑我也是经过了一个摸索的过程。应该说最初我也是希望随大流的，但是某些方面的感受，比如说议论写作的能力、欣赏艺术的感悟力上并不具有优势。但是另一方面，当时我的导师朱东润先生对我有一个评价，指出我的长处事是善于从纷繁复杂的文献之中理清线索，做出明晰的判断，。因为这一点的优势，对于存世文献的基本的情况、相互关系以及前人引用书和未用书的基本的情况会注意的比较多。注意点主要集中在“人、事、时、地、书”五个方面，将全面熟悉的五个方面利用到基本文献的处理之中，相对而言，努力争取比前人的工作更加精密一些，更完备一些。所以说我是经过朱先生的指点与启发才最终选择了考据之路。
问：在您研究生的学习中，作为导师的朱东润先生是如何指导您的研究？
答：应该说过去导师的做法和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有很大不同的。朱东润先生是有多方面成就的文学研究大家，早年留学英国，推崇英国传记文学的写法，一生都致力于从传记文学方面开拓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路。朱先生治学讲究广博地占有史料，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朱先生已经80多岁高龄了，但是仍然精神矍铄，声如洪钟。朱先生非常鼓励我们做一些自己选择的研究课题，每一次讲课都是两个小时，且对各方面的问题发表不同的看法。朱先生是希望提高识见之后，学生能够有自己的感悟和开掘，和现在我们始终盯在学生后面像管家婆一样有很大不同。朱先生曾告诫我读书要耐得住寂寞，肯下苦工夫，读书要仔细读出书面文字中没有表达出来的内蕴，做学问要培养独立思考得能力，不要盲从古人、名人，甚至要求学生对老师的说法提出质疑。朱先生晚年对我寄予厚望，甚至说到我将给复旦带来光荣，我倍感愧疚，自己未能尝试朱先生的治学道路，而是选择了考据辑佚一路的学术，但就治学精神来说，我自信是有所传承的，无愧于师训。因为最近出版一些著作都偏于文献学方面，如果是从专业的教学来讲，王运熙先生给我上过一些文献学的课程，我最近也和王先生讲到从他所讲的内容中我得到了很多的启示。但对于我个人而言，后来能够把老师所说的话连续地举一反三，从中得到许多的感悟。研究生的学习期间，并不需要老师处处点到，而是更多地要发挥自己的能力。
问：那么您能否谈谈为什么当初选择以一人之力从事《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这样具有极大挑战性的学术工作？
答：我第一部大的著作就是《全唐诗补编》，之前我并没有具体考虑。当时研究生刚刚毕业，在等待答辩的时候，我对于自己完成的毕业论文《欧阳修与北文学革新的成功》已经兴趣不大，于是想转一个方向。最初只是想看看这里面究竟有多少工作可以做，于是把《全唐诗》和实际存世的文献一种一种地进行比读，发现《翰林学术集》、《会稽掇英总集》中有很多唐诗为《全唐诗》所未收。等到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全唐诗外编》的时候，又发现几位最知名学者所作的工作远远还没有收录完备，而我当时经过不经意收集，手上的积累已经有了一大批，但是无意中得到的东西和系统所作的工作是不同的。于是我从书志目录学入手开始调查，重点放在三个方面，一是《全唐诗》和补遗诸家如王重民等先生使用过多少典籍；二是唐人著述的总体面貌以及存留至今的情况；三是清中期以后的新出书目。经过一系列的调查，我不仅初步弄清了前人已用和未用的书目，而且发现即使前人已引用的书籍仍有大量疏漏，由于公私图书散出、海外汉籍舶归、敦煌遗书发现、大量出土文献面世等原因，能见的与唐诗有关的典籍数量大大超过了明清学者所见。章学成曾说目录学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又说目录学是治学之钥，所以我按照目录学的方法来治学，全面地掌握文献，广泛地翻书，把存世典籍当中有关的部分竭泽而渔式地尽可能地都过一遍，同时也按照层次来理解文献，采取多疑的态度来整治文献，这正是我所以超越前人或者是我能够有大量新发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这样的全面的挖掘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非常之多，所以在我出版《全唐诗补编》以前，我完成了一篇《<全唐诗>误收诗考》。从我自身而言，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代表着一种学术研究能力提升的一个标志。文章五万字左右，我引了三百多种书以证明《全唐诗》里收录了大量的非唐代诗歌。通过这种方式，我在辑佚唐诗的过程中，既发现了前人工作的问题又发现了自己研究的一些问题。
《全唐文补编》实际上是做《全唐诗补编》过程中必然的一种延续。1985年完成《全唐诗补编》之后，当时33岁，不仅精力旺盛，对文献的理解能力也很好。《全唐文补编》工作实际的辛苦程度远远超过原来的想象，它的艰难实际上是涉及到的范围比现在理解的要宽泛的多，唐文和唐诗比较起来，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围，举凡唐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其中有所反映。编撰的过程当中我非常严格地限定了一个文的概念。像《唐代墓志汇编》、《唐文补遗》有方便的一面，因为石刻有一个大量的集中的存在，只要得到这些东西就可以，而我所做工作实际上是在成千上万种书里进行筛检。
问：刚才您谈到补编《全唐文》的工作辛苦程度远非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您能否和我们谈谈完成《全唐文补编》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
答：当时遇到的苦难相当多，其中最棘手的问题是，要全面地阅读所有的唐代相关的书籍事实上存在困难，很多书无法见到。本书编定过程中尽可能地追求遍征善本，但要做到又谈何容易。八十年代的时候，敦煌遗书只能依靠影印得不太清楚的《敦煌宝藏》钞录，上海古籍影印的法藏、英藏敦煌文献都尚未出版。在如佛教文献，八十年代只能看到《大正藏》，而且利用很不方便，各种佛藏无法翻检齐全，疏漏之处始终难免。又如石刻的许多文献都没有整理和发表，这些都是看不到的。在那样艰难的学术研究环境下，我完全是凭借个人一步一步积累下来的。文献整理实际上可分为几个层面，即从无到有、从有到精。从无到有最重要的例子是最近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相关图书馆收集到了许多新的资料，很多都是以前无法看到的。所以在《全唐文补编》里可以看到文献是一步步地积累过来的。我觉得这本书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书尚未出版，实际上就经历了三次大的修订，修订的痕迹在书里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
问：九十年代中期，您曾经和汪涌豪教授合作撰文，力辨《二十四诗品》非唐代司空图所作，实际上是明人伪造的，这在当时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些著名的学者如程千帆、王运熙、傅璇琮等都表示了赞许。为何您能对这样一本深刻影响明清文学发展的著作确定为伪书呢？能否谈谈当时的一些情况？
答：（陈教授先是拿出了厚厚的一个文件夹给我看，里面收集了诸多学者在各大期刊、报纸对此评论的相关文章）《二十四诗品》是用流丽的四言诗写成的诗评，请以后在诗歌理论中影响很大。至今已有二十多部研究专著，翻译成了多国文字，为中外文学批评届所重视，我自己也很喜欢。但是我在自己从事的一些研究中就发现，这样一部唐代的著作，现在能看到的序跋最早却始于明代，于是我开始产生了怀疑。于是我遍检唐宋间著述，都没有学者著录或提及此书，而前人所谓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有“自列其诗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一语，只是指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中列举了自己所作诗歌的两句一韵的二十四个例子，与《二十四诗品》无关。于是我进一步深入推证，汪涌豪博士长于诗学批评的研究，我便和他合作全力加以解决。我们最后推证为明人著述，现在看来，当时的推论有一些地方可以修订，但是《二十四诗品》为伪书基本是准确的。
之后，经过一批学者的再努力，到现在为止，讨论的余地已经不多了，因为虽然有反驳的意见出来，但是大多没有踏踏实实地发掘文献和理解文献。因此许多的判断并不足取，倒不是不尊重其他学者的意见，而是希望能否有踏实而发现的新文献。批评比较多的是安徽师范大学朱宝全，一个是北京大学张少康，其实他们讲的许多并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而我当时提出来的问题能够作出的判断他们可能没有完全理解，所以文献的价值以及相互关系的判断并不十分准确。
问：就您所发表的学术成果而言，学界感觉您一直以来是从事唐代文学研究的，但是重辑《旧五代史》工作的完成，让诸多学者感慨您的文史研究能力，这是一项纯粹史学的工作。你是如何想到要跨学科从事历史学文献的辑佚整理呢？
答：也可能带有偶然性，一个原因便是中华书局标点整理本《旧五代史》原来是在复旦完成的，许多前辈学者都参加了这一工作，因此当时看书的时候也有意接触到了一点。另外一方面，我始终觉得文史是相通的，因此这些年在做文献学时我给自己框定的目标决不限于文学，也可以说我涉猎了唐代所有的文献资料。现在我的专业图书的储备可以说包含了各种方面，不仅是文史之学。至于专门从事这一整理工作，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原委就是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可以突破的成分。另外，现在史学研究对基本文献的考据、订正、整理等工作常常都相当不够。具体来讲，最初只是发现一些佚文，想做一些局部的补丁，或者写一两篇文章，最多写一本小书，但是后来因为出版社的约稿，各方面的促成，于是转向于作重辑《旧五代史》的工作。其过程看来要比想象中艰苦的多，三十年代的时候，陈垣先生最初提出修订《旧五代史》的时候，其主要想法就是利用《册府元龟》来辑校旧五代史，叫“册府校史计划”。应该说陈垣先生做了相当部分的实施，见诸于其《<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旧五代史>引书卷数多误例》等等几篇文章。陈垣先生基本的校勘工作已经做得很深很细，但显然并没有做完。原因可能是《册府元龟》中所保存的五代文献数量太大，而且本身太复杂，并不容易作出很清晰的明确的判断。我在辑校的过程中碰到许多困难，其中一个就是如何理解《册府元龟》本书，第二就是对清人所作的工作如何加以检讨，第三就是做一个新的文本如何确定体例。从这三方面来看，做的过程很费周折。最后寻求了一些新的变化，在体例上我从《旧五代史》夹注的那种方式改为每章每节在后面加注，也就是和正文区别开来的采取文后注的方式，从大的文献处理的方面，采取全面系统把握五代史相关的文献以后，比对确定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时确定以尽可能恢复《旧五代史》到《五代实录》的面貌作为这部书的追求目标。可以说在后来确定的体例之中，努力揭示《五代实录》的面貌，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
问：您能否介绍一下在您的治学过程中，复旦对您影响比较大的有哪些学者？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时，复旦中文系可以说是云集了一批最为杰出的学者，盛极一时，各领风骚，世纪初出生的那批老先生们都还在世，中年一辈的也多学界扬名，形成了复旦学派。那时我们还有机会和老先生们作直接的对话，接受他们的指导。当时的情况和一般的学术风气、一般的知识范围、一般的道德标准都是有很大的不同。在那段时间，接触过最多的当属导师朱东润先生。和他们接触你能感觉到老一辈学者学术的气象、原则、尊严、追求都和现在可能是有很大的不同。接受过他们的一些教导，能够感觉到不必太过份地计较眼前的是非得失，也不要太过份地纠缠眼前的一些利益，而应该追求学术的永恒的价值，追求学术的一种阔大，一种通达，一种踏实，一种自创性的研究者的表达。可以说在复旦的一批学者之中，我得益最多的是朱东润先生、王运熙先生、陈允吉先生以及王水照先生等等。如我所以通晓目录学即是受教于王运熙先生，王先生讲掌握目录学为治学之关键，并指点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入手，使我受益很深。
问：除了上述您有直接接触的学者之外，我看您在一些书中还经常提到了近代学者比如前面谈到的陈垣先生，另外还有岑仲勉先生、陈寅恪先生等对您研究的启发。您是如何继承和发挥他们的学术成就的？
答：不敢讲继承。但是因为那段时间看到许多他们的著作，也非常向，往非常喜欢，所以读了很多。体悟到他们的一些学术追求和基本的方法。好多方面可能我都是达不到的，但是可以在他们那里面各得到一枝半叶。我得益最多的，比如王国维的学问之中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做窄而深的研究，学术之中绝不做面上的一种描述，而是直接切入深入地去研究问题，往往一针见血，就好像钢锥刺进去一样，绝对不做表面的徘徊。研究唐史的两位学者，陈寅恪先生和岑仲先生的著述我看得很多。陈寅恪先生文章里可以感受到他敏锐的学术识见，利用资料时可以在常见文献中发前人所未能发的议论，看出前人所未能看出的问题，常常能给人以极大的启发。《两唐书》、《资治通鉴》可以说是一千多年来每一位治学者都读的，但是陈寅恪先生却能在其中读出大家未能发现的问题。比如说唐代政治势力的分野、唐代文化发展之中民族成分的作用。再比如说，他从大家都读的一篇韩愈的文章《送董少南往河北序》中看到了唐代失意士人不同的政治追求，看到韩愈对于河北方镇的一种期待。由于个人方面的能力或者说自己足以胜任的兴趣爱好，我对于岑仲勉先生的著作阅读的更多更仔细，受他的影响也最大，而且在一些具体的做法方面也努力地追求做同样的课题。岑仲勉先生对唐代史料全面而精密的把握，对唐代历史巨细不遗、契入微芒的周密研究，确实非常令我向往。由于研读岑仲勉先生的著述，在唐代诗文辑佚和考订时，都刻意地仿造他为学严密精微，而且我也比较多地关注以石刻治学、唐代人事方面的研究，以及对唐代所涉及到的文献或者是人事方面的问题尽可能地追求本相的探讨。另外我也接触和吸取比较多的是陈垣先生，前面提到的我所做的重辑五代史的工作就是受他的影响。陈垣先生治学的特点是有规矩、有章法可循地从事学术研究，不是靠偶然的碰到资料，而是在研究当中有意识地做各类工具书。利用工具书完整系列地把握文献。陈垣先生另外一个很有启示的地方就是他讲求“史源学”，所谓“史源学”就是把纷繁复杂的史料分清主次源流，强调在各种文献之中尽可能地追寻到第一手的资料。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当中提出了一个我十分敬佩的问题，就是讲到史料的“信值”，这一点常常是现代学者会忽略的，但实际上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对任何史料实际上都应该斟酌和判断的。陈垣先生著作中的另外一方面我也很受启发，就是他翻检一件文献时可以同时从事好几个课题的研究，他讲到自己做《吴渔山年谱》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这一点。所以我后来在工作中并不着眼于一点，而是同时有好几个题目在做，许多文献其实互相之间都能用。
问：如此看来史学对于您的文学研究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答：史学和文学两者之间实际上是相通的，只是两者所追求的目标不一样。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的前言中就讲到，文学讲的是“忽然之事”而史学讲的“实有之事”，两者是不同的。但是当史学和文学研究到历史的一种真相时所追求的目标又是相通的。最近二十多年里，中国唐代文学研究在文献鉴识、文学真相探讨方面应该说成就非常巨大，实际上就是得益于将史学的方法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关于唐代作品的收集和鉴别、文学家生平的研究、文学作品年代的确定、作品真相的探讨，这些都是依赖于史学而获得了新的面貌。
问：在学术界看来，您的专长以及成就主要是文献辑佚考证方面，可以说是远承了乾嘉学术，甚至有人将你誉为 “乾嘉以后第一人”，那么您是如是看待“乾嘉学术”的？
答：我看到网上有这样一个说法，事实上评价过高了。关于古籍的辑佚，梁启超曾经说过，清代的辑佚学只是一个文钞工的工作，也就是说按照一定的逻辑和方法把散佚在各类书中的文献抄在一起，以方便有关学者利用。辑佚学的本身价值仅仅是在于征引典籍，尽可能恢复已失传书的原貌。如果再扩张开来讲，像《全唐诗》、《全唐文》这样的书，把一代人的某一体的作品汇集到一部书之中，给研究者以各种方便，这一类型的工作有些方面可能是比较方便的，只要按一定的方法来编排文献即可，但同时又要求在好几个层面上应该有较多的追求。我几年前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探讨过，就是以“全”字开头大书编撰的追求和目标。大概可以说包括了八个方面的问题。（去年全宋诗的那篇文章中有，文汇报）。其实要每个方面都十全十美是非常困难的，只能追求相对更好，而很难求全求备、至善至美。至于说辑佚学在现代学术中的意义，从最近二十年中大陆学者倾注了很大的力量所做的一批大书的价值和社会影响中就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可以说，《全唐诗》和《全唐文》的编成带动了最近两百年之中唐代文学研究的总体水平。最近二十年，《全宋诗》和《全宋文》的相继出版也带动了宋代文学研究的总体成就。现在《全元文》已经出齐了，另外还有一些“全”字头的书也陆陆续续编撰出版，其意义将是非常重大的。但是清代所编撰的《全唐诗》、《全唐文》所存在的问题现在学者都已经提出来了，要编撰一本能适应现代学术需要的《全唐诗》、《全唐文》实际上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情，我想没有几代人持续的努力这类的工作很难做好，这是从这类书编撰的意义来讲。
辑佚书原来的意义是将已经散佚的书通过各种古书中所保存的佚文尽可能来追求恢复原书的面貌，目前有些学者的工作做的非常好，能够通过辑佚书把原书的面貌完整地加以复原，我已经看到好几本这样的例子。至于我个人的工作，大概因为关注的面比较宽，做过一些工作，但是还没有达到可以和清代的那些辑佚学家相提并论的程度。但是我有一些认识，我们现在的时代可以把这类的工作做的更好。我想提一下，在这一点上日本一些学者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想介绍一本书日本学者安居香山和中村璋八编辑的《纬书集成》，在中国出过两个版本，一个上海古籍汇编中国从明代到近代以来的学者编录十多种的纬书书的辑佚书的一个汇聚本，另外一本同名的书是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发行，日本两位学者的辑佚书。两相比较，可以说日本学者为我们作出了非常良好的榜样。这两本书不是对于传统辑佚书的整理，但是希望从现代学术需要出发对存世典籍中的相关的佚文作全面的收集，而且重新编排，但是决不轻易否定前人所作的工作，所以这部辑佚书之中采取了正文分四栏处理的方式，中间是辑出来的佚书的佚文，上面是校勘记，下面第一行是佚文所依据的文献，第二行是明清时期学者已经作的辑佚书的工作的记录情况。我之所以特别推崇这本书，从辑佚书的编撰方法上讲，它将现存的辑佚书的佚文收集的非常完备，同时对文本的校勘作仔细的工作，对文本的来源有逐一的交待，对前人已有的工作也非常负责任而忠实地给予揭示，决不掩饰前人工作之长。所以中国学者应该对此加以学习。而且我们应该做更好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清代辑佚书的工作我们应该在现代学术理念之下，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总结。辑佚书是清代乾嘉治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存下来的数量很多，常常一种书有三、四种五、六种，甚至是十来种不同的辑本。这些辑本各自为阵，水平参差不齐，文献的处理也安各自的理解，编排方式也有所不同。由于清代学者所见到的书的范围比较狭窄，所依据的文本也未必最好，因此整理他们已有的成绩，按照现代的观念重新加以处理，我相信是现代辑佚书工作中急待实施的。所以我很想如果今后条件允许，对于清代学者辑佚书的工作做一个系统的整理，既尊重前人已有的成绩，有体现现代学者的原则。
说我远承“乾嘉学术”“乾嘉以后第一人”，实在不敢当，我想这些都是过誉之词。乾嘉学术的主流是经学与小学，这方面我所知道的很少，只是仅及皮毛。我曾经认真都过的书，主要还是偏重文史考证的钱大昕、徐松、劳格等学者的著作。对于乾嘉之学，我可以多谈一些，近代学者梁启超先生比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显然是揄扬过甚了。而到了五六十年代，又归结为烦琐的考证，也不妥当。我以为，与欧洲工业革命和思想启蒙同时代的这次中国学术兴盛，以一大批优秀的读书人，投身于与科学生产和社会发展没有太大关系的古书校读工程，实在是莫大的浪费和不幸。但就当时的研究风气和方法来说，无疑又是严肃审慎，具有科学实证倾向。当时校注的学多经学、诸子、小学与史学著作，其成就后人很难超越，至今仍通行不费。局限是过于重视秦汉而忽视近古，经学、小学看的过重，其他方面就显得不足了。用现代学术眼光来审视，当时研究领域显然是陷入了死胡同，偏而又窄。
问：学界对于你辑佚学的成就评价都相当高，尤其您的重辑旧五代史的工作，令学多史学家都不得不叹服您的鉴识。您觉得要从事辑佚学的工作，学者应该具备哪些知识能力呢？
答：我觉得朱维铮先生有一句话是最到位的，就是认为重辑旧五代史这本书很守规矩。所谓守规矩，就是从事基本文献的整理对于传统的规则要严格遵守，所有文献的来源必须要有所交待，涉及到不同版本的时候要有所说明，改动一个字都必须要有交待。而且不需要太多的创造性，要老老实实地做，不要从中做手脚。可以说，从事文献辑佚的学者都要有一个警戒，学问是天下之公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情。瞒得了一时瞒不了永远，决不要存有任何侥幸心里，我们常常述说“不要以身试法”。当然有一个需斟酌的地方就是也不要做的太呆，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个别不见一般。我现在既关注文献的处理，又比较多地关注总体文献的构成情况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常常会有一些总体的考虑。
问：作为一个文史考据、文献辑佚的学者，你是如何看待主流文学研究也就是文章学的研究？
答：文章学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内容。现在的文章学有好几各层面，一种即是文学性的散文，从文学性上加以揭示。第二种实际上是从传统的文学的批评的文献之中，比如说文章的某篇布局、遣词用语、章法句法、文气流动等等方面来探究。我觉得文章学实际上还有许多值得注意得地方，应用型的文章学最近二十年中研究的是远远不够的。文章和诗歌有一个不同，诗歌是表达感受的，而文章是受惠日常生活的一种必备工具。它更多的是人际交往的一种工具，也是各种社会运转之中必须具备的一种写作能力。所以说文学性的文章只是存世文章的中很少的部分，而应用性文章现在的研究是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正视。应用性的文学表达有一定的规范格式，同时还有一个定位的问题，就是守本体还是不守本位的问题。文章学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古文和骈文之间的关系，现在是过分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对立，而事实上古文和骈文各取所长常常研究者会忽略，宋代的古文之所以超过唐代就是将骈文中注重音节的特点应用到了骈文当中，比如说欧阳修、苏轼的散文，其节奏感是非常强的。
问：在您看来，从事传统学术研究，乾嘉治学的方法是否还值得学习和借鉴？
答：研究古代中国只能以遗存下来的文献和文物为依据，想当然地虚构古代历史是没有意义的，就此来说，古今严肃的学者没有区别，不仅仅是乾嘉学者如此。所谓乾嘉之学的特点，可以归纳一下，校正古籍是要确定可信的文本，注疏古籍是求准确地理解文本，小学是为都经史之文服务的，辨伪是要剔除古书中窜乱伪托的内容，辑佚是求恢复已经亡佚古书的面貌，考证则是通过排比归纳、相互比读，抉发古籍的内蕴，订正经籍的错失。凡此之类，今人治国学也不能回避哲学工作。当然今人已经远远超越了上述工作的范围，这是学术进步的必然。情人的实证方法和学术准则，也是非常值得当今学者借鉴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将乾嘉正统派学风归纳为十条，即立义必凭证据、援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隐匿或曲解证据为不德、剿袭旧说为大不德、文体贵朴实简洁，以及辨诘不避本师、不出本题、词旨务笃实温厚等，说的都是基本的学术规范，至今仍值得治国学者遵守。（传统治学在现代学术中的意义）
问：乾嘉治学之法确实值得我们借鉴，那么您觉得现代学术与传统治学有哪些差别呢？
答：自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古今学术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术氛围也完全不一样。现代专治文史的学者没有必须要向乾嘉时期那样从事小学四书五经的研究。现代学术不同于传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图书利用大为方便，不必向古人那样为得到一本好书而千里奔走；第二，可见的文献数量远远超过前代，即以宋以前古籍来说，清末诸公散出的以及自海外尤其是日本传回的经典非常之多，另外，考古出土的文献也是极为丰富；第三，现代检索手段更为精密、方便、快捷，古人能背十三经当然令我们惊叹，但是今天只要掌握方法，检索即刻可以得到你想查询的资料出处；第四，治学的方法更加科学；第五，学术视野更为开阔。另外，学术环境也更加自由，学者以及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十分频繁。这些都是古之学者不能想象的。因而我觉得，如果能继承前代治学方法中的积极合理的成分，充分为现代学术所用，完全可以做出超越前人的成绩，在史学、文学方面的研究尤为如此。
问：经过了您的二十多年的整理考证之后，您觉得唐代文献还有哪些方面可以进行开拓呢？
答：唐代文学研究值得开拓的地方还很多。《全唐诗》和《全唐文》两部书是清代编成的，它们在历史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有关的学者能够看到完整而系列的文献。然后代学者能够较为系统而完成的唐代诗文保存请况。但是它们的编成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文献收集所依据的文本以及对于这些文献的整理问题非常多。按照现代学术的需要应该系统完整地全部加以整理重编，这一工作非常迫切，但同时也是非常艰难的。迫切的情况在于现代的学者对于全面利用文献的要求越来越高。艰难的地方在于《全唐诗》、《全唐文》几乎每一篇诗、文章都有它的学术史，都有它的文本的流传系统。要逐一地加以梳理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现在这个条件是具备的。现在有一些人在做的工作比如《全唐文新编》这样的书，出于商业目的非常草率地拼凑而成的话，于学术研究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意义。真正要能够做成的话，必须要组织力量，花比较多的气力，集中大量的目前最好的文本加以比对、校勘、考证，然后写定。这一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据我了解，《全唐五代诗》已做的工作，已有的体例是一个比较好的范例，只是现在合作当中出了一些问题，书的出版到目前为止还未能确定。《全唐文》方面的工作可能是更为重要，做法方面可能有许多困难的地方。比方说，日本学者编了《唐代诏敕目录》，常常是一篇文章见诸于十多种不同的文本中，而且各种不同的文本的引录又各不一样，有的全文引录，有的是片断引录，有的是加以改写的，有的则只是取其大意。因此要把这样多的不同的文本写定为一个，它需要专门家花非常刻意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就。而无法草率的几个电脑文本一拼就解决问题，这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
唐代文献另一路的研究我也很赞同，也就是专书的研究值得认真去做。比如重要书籍的笺证，从更深的内涵去阐发。目前这方面好的研究还很少，大陆以外的方面则更多地关注新的层面，比如家族、妇女生存状态等多方面细致的研究。再如城市与文学之间的故事也值得开拓，目前，甚至作为唐代文学活动的大舞台长安与洛阳两座大城市都为能得到很好的整理研究。现在，中国、日本学者对于长安基本资料研究的非常多，但是长安实际上作为唐代文人活动的大舞台，其中发生的许多的文学事件。从另一层次可以做相当好的研究。洛阳也是一样，甚至包括再次一等的城市就是想扬州、杭州、益州等等都值得做，但这一方面的研究一定要转变传统的一种思路，要切入一些新的点面。比方说长安城的街道、里坊、居宅、游乐之所、风景名胜之地，甚至长安和洛阳之间的道路这些中间的驿站。好多曾面都可以展开来研究。
问：很想了解一下您在完成了一系列的文献辑佚工作后，下面将会进入一个怎样的领域？
答：我想下面仍然是从事基本文献的鉴识，同时不完全做一种整理古籍的工作。我希望从现代学术需要出发从事一些基本文献的新编撰。大概近期一两年之内能做成的一部是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校订本。因为这部书最近二十多年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影响很大，引用的学者很多。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一些学者已经指出，大概现在可以补录诗有一千多首。另外在文本的校订方面有许多文本的新得处理。目前还是基本做着一文本的订补。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唐五代诗纪事》，这本书的性质实际上是全唐本事诗，是对唐人写作的诗歌的本来故事比较完整和原始的记录，以保存，并对其中涉及到的是是非非加以考证。
问：近年国学热一直在升温，各界知识分子都积极呼吁并参与其中，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答：读书界对文化传统与先贤遗产兴趣浓厚未尝不是件好事，普及国学知识对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只是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国学仅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部分，有一批读书种子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使传统学术有人继承发扬也就可以了。像我这样专事文史考据之学，但所做的确是属于“为人”之学，即希望以个人的工作给他人以治学的方便。考据仅仅是治学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治学的终极目的，也不是唯一的学问。我非常不赞成“回到乾嘉”的说法，也不主张国学热到如乾嘉时期那样成为学术的主流。五十年代陈垣先生就提出“不与乾嘉作殿军”，现在更是没有必要了。但我始终认为，大凡研治古代文史的学者，一般都应该掌握史料考据的方法，了解其基本规律。如果不知道考据而又从事文史研究工作的话，很难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近年来国外汉学名著大量的翻译出版，如《剑桥中国史》、《唐代的外来文明》、《南明史》、《洪业——清朝开国史》等等，这些书在史实考据方面都有极为坚实的准备，但是我相信，这方面我们中国学者有更大的优势，所以如果真正想用心于学术的话，作出好的成果应该是不难的。
问：作为一个获得相当大成就的学者，您能否谈谈对后辈学者治学的一些建议？
答：我觉得现在的研究生培养有一些好的措施，但是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种特殊群体，一些方面又显得很不够。比如现在博士三年时间要做出非常优秀的论文显得太急促了一点。所以我是倾向于延长读研的时间，一定要确保论文的质量，这方面中国收到许多限制。博士论文要达到很好的程度，我是希望现在的学生选题上要考虑到它的学术意义，也要考虑到个人的研究能力足以胜任。治学首要的是能够掌握文献，并且读懂文献。读懂很重要，也就是说能对文献作出准确的理解。再进一步就是读通读透文献。
问：在您这么多年的治学历程中，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答：感触最深的实际上是学术研究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所长来做。按照自己的理解做有追求有创新的学问。另外我觉得现代学术表达方式中需要有系统的归纳和总结。
问：在现代普遍浮躁的学术风气下，您能一如既往地从事辑佚学的研究，十年磨一剑地专心致志真是可敬。
答：其实我也不是十年磨一剑而是磨了好多剑。（有一些报道也不能完全恰当的理解，有机会让媒体关注一些冷学问还是有特殊的意义）。
问：很多人事实上不太了解这种学术的价值和意义，甚至对此提出了很多疑问，到底过去传统的学问尤其是像“乾嘉学派”的那种治学对于现代学术来说是否还值得继承，是否还有意义？到底我们是否能超越他们？
答：可以说，对乾嘉学术的超越很早就已经完成了。民国初年王国维、陈寅恪那一批学者的学问从每个个人来看都远远超越了乾嘉时期。二十世纪的学术越来越分得清楚，越来越专业化。可以说乾嘉学术所涉及到的大多数方面今人多已经超越了他们。但是突出的地方即乾嘉学术中的经学、小学以及一个学者能够在众多的方面达到的成就，我们还是应该向他们致敬的，可以向往。但是乾嘉时期学术又有很多狭窄的地方，他们对于学术的理解并不像我们现代一样通达，局限性非常明显。简单来说，乾嘉时期三本最有名的史学杂记，这样的工作现代学者远远超过了他们。
问：一些学者似乎不太看重传统考据注疏一类的学问，觉得过于陈腐了。
答：其实任何方面的学问都必须做这样一项工作，只不过是专门学与附带关注的不同。现代学者常常将传统的研究方法归纳为考证之法，虽然不尽妥当，业算是指出了传统治学的特点。所谓考证是通过文献的对读、比较、排比、推衍、演绎等手段，求得文本或事理真相的一种文献处理技能，考证过程与数学演算或侦探破案很是相似。凡是治国学的学者，无论其学风如何，都应该掌握这一文献处理的基本技能。许多偏于义理的学者也有一个文献处理的工作，比方说现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必然会涉及到刘勰的生平、《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结构、文本以及其中的真伪等等方面的问题，无论从事《文心雕龙》哪方面的研究，都无法回避这些问题。但是文献的考据只是文史研究中的一个基础工作，不是一切，不能说“考据是一个时代最高学术水平的体现”。文献考据只是治学的基础手段，我的工作还是有点像“为他人作嫁衣”。我个人工作中有一点很明确，即别人的工作能够有一点点为我所吸取的话，我都乐于接受，且心存感激。所以我的每一著作中都大量引到前人已有的成就，表示对他们的致敬。文献学其实是治学之门径，文史考据之于学术就像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一样，比如到市场上选购菜，看到价格、品质等等不同，最后你决定选择其中一种，这就是一种考据的工作。股市中炒股分析股价走动、股票强弱的走势，这就是一种考据，又比如公安局的破案，仔细分析作案的过程，现场法医的鉴定，然后再推测凶手是谁，这就是一种考证。可以考证是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接触到的一种方法。而文史考据与之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所做是对传统典籍书面的分析和判断。
问：裘锡圭先生曾经说，以前很多人觉得上海的学术就是近代传统中的“海派”，重义理发挥，而北京的称为“京派”，重文史考据，但现在看来，上海也是存在典型的“京派”学者，您就是突出代表。对此您是如何看的？
答：其实本来并没有“海派”和“京派”的差别，北京现在不着边际的议论也很常见，地域的差别现在是很小的。近代以来包括王国维的很多工作也是在上海进行的，章太炎等等也都是在上海生活的。京派是相对于海派而言的，历史上的界限本来就不是太清楚。京派和海派各有特点，海派的好处是视野比较开阔，对各种文化能够兼收并蓄，能够包容，另外看问题比较通达晓畅，不涉及细枝末节而零碎的问题。京派的特点就是非常踏实而厚重，另一各特点就是清末遗老遗少的味道比较浓。也很不容易，能够入遗老遗少的法眼的东西也是很不错的。
问：我们常说传统学术追求的是“通儒”的理想，那么您觉得在我们现代学术当中这种追求是否还有可能？或者说是否还有必要？
答：我觉得仍然是相当必要的。我们现在的“大师”用的太多了，“著名”、“大师”等词已经泛滥。对于学者来说，“通人”是一个很高的目标，通达古今之变，明晓天人之理，那是非常难得的。现在的学者当中应该说有具备这样的修养的，问题是达到了如何的程度。孔夫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的学问境界比“为人”的学问要高，但是现代学术“为人”的倾向更加严重，为己是自己学识的充实与提高，而为人则是为“为衣食而奔忙”。我们常常要面对的一些考核就是学术“为稻粱谋”的一种典型体现。现代考核中的量化统计在学术中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是对学术的一种玷污，它带来了中国学术的垃圾化。
问：确实如此，但您的几部著作都是具有长久价值的书，是从事古典文史研究学者的必备之书，有学者说您的重辑《旧五代史》可以当之无愧地加之“二十六史”的称号，我想也是不为过的。最后非常感谢陈教授，与您的一席长谈，真是“胜读十年书”，相信更多的学者也会因此而获得启发。
（原载 《中文》2006年1期 作者：陈尚君 黄阳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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