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闹鬼事件
人死曰鬼，这一点中国人似乎信之已久。《左传》为儒家十三经之一，相传由春秋史官左丘明修撰，算得上“信史”，而其中就郑重记载了一桩“鬼”事。
公元前543年，诸侯国之一郑国，摊上了一位自负又嗜酒的执政者——伯有，郑国公卿因此多与伯有不睦，其中矛盾最深的是同样傲骄的子皙。
伯有遣子皙出使楚国，子皙认为郑楚关系紧张，此一去凶多吉少，便拒绝出使。伯有两次三番命其前往，子皙气急，怒而带人闯入伯有府，暴打伯有并将其赶出了郑国。伯有纠结残兵回国争位，结果被子皙的侄子驷带杀于羊市。
过了几年，郑国执政者已是贤人子产，子皙也由于犯了死罪而自尽。列国当中司空见惯的争权风波，却没有因为伯有、子皙的身死画上句号。
郑国的都城开始发生怪事，大白天就有人在街头喊叫：“伯有来了！”路人都被吓得撒腿就跑。这样的事连闹数次，又令人想起前一年二月某人诉说的怪梦。
在梦中，顶盔贯甲的伯有，昂然而来，并说：“到下个月的壬子日，我要杀死驷带，明年正月壬寅日，我还要杀死公孙段。”结果这两个人都如期死了。几件事一相对照，可惊坏了郑国人。他们认为现形于街市的“鬼”——伯有，必无善意。
只有子产胸有成竹，他认为伯有之所以报了杀身之仇，仍不罢休，是因为没有把他的后代安排好，让他绝了祀，因而在阴间找不到饭辙，饿了肚子。
▲中国神鬼世界有许多的名目，仙、妖、鬼、怪不一而足，体现了中国人复杂的灵魂观念。其基础就是万物有灵。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画家金农，绘制的这幅山水小景，在枝叶掩映间现出山魈林魅的身影，是为树精。金农其人，在仕进的途中屡屡受挫，因而在佛教中寻求避世与慰藉。画中投射出的既有对世界的渴望，又有对世界的惊警。故事引人入胜，又寓意颇深。
于是子产找到伯有的儿子良止，恢复了他的贵族身份，并给予其职位。果然，白日见鬼的事情再没有发生。
此后两千多年里，人们一直对“伯有化鬼”津津乐道，它字里行间已具足了 “鬼故事”的元素：辗转曲折的死亡、光天化日下的显灵、息事宁“鬼”之策……堪称开了先河。
当然，有人啧啧赞叹，也有人因此抹黑《左传》，晋代经学家范宁就评价道：“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批评这本书叙鬼神之事，预言祸福之期，所以有失偏颇。
其实，站在无鬼论的立场，从中可以认知更多。比如——鬼是什么？子产便自有一套理论。
子产安抚了“伯有”的事很快传遍了诸国，他访问晋国时，赵景子好奇发问：伯有死去多年，犹能为鬼乎？博学的子产说：“能”，随即发表了一段 “鬼魂论”。
他首先说：“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这可以理解为，生者是由肉与灵两部分组成的，肉是人的形和形中的气，灵是魂和魄。它们两两对应，附于肉的灵是魄，附于气的灵是魂。人初生既有魄，而后身体里气不断作用，使人有了感情、思维，也就有了魂。魂为阳性，魄为阴性。
接下来子产又解答了一个关键：生人死后，魂魄本应渐渐消散，至于是否一下子散尽，则因“鬼”而异。多数散得比较快，尘归尘，土归土，但那些突然死亡者，魂魄一时没有消耗殆尽，则会化为“厉（厉鬼）”，重回人间。就像伯有这样，“强魂（执念很强的魂灵）”聚而为鬼。
中国人古往今来的谈鬼模式，莫不如此。
人有人颜，鬼有鬼貌。按理来讲，鬼既然由人而化，便更应像人。“伯有”一亮相，郑国人便能高呼他的名字，可见形貌相去不多。
拥有生前标准样貌的“鬼”，大体是较为熟悉的古人、名人，印象中的面孔往往就成了造鬼的材料。唐代传奇《周秦行纪》中，出现过几位名列史册的后妃鬼魂——戚夫人、王昭君、杨贵妃等，无不年轻貌美。由此可见描写貌美的女鬼也在标准相之列，后世皆以此为蓝本。
▲《聊斋》故事引人入胜，又寓意颇深。流传开以后，“红顶商人”徐润组织当时一些名家高手，据其一一绘制插图，制成《聊斋图说》，作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贺礼，呈送宫廷。此图即为“画皮”一则，鬼相狞厉，人面桃花。立即使人想到蒲松龄在文中所作的结语：愚哉世人！明明是妖怪，却以为美。迷哉愚人！明明是忠告，却以为妄。
另一类身边之鬼，如亲朋邻里，则多取死前不久的模样。唐代志怪小说集《冥报记》中，南朝人司马文宣见亡弟坐在灵座上“不异平日”。见鬼与见人没什么差异，算是最没想象力的了。
事实上，在我们的印象中，恶鬼的颜值普遍不高，甚至可以用“惊悚”来形容。中国鬼话里文章做得最多的，就是这第三类——死时面貌的鬼。不仅花样百出，而且牵涉到整个鬼世界的构建，令人叹为观止。
这种想象有个从有理到无理的过程。例如刑杀之鬼，其中最为常见的是被斩首的一群，脑袋掉了却不能丢下不要，其鬼便把这脑袋常提在手里。
《灵鬼志》言嵇康夜行，出洛阳已数十里，投宿于月华亭。此亭是个“凶宅”，历来多有人死于此处，嵇康坐至一更，操琴自遣，忽闻空中有声，称“善”，来者自称乃幽没此亭的故人，因形体残毁不宜现身。
见嵇康了无惧意，对方遂手挈其头，共论音声之趣，甚至弹《广陵散》以授嵇康。嵇康学成《广陵散》不久，自己也上了刑场，脑袋也是被砍了。
魏晋六朝时，政局反覆无常，死于非命的文人士大夫不在少数，平日处世，那风险就如同“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此时想象中的鬼貌，换成手提，很合情合理。
这种从现实而来的想象，发展下去便越发奇异。清人袁枚《子不语》的卷四“七盗索命”条，说到“断头鬼”，卷五“文信王”条更说到五百个被砍下来的头颅“拉杂如滚球”，张口露牙地来咬人，这都是前人奇想的延伸。
可见鬼是人类心灵的阴影，鬼的观念是从恐惧而来。先人不愿承认死是生命的尽头，才捕捉到灵魂的观念，犹如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一般。
不过这样的信仰，总有点纠结，在与自己幻想出来的“鬼”面对面时，难免产生了复杂的双重心理，希望与恐惧交错。尤其在“鬼是厉变而来”这样的心理背景下“画”出的鬼，便十分可怖。
清人程趾祥《此中人语》卷二有“捉鬼”一条，其中的缢鬼是，“状类猕猴，身似无骨，提之长如常人，掷之缩小，高只及膝。遍体毛疏而浅，作灰白色”，想象力虽不差，但也不过仿形了山魈一类的怪物。
真正的恐怖未必是青面獠牙、异形怪状，还可以层出不穷，变化万端。有传说，一位胆大的捉鬼道士，与人打赌到山上坟茔处独自过夜，如果从容待到天明，对方便认输。是夜道士去了坟地，但见一个背影，梳着一对长辫。道士心想，也不过是龇牙咧嘴、口吐长舌的吓人相罢了，便走过去拍拍鬼的肩膀。鬼一转身，道士被吓得不醒人事，原来，那是一张根本无脸的脸，依然梳着一对长辫……
这恰如其分地说明了鲁迅的观点：“五官不过是五官，纵使苦心经营，要它凶恶，总也逃不出五官的范围，现在使它浑沦得莫名其妙，读者也就怕得莫名其妙了。”笔记小说里的鬼形象何其多变，这种变给心理造成的压力，才是可怖的源泉。
事情走到极端的时候，又会峰回路转。清代著名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被称为“五分人才，五分鬼才”。令其成名的画作曰《鬼趣图》，将“鬼”与“趣”联在了一起。
《鬼趣图》共有八幅，满纸烟云间画出了许多离奇的面目：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半身鬼；有手拈兰花，与女子话别的“富贵鬼”；还有长脚绿发的捉人鬼；枫林古冢旁的骷髅鬼……泼墨设色，走笔所至，形虽特异，却不以吓人为目的。
这种鬼相，带着文人的特质，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有什么样的造鬼者就有什么样的鬼。鬼话中，令人产生好奇的问题还有一个，即鬼世界到底在哪儿？
▲《鬼图》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敦煌壁画上的漫天神佛早已为人熟悉，其实壁画所刻画的鬼更为有趣，让我们看到时人心目中的鬼的尊容。在这幅张大千临摹的巨幅鬼怪图中，有南方天王座下的双鬼，前面一鬼被自己饲养的蛇咬了耳朵，他身后的鬼则幸灾乐祸，张口笑掉了下巴，赶紧用手托住。
鬼怪们的江湖之旅
人们对现实世界探索愈多，解答这一疑问越显棘手。较为原始的设定是人鬼异途。正常情况下，常人不能见到鬼魂，二者的交往并不活跃。
“伯有”之所以光天化日之下现身，并被大庭广众“看”到，有个特殊原因——当年郑国许多百姓都参加过造成伯有之死的政变。
要说人与鬼各自在自己的空间中活动，两不相妨，到了唐代后期，却忽然出现一种大不相同的说法，就是人鬼不但活动于同一空间中，且人鬼就在一起相处。
此说初见于唐人李复言《续玄怪录·叶氏妇》一文中，说中牟县梁城乡有叶诚其人，他老婆耿氏目能见鬼。这位叶太太因而揭出了几千年不为人知的大秘密——天下之居者、行者、耕者、桑者、交货者、歌舞者之中，人鬼各半。鬼则自知非人，而人则不识也。
这种“出格”的想象，最初虽没有太多的拥趸，沉寂了几百年，终于还是在南宋得到了呼应。
南宋造就了一次城市化的高峰，互不相识的外来人口在短时间内大量涌入都市，连“市井之鬼”也陡然增多。宋代笔记小说里的鬼，不再仅仅处于荒野墟墓、穷乡僻巷。
南宋大学者洪迈编纂的志怪小说集《夷坚丁志》有“王立熝鸭”一条，用鬼的口吻说：“今临安城中人，以十分言之，三分皆我辈也。或官员，或僧道，或商贩，或倡女，色色有之。与人交往还没什么两样，丝毫不为人害。人自不能别耳。”
然后说他所卖卤鸭俱系真物，生活也很不易：“鸭是从市场上买的生鸭，每天五双。不等天明，携至大作坊，就着人家的釜灶把它卤熟，而付给作坊主人柴料之费……算起一日赢利，自足以糊口，但至夜则不堪说，既无屋可居，多伏于屠肆肉案下，往往为犬所惊逐，良以为苦，而无可奈何。”
如果撇去此人的鬼魂身份，这不就是个离乡背井到都市中讨生活的小贩么？无屋可居，为犬惊逐，说是野鬼可，说是游民也不错。
再看洪迈所选的“鬼职鬼业”，有僧道、商贩、倡女、佣作，还有官员。这显然不是泛泛一说，它们都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俨然一个“江湖”世界。一是方便鬼类混入，再则凸显人生的漂泊之苦，三则反映出人们对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的不安和担忧。街市上鬼的数量已经占了十分之三，这也许还反映着外来人口所占的大致比例呢。
更为有趣的是，在洪迈笔下的“官鬼”，在冥界竟也兼着官职。如《夷坚甲志》卷一“孙九鼎”一条，说北宋政和年间，太学生孙九鼎于七夕之日在汴河边上散步，忽遇一身穿金紫的官人，骑从很是排场，原来是姐夫张兟。此人早已亡故，现在冥界做着城隍司注禄判官，可是在人世却以贵官身份出现。
因着亲戚这层关系，孙九鼎的鬼姐夫还向他透露了一些关于前程的事，之后作别。鬼世界，虽然是虚拟的，却是与现实社会大体相同的等级社会，这不正说明了是人所为？
古往今来最擅写鬼的人还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三会本版）近五百篇的作品中，关于鬼的有94篇，把鬼世界里的“沉浮”写得淋漓尽致。后人看得热闹，很少理会蒲先生对《聊斋志异》的自评——“孤愤之书”。
可与此相佐的是《席方平》：席父与富士羊某有隙，羊某死后在阴间贿赂冥使，夺去席父性命。于是，席方平魂魄离体，赶赴阴间为父伸冤。他先至城隍处告状，但因羊事先的行贿，城隍不予理睬。接着，席方平“行百余里至郡，以官役私状，告诸郡司”，又诉诸冥府。谁知官场中官官相卫，席方平不但没能伸冤，反遭火床、锯解的严酷刑罚。
冥界的贪官污吏真和现实世界一一映衬，读者恍惚明白，《聊斋》这本孤愤书，写的不是鬼域，而是人间。
▲图为出自敦煌绢画中的小景，画中也有一只被差使的“扫地鬼”，原来正如芸芸众生一样，鬼也要谋生，鬼也很艰难。
鬼话背后的心机
中国人话鬼，西方人也话鬼，不同在哪里？西方人的吸血鬼故事引人入胜，僵尸电影也大行其道，还有一类驱魔片，种类较少，形象也很固定。严格意义上说，它们更接近于中国的尸妖与魔怪。
中国的“鬼”更纯粹，且在种类上占着绝对优势，究其原因，“鬼文化”在中国文化里算得上普遍而强力的文化元素，不仅用来解决人的精神诉求，甚至可以用来解决“民生”问题，因有了这一层背景，各种禁忌也油然而生。
现代散文家周作人写过一篇趣文《水里的东西》，“东西”是一种对鬼的轻蔑称谓，所以这篇所说的就是水鬼。周作人特别指出，自己是水乡居民，所以心中常怀忧患。
事实上，远古人类即有涉水或遇山洪而溺亡的危险，久而久之，这种意外死亡便与灵魂信仰挂上了钩。
▲这幅现代画家丁聪所绘的《钟馗捉鬼图》，谐趣十足。画中讲述了一个故事：某日钟馗收到妹妹来信，说送两鬼给兄下酒。随信而至的确有一名“挑担鬼”，其担中又有两小鬼。妹又说，若此二鬼不够，挑担鬼也可充数，钟馗大笑。
人们对于溺亡的灵魂最初的发心是怜。在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中，不幸溺亡的冯夷，被天帝封为河伯，提醒人在冯夷遇难那天，不要驾船远行，预防河伯拉客下水。而平日，河伯则保护人们不被溺水。
与其类似的，是《搜神记》中另一篇——丁新妇。讲的是因为恶婆婆的逼迫自缢而死的鬼魂，借巫祝之口发言，在其忌日不得役使妇人，俨然成了一位保护妇女的神明。
这些“原生态”的鬼故事后来经过不断演化，不知何时溺亡之人开始被称为“江伥”，不再是救溺的神，反变成讨替身的鬼，其原因据说是这些鬼因为溺死而被逼服差役，只有再拉到一个溺死者，方能转世投生。
江伥的“事迹”，在宋人的笔记小说中屡屡得见，有时强拉人入水，又有时化身诱拐。故事看似荒诞不经，却起到了现实的作用——警戒，一来防范落水意外，二来防范水边的歹人。
厉鬼求替的传说，还发生在缢死鬼身上。按照南宋人的说法，自缢者在诸鬼魂中会被列入“另册”，先是有惨厉之相，也即我们熟悉的“瞪眼吐舌状”；再有祟人之恶与不许托生之罚。为何独对缢死之鬼如此刻薄？这种情况未免奇怪。
结合南宋时的社会来看便懂了。宋人重礼法，表彰贞洁，畸形的节烈观泛滥于社会，于是多了许多节烈的自缢者。但另一方面，在人们心目中，又反对轻生。
内心矛盾之下，便寄望鬼故事能避免不必要的悲剧。清人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中，讲了一个土地公公救缢的故事，为了不让那位对生活绝望的寡妇缢死，土地公公一直用手托着她的脚，直到别人赶到。
▲图为宋代画作《十王图·秦广王》，秦广王为地狱传说中的十殿阎罗之一，此王驾下，孽镜台前，亡者的罪恶会一一现形，是为警世之作。
用鬼故事警示生活里的危险、反对轻生，相当深入人心。当然也有用鬼故事来宣传惩恶扬善、报德报冤。洪迈讲述的“钱塘潮”的故事，可以作为样板：
每年钱塘潮最大的时候，按照临安人的风俗，总有一大半人要去观潮。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秋，就在观潮的前两天，江畔有居民听到空中的对话声：“今年当死于桥者数百，皆凶淫不孝之人。列名其间而未至者，你们要派人促使前来，不在死籍者，你们就将驱赶离去。”次日又有人在梦中接到警告。十八日那天，桥上人山人海，得梦者想通知桥上的亲识，大声呼喊，被蒙蔽了心神的人们无一下桥，汹涌翻卷的大潮掀翻了大桥，被压溺死者正有数百。
中国文化里最恶毒的诅咒之一就是“报应”。“善以善待，恶以恶待”，在唯心世界里，鬼实际上即充当了一个执行人的角色。鬼世界最大的警示系统是“地狱”，这十八层地狱的意向，由每一种罪，对应一层地狱，对应一类“对鬼的惩罚”，比见鬼更加可怖，极尽恫吓之能事，有效威慑着生者的行为。
说了许多鬼故事，不妨再说一本特别的书——《不怕鬼的故事》，196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编者是现代著名文学评论家何其芳。书中集纳了70篇古代文学中与鬼魅斗智斗勇的故事。
背后的作俑者却是毛泽东。从1959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经常讲起古代笔记小说中一些不怕鬼的故事。5月6日，他在会见外宾时，突然把话题引向不怕鬼的问题：“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不怕鬼的故事》出版前，毛泽东亲自审阅了几次。
唯物主义领袖，为何大谈唯心之“鬼”？其所指的鬼有国际上的反华势力，也有国内建设的困难障碍。“不怕鬼的故事”，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原来，对鬼话还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不落窠臼的创造。中国的鬼文化正是经过这样不断的灌溉，长得密密层层，遮天蔽日。
▲《岁朝佳兆图》，此画作者为明宪宗朱见深。图中钟馗手持如意，一随行小鬼双手托着放有柏枝与柿子的盘子，取谐音“百事如意”。此画作于成化十七年（1481年），时值国内连年灾害，宿敌蒙古瓦剌部又南下骚扰大同，逼近京师，朱见深内心惊恐交加，在岁首画了这幅图，也许为了祈祝凶厄之“鬼”也能呈祥吧。
编辑：zq 作者：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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