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名著提要/系列
书
目
提
要
近日以读《中国学术名著提要》一书为日课，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一些书目的提要稍加理董后摘录于此。自渡顺便渡人，觉得有帮助的朋友，麻烦点个在看和转发，在此先行谢过。
一
《文选》，旧题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因又名《昭明文选》。原本三十卷，唐李善作注，析为六十卷。现存版本甚多，可分为无注本与有注本两大系统。无注本又分两类，一为敦煌出土的数种六朝至唐写本残卷，出自原本三十卷一系；一为明代隆庆、万历间的几种刻本，均分六十卷，当是删去注本之注而刊之本。
有注本情形复杂，主要有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集注四个子系统的版本。李善注本六十卷，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敦煌出土的两种唐写本残卷，刻本较早的则有北宋刻递修本残存二十一卷及南宋淳熙八年（1181）池阳郡斋刻本全本；五臣注本三十卷，现存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建阳陈八郎刊本，藏台北“中央图书馆”；六臣注本乃合李善注与五臣注为一之本，亦六十卷，宋本有绍兴间明州刻递修本残卷、赣州州学刻本等数部；佚名《文选集注》一百二十卷，其旧传日本平安时期抄本现存二十余卷，有《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景印唐钞本》第三至第九集所收本，其唐钞本现存部分，今人周勋初编为《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文选》的通行本，是有注本系统中的李善注本和六臣注本，这两种本子目前较常见的版本，前者有中华书局1977年初版、1990年重印的断句影印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初版、1994年重印的校点本，二本均以清嘉庆间胡克家复刻南宋尤袤刊《文选》李善注本为底本；后者有《四部丛刊》影宋本与中华书局1987年版《六臣注文选》。
萧统（501-531），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梁武帝萧衍长子。天监元年（502）立为皇太子。幼受五经，长能诗赋。以武帝好佛教，亦崇信三宝，遍览佛经，喜与名僧谈论。又好招引才学之士，讨论篇籍，商榷古今。所罗致诸人，当时号为东宫十学士。性爱山水，不蓄声乐。于民生疾苦，颇加关心。未即位而于中大通三年病卒，年仅三十一。谥曰昭明，世因称为昭明太子。著有文集二十卷，编有《正序》十卷、《文章英华》二十卷，皆佚。传世者除《文选》外，尚有后人所辑《昭明太子集》。
二
《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其成书的年代，一般认为当在梁普通七年（526）后，中大通三年（531）前，即萧统去世前几年。理由是《文选》中收有诗文的作家，最晚去世的一位是东宫十学士之一的陆倕（佐公），卒于普通七年，而时尚在世的其他东宫学士如王筠等人则无作品入选。《文选》的编者，《梁书·昭明太子传》、《隋书·经籍志》等旧籍均明著为昭明太子萧统。
但唐时日僧遍照金刚所撰《文镜秘府论》的“南卷·集论”称“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后代因有《文选》非出自萧统独撰而成于众手之说，并推测协助编选的主要是东宫十学士中的某几位。至近年日本清水凯夫力主《文选》的编纂非以昭明太子为中心，而实以刘孝绰为中心。其说颇新异，但迄今尚未为学界完全接受。按刘孝绰（481-539）本名冉，字孝绰，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梁天监初起家著作郎，后掌东宫管记，受昭明太子宾礼，为东宫十学士之一，曾受命为萧统编录个人文集并为撰序。由现存史料推考，其对于《文选》的编纂的确起过重要的作用。但要得出刘氏是《文选》唯一编纂人的结论，则尚须提供更为切实而全面的证据。
三
《文选》原本三十卷，卷首有昭明太子萧统所撰“文选序”。全书先以文体类次诸文，计分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三十七体。其中“书”一体末又收“移”体之作，所以也有学者认为《文选》实分三十八体。各体之中，又依作品内容分为若干类，如“赋”体即分京都、郊祀、耕籍、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十五类，而“诗”体又分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二十三类，等等。类下以作者时代前后排列作品，一家之作聚于一处，前无作者小传，但于各篇篇名下署作者姓字。综计全书共收录了上起周秦下迄梁代的一百三十余位作家的近八百篇作品。
根据萧统所撰《文选序》，《文选》选录作品的范围从其性质判断是专收集部之文，而基本不选经、史、子三部之作。稍显例外的是史书中的部分赞、论、序、述，《文选序》称：“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可见如果富于辞采，那即便赞论序述本属史部作品，《文选》也加以收录。以此，论者认为“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也即是《文选》选录作品的基本标准。“事”、“义”相连，指的是事实与义理；“沈思”、“翰藻”相对，则是说创作中深沈的构思，与作品所表现的美丽的辞采。所以能够入选《文选》的作品，主要也就是那些在编者看来经过深思熟虑而以富于辞采的文字将所要描绘的对象生动地表现出来的篇章。
不过从《文选》收文的实际情况看，除了典型的文学作品，书中也选录了不少章、表、奏、启等实用性文章；除了讲究文章的辞采，编者同时也注重作品的风格是否雅正。以入选的作品数量为例，书中收录作品篇数明显多于他人的作者主要有曹植、潘岳、陆机、谢灵运、颜延之、谢朓、任昉、沈约诸家，皆被选录十五篇（题）以上，其中陆机、谢灵运、曹植三人作品选入尤多，分别达六十一、四十一、三十八篇。而陶渊明、鲍照等则相对较少。原因即在于在当时看来陶渊明的作品缺点是辞采不足，鲍照之诗则不免失之浮野，不够雅正，而唯有曹植、陆机、谢灵运等人之作，适合“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的要求。由此再看《文选》于六朝乐府中歌咏情爱之作概不选录，其宗旨为何也便很明显了。
四
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文选》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先它作为一部总集，保存了一大批六朝及以前的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品，成为后来学者研习古代文学尤其是汉魏六朝文学的必读典籍。
以赋一体而言，除了晚出而未及入选的北朝作家庾信的名篇《哀江南赋》，上起西汉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下迄梁朝江淹《恨赋》、《别赋》，梁以前文学界具有代表性的赋，几已全部囊括于其中。又从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角度看，像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等魏晋文论名篇，主要也由于本书的选录，而得以流传至今。至于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来说，《文选》所录，也不乏重要价值之作。像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读山海经诗》等足以反映其平生志向的作品，便因为本书的选录而为后来研究者所重视。尽管从总量上看，本书对陶氏之作选入不多，对其价值的判断也尚存在偏失。
其次《文选》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其据以判定入选与否的标准，代表了六朝时人对文学的认识水平，因而《文选》本身又成为后代研究文学批评历史的一份重要资料。将它与同时代产生的文学批评名著《文心雕龙》、《诗品》以及萧纲、萧绎的论文篇章相对比，既可以分析出文学观念方面的时代特征，也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各家所持批评标准的特异之处，从而由一个侧面凸显近世文学史所谓六朝时期为文学自觉时代的丰富内涵。
五
《文选》对于隋唐以后的文学发展与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大诗人杜甫曾以“熟精《文选》理”教诲其子如何读书，而他本人的诗歌创作，据近代学者李详及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研究，也受到《文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单由其用语多采自《文选》一点而言，即可见其间关系深切之一斑。宋代更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流传于世，反映了这部古典名著通过科举制度而与读书阶层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密切关联。
另一方面，早在隋代，即有萧该撰《文选音义》三卷，开创了以注释的方式研究《文选》的先例。隋唐之际又有曹宪为《文选》别撰“音义”。此后李善跟随曹宪研习《文选》而为之作注，“文选学”的名称因之诞生，“选学”也成了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一个重要分支。
面对李善注本的广泛流行之势，唐代又出现了与之相对的“五臣注本”。五臣是指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位文臣，他们集撰的《文选》注本，由吕延祚出面于唐玄宗开元六年（718）上进朝廷。至宋元明三代，有关《文选》的研究论著更是层出不穷，不但有注释本，还出现了“菁英”、“类林”、“摘遗”、“锦字”等名目繁多的品评与再选辑之作。
降及清代，朴学盛行，对于《文选》的研究又转向重视《文选》版本考证与对《文选》李善注等选学名著作进一步探究的方面，出现了诸如胡克家《文选考异》、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等较有名的成果，“选学”继唐代一度繁盛后，至此得以再度以学术的面貌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
《文选》的影响还遍及域外，尤其是东亚汉文化圈诸国。以日本为例，见于记载的，最迟在8世纪中叶《文选》已传入该国。平安时代，《文选》是日本上流社会颇为崇奉的要籍，并直接影响到当时的日本文学创作。同时由于阅读的需要，中国学者注释《文选》的著作如李善注等相继传入，日本学者自撰的《文选》研究著作也逐步诞生。平安时期日人钞本《文选集注》可说是前一方面的例证，江户时期出现大量日文训点本《文选》则是后一方面的前奏。
六
进入20世纪以来，《文选》的研究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在中国，尽管“五四”运动时期曾对“选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作为学术研究的“文选学”并未中断。1937年由中华书局初版的骆鸿凯著《文选学》一书，是从学术史角度总结《文选》研究历史的开创性著作。同年北京直隶书局刊行的高步瀛撰《文选李注义疏》虽为未完之作，却将对李善注的研究推进至一种更为细密的程度。
此后学界发表了大量论著，对涉及《文选》各个方面的问题作了探讨。其中像何融《〈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1949年《国文月刊》第七十六期），朱自清《〈文选序〉“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说》（1937年作，收入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刊《朱自清全集》第八卷），饶宗颐《敦煌本文选斠证》（1957、1958年《新亚学报》三卷一、二期）、《读文选序》（收入论文集《文辙：文学史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曹道衡、沈玉成《有关（文选》编纂中几个问题的拟测》（收入《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王运熙《〈文选〉选录作品的范围和标准》（《复旦学报》1988年第6期），游志诚《昭明文选学术论考》（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王立群《文选成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顾农《文选论丛》（广陵书社，2007年）等都在学界获得了较广泛的影响。
日本是20世纪《文选》研究的重镇，自50年代末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刊行著名学者斯波六郎的四卷本《文选索引》后，有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较著名的主要有70年代由小尾郊一、花房英树合作译注的七卷本《文选》，作为集英社的《全译汉文大系》之一出版；八九十年代清水凯夫又撰《文选》研究论文多篇，倡“新文选学”，并主张《文选》编纂实以刘孝绰为中心，有关论述已有汉译，收入首都师范大学1995年版《清水凯夫〈诗品〉〈文选〉论文集》。
欧美学者对《文选》进行研究 的成果，也早自50年代起即有刊布，1957年James R.Hightower在《哈佛亚洲学志》（HJAS）第 十卷三、四期上发表的《文选与类型理论》（“The Wen Hsüan and genre theory”）迄今尚为论者征引。至80年代为止还出现了三个《文选》的西文译本，即由Erwin Van Zach 翻译、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和由Martin Gimm翻译、1968年出版于威斯巴登的两种德文译本，以及由DavidR.Knechtges 翻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英译本。此外韩国自70年代以来也有相关论文发表，有关研究详情，可参见韩国白承锡《韩国〈文选〉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郑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1998年中华书局刊行的俞绍初、许逸民主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亦可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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