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秘史》中

《蒙古秘史》是蒙古民族第一部文学作品，与《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一起被称为蒙古民族的三大历史著作，已被译为多国文字。书中有大量的韵文、俗语，人物记述多经过文学性艺术加工，整体风格呈现出较多的文学色彩，反映出当时的蒙古草原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学成就。

书中收录的传说故事，语言形象生动，如以《孛儿贴赤那与豁埃马阑勒》的传说开端，在第21节中借助蒙古族民间流传的感孕传说形象地描写蒙古族女始祖阿阑豁阿感孕，神奇地生下孛儿只斤姓氏的先祖孛端察儿，解释了孛儿只斤姓氏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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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秘史》擅长使用形象的比喻，如第22节中，用五支箭干比喻阿阑豁阿的五个儿子，假如各执一支，任何人都可轻易折断，若兄弟同心，如五支箭干束在一起，就不容易折断，形象地揭示出团结就是力量的深刻道理。第33节中，用“人的身子有头呵好，衣裳有领呵好”来形容普通百姓需要首领的道理。第62节中，描述九岁的铁木真“眼明面光有”，这是一句描述蒙古史诗主人公英雄朝气蓬勃精神状态的惯用诗句。第78节中，用蒙古族谚语“除影子外无伴，当尾子外无鞭子”来形容孤独无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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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秘史》其文学价值着重体现在该书独特的语言风格，对后世蒙古族文学语言产生了较大影响，其构思和编排体现出大蒙古国时期蒙古族文学较高的发展水平。如对讷忽昆战役的描写，为《蒙古秘史》艺术成就的代表。同时，《蒙古秘史》塑造了众多不同的历史人物形象，展现出其文学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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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语研究价值

《蒙古秘史》所据原文是以蒙古语思维，采用畏吾体蒙古文写成。因其记写的语言是古蒙古语，以及篇幅具有的纯蒙古民族因素，成为古蒙古语重要的典范文献，也是蒙元时代唯一的长篇蒙古语作品。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古蒙古语词语和古蒙古语语法现象，而其中有些词语现在已经消失，有些词语已经转义。同时，书中保留了不少古蒙古语特有的语法现象，有些现在也已经消失或发生变化。这些词语和语法现象被“脱卜赤颜”使用和记录下来，并通过《蒙古秘史》的注音和汉译得以基本准确保全原音原义，为后人了解、研究古蒙古语提供了重要资料和权威参考。

               国际

苏联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在其所撰《蒙古社会制度史》中评价：“如果可以说在中世纪没有一个民族像蒙古人那样吸引史学家们的注意，那末也就应该指出，没有一个游牧民族保留像《蒙古秘史》那样形象地、详尽地刻画出现实生活的纪念作品。”美籍华裔学者洪业在其所撰《<蒙古秘史>源流考》中说：“尽管这部书的写作费时不久，其背景则为古代游牧民无数世代的生涯。”日本学者村上正二在其《蒙古秘史》译注本《解说》中说：《蒙古秘史》具有“作为历史文学先驱的第一流作品的地位”。法国学者伯希和在所撰《论<元朝秘史>中的蒙文原文》中说：《蒙古秘史》是“第一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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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于1989年6月13日作出第131次会议决议：该作品以其艺术性，美学和韵文的绚烂多彩，语言的丰富优美等独特性，成为蒙古族文学史上呈现出的无与伦比的著作，并已进入世界文学的宝库。

清代学者钱大昕对《蒙古秘史》十分重视，他认为“元太祖创业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最疏舛，唯《秘史》叙次颇得其实，而其文俚鄙，未经词人译润，故知之者鲜，良可惜也”，充分肯定了该书。[15]蒙古族学者舍·纳楚克道尔吉的序言和策·达木丁苏荣的绪论中提到：“《秘史》不仅仅是历史文献，也是蒙古族文学典籍。因为，《秘史》以民间文学为基础的，而且较完美地展示了蒙古语韵律、修辞、散韵体例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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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扎奇斯钦认为《秘史》“是一部叙述元朝开国并震动世界的东亚英雄成吉思汗的一种实录，也是一部很难得的元朝开国初期的直接史料，而且大部分是 '当事人自述甘苦’，所以亲切生动独具一格”。学者王黎明评价“《蒙古秘史》是编年体蒙古族历史著作，缘由为汗挺大会，决定编纂一部记录蒙古族族源和历史的圣书，而且窝阔台大汗积存心中已久的一桩夙愿，也是窝阔台大汗临终前做的最后一件伟大事业。”民族学者亦邻真先生认为“它首先是一部史书”，而且“《秘史》是公认的蒙古族文学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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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争议

作者考辨

史学界对《蒙古秘史》的作者考辨，各持其说，迄无定论。若金井保三、帕维尔·普哈等学者称作者为塔塔统阿；海涅士称应为失吉忽都忽；植村清二推测为镇海；巴雅尔则认为：“《蒙古秘史》的作者，不会是别人，而只能是右丞相镇海、必阇赤长怯烈哥、必阇赤薛彻兀儿等人。”蒙古国学者舍·嘎丹巴提出《秘史》为阿尔嘎聪所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仍在猜测该书的作者问题，如日本国学者小泽重男在1998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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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秘史〉的世界》一书中猜测《秘史》的正集10卷或许是窝阔台时期的内廷近侍亦鲁格所撰，而蒙古国学者却玛推测认为是善于以口头叙说史事的蒙力克或许参与了《秘史》的撰写事宜。帕拉基·卡法罗夫称、那珂通世、陈彬和等学者认为《蒙古秘史》并非一人所作。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仍在猜测该书的作者问题，如日本国学者小泽重男在1998年出版的《〈蒙古秘史〉的世界》一书中猜测《秘史》的正集10卷或许是窝阔台时期的内廷近侍亦鲁格所撰，而蒙古国学者却玛推测认为是善于以口头叙说史事的蒙力克或许参与了《秘史》的撰写事宜。帕拉基·卡法罗夫称、那珂通世、陈彬和等学者认为《蒙古秘史》并非一人所作。亦邻真提出“《秘史》不是一个人撰写的，企图发现《秘史》作者是徒劳之举。”他对这一论点也作了具体阐释，称：“《秘史》不是一次修成的，所以不可能只有一个作者。当时畏兀人当必阇赤的很多，执笔人未必非是蒙古人不可。

《秘史》是由一批耆老们会议和口述，必阇赤们记录、整理加工的产物。”学者余大钧认为：《秘史》“是蒙古大汗命宫廷内的畏兀儿族（包括加入蒙古诸部的畏兀儿裔人）必阇赤（书记官）们记录蒙古人的口传的传说、故事、事迹、诗歌，加以文学加工、文字润色而撰成的。

成书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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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秘史》成书年代的探讨，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涉及现存汉籍《蒙古秘史》的完成时间，另一个涉及这一汉籍所据畏吾体蒙古文原文的完成时间。现存《蒙古秘史》卷尾第282节是跋文，全文写道：“大聚会正在聚会，鼠儿年七月，各宫帐在客鲁涟河·阔迭额——阿剌勒（地方），朵罗安——孛勒答黑（与）失勒斤扯克两（山）之间留驻之时，写毕。”民族学者白·特木尔巴根认为这里给出的“鼠儿年七月”，应该视为《蒙古秘史》所据畏吾体蒙古文原文写作完成的时间。但是对于“鼠儿年”的确切年份，现有戊子（1228年）、庚子（1240年）、壬子（1252年）、甲子（1264年）、丙子（1276年）等几种不同的看法，目前尚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