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电影明星黎明晖，她也是我国最早一批流行曲歌手。当年黎明晖的短发亦曾掀起一阵风潮。
留长发，还是剪短发，这在今天看似“简单”的自由，对中国女性来说，得之不易。
1912年3月5日，孙中山正式颁布大总统令，要求全国男子剪掉清朝的长辫。
本来，这只是个针对男性的政令，但其发布后的反响远远超过政府预期：湖南衡粹女校一名学生竟也带头剪断了长长的秀发，并倡议在学校设立“剪发会”。
因为满清开国之初的血腥的“留发不留头”，汉族男子不得已蓄辫。而女子留长发则是数千年来不变的“传统”。所以女学生们剪短发的行为，大大震撼了各界。
这时民国刚刚创立，大量官员其实都是前清时候的旧人，换汤不换药。社会思想之保守固执，并未有根本的改变。女子短发因而被不少人视作破坏民国社会风气的叛逆。
“将来必至酿成一种不女不男、不中不西之现状，不独女界前途之忧，实民国风俗之忧。”
湖南民政司长更以此为由，强制关闭了衡粹女校的剪发会。可对进步女性剪发的恐惧，并没有随时间消散。
到了1916年9月，民国教育部干脆颁布女子学校“五条惩戒规则”，第一就是“不准剪发，违者斥退”。
中国女性最早争取发型自由的努力，在国家权力的打击下，终于式微。
但新的火种，却在三年后的“五四运动”中，再次燃起。
女为悦己者容？
为人的权利才最重要
郁达夫曾说，“五四”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
把对“人的发现”推广应用到妇女身上， 发现了“妇女也是人”，妇女发现了“我也是人”，并且是个完完全全的人。
这个人是要自己做的，不是靠别人可替代做的，这便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1920年1月，北京孔德学校的女学生主动剪发，《晨报》将这些女生的名字一一刊出以示表彰。很快，上海、广州、浙江等地的报刊也不断报道女子剪发的消息。
在广州，有人提倡设立女子剪发社，光赞成入社的女学生就有三千多人，她们果断行动起来，剪短了长发。一些女教员也加入到女子剪发的阵营中。
不过，争取自由的女学生，每个人都承担了空前的舆论压力。
武昌一位带头剪发的女学生后来回忆，说茶馆里的一些闲人看到她们，往往互相问答：“你说是男将是女将？”有的答是女，有的则故意大声说：“是个男将吧！”
“在轰然大笑中，我们低头走过。”
雌雄难辨，有伤风化，正是当时反对女子剪发的主要声音。与反对声音同时存在的，当然少不了行政当局的禁令。
教育部为整顿女校，三令五申禁止女学生剪发。四川、湖南、江苏等地的学校更针对女学生和女教师，号称“剪发者拒招，违令者开除”。
腐朽的旧官僚以看怪物的心态，对待这群剪发的女学生。但她们也并非孤军奋战，革命者与进步青年们却也在极尽一切力量支持女学生们追求解放。
许地山先生发文表示，女性发饰代表一种身体的束缚，装饰头发“是女性被男性征服以后”要用的工夫。故而女子摆脱发饰、剪短头发，便具有女性从受制于男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重要意义。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更明确表达对女子争取剪发自由的支持。《觉悟》还对彷徨犹豫之中的未剪发女子，给予鞭策，并不时刊载剪发女子的来信，主编邵力子还会在报刊版面加注以示鼓励。
难以想象，当时女性剪去长发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因为敢留短发的女性，几乎必然是愿意接受新思想的人士，可以视其为“革命者”。
视革命为洪水猛兽的反动军阀与土豪劣绅，便将短发女子，视作自己报复的目标，加以屠杀。
武汉的女子剪发运动曾经是革命高潮的象征，而《妇女杂志》所发表的文章中曾这样讲道：
“1927年秋冬之际，武人与当地豪绅对于这种象征发泄了他们横暴的感情，残杀是首先加于剪发的女子……（尸体被）卧露在济生四马路上……”
鲁迅先生对此评论道：
“现在的有力者，也有主张女子剪发的，可惜据地不坚。同是一处地方，甲来乙走，丙到甲走，甲要短，丙要长，长者剪，短了杀。这几年似乎是青年遭劫时期，尤其是女性。”
头发，本是人体最轻盈自由的东西。今天的人，若不读历史，绝对想不到原来这缕缕青丝，曾经被戴上了如此沉重的枷锁。
不是你去选择长发，而是作为中国女子，你只能选择长发。这是何等的不公与压迫！
旧势力疯狂的反扑，也终于让新青年们认识到，光靠针锋相对的斗争，只会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真正想让中国女性得到剪发的自由，只能从改变传统审美着手。
西风东渐之中
寻找推广新发型的机会
巧合的是，欧美在上世纪20年代，也掀起了一股短发热潮，并迅速波及到上海等中国沿海城市。
1925年，影星黎明晖因为影片《花好月圆》走红上海滩，她的短发形象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黎影星表示，自己是好莱坞明星考伦·穆亚的粉丝，因为“考亦短发，天真活泼，娇憨动人”。
黎明晖之后，沪上女明星纷纷剪短头发。有人做过统计，1926年创刊的《良友画报》从第1期到第100期，有53期以女星作封面，其中有39位的发型并非传统的发髻，而是或齐耳或齐肩的短发。
既能响应革命号召，又可模仿明星以追求时尚潮流。江浙女子剪发的风气一时间风起云涌。
甚至于，1927年4月，上海妇女革新团体还不得不发出通告，强调剪发“不是为时髦”，而是“表示女子解放与革新”。提醒大家莫忘初衷。
而京、津等北方都市女性的短发风潮也不甘落后。名伶孟小冬剪短发的小照，刊载于1927年4月的《北洋画报》；李鸿章孙女的剪发照，刊于次年8月的《北京画报》；1930年1月，北大女学生马珏的短发照，成为《北京画报》的封面……
《良友画报》1936年1月封面人物——演员梅琳。
北京城的理发老店还与时俱进地争相设立女子理发部，诸如“会仙（苏州胡同）、百里闻（南池子）、中国（西长安街）、凤鸣（西四）……”。
1928年，北京成立女子理发学校，甚至对学员的文化程度还有相应限制：“在高校（应指当时的中学）毕业，及具有同等学力者”，方可入校学习理发。
当时还有人打趣道，“想明年今日，必有一大批理发学士、理发硕士、理发博士出而应世”。
借着西风，女子剪发渐渐脱离政治，回归其“发型”属性，重归于流行美学范畴。中国新女性的剪发自由，也终于在新审美的推动下，冲破了种种阻碍。
或许直到此时，女性的头发才真正属于自己拥有。
193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上图为参加该届运动会的中国国术女运动员，她们不仅衣着得体，意气风发的短发，也十分符合国际体育精神。供图／何云凌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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