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四年（1406）十月丁未，回回首领结牙思向明成祖朱棣奉上精心准备的宝物——一只玲珑莹润的玉碗。不料，皇帝很快把玉碗退了回来。结牙思忐忑不安，不知究竟哪里出错了。后来，朱棣对尚书郑赐说出了真相：“朕朝夕所用中国磁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
朱棣真正喜爱并朝夕陈设赏玩的，是“洁素莹然”的中国瓷器。600余年后的2017年，位于中国台湾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就以“适于心：明代永乐皇帝的瓷器”为题，举办了永乐朝的瓷器特展。青花瓷、红釉瓷色彩鲜艳、重器连连，可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真正让永乐皇帝“适于心”的甜白釉瓷器。
▲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明永乐甜白莲花纹梅瓶。其短颈丰肩，敛腹下收，釉色莹白如脂，在光的映照下，花纹若隐若现。由于釉色细润，望之有一种甜美的感受，与白砂糖给人的感受类似，故名“甜白”。
粉饰皇权的色彩
据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显示，其院藏有近250件永乐甜白，在数量上“碾压”了永乐朝青花、红釉瓷等其他类型的瓷器。
这不得不令人回想起1982年，江西景德镇珠山之南，修路工人发现泥土中夹杂着许多碎瓷片。尘封许久的明清御窑厂遗址，就这样重现天日。据发掘报告显示，在永乐前期的地层中，98%以上的出土物，都是白瓷碎片。永乐皇帝对甜白釉瓷器的疯狂迷恋，由此被全面证实。
众所周知，朱棣的皇位，是以武力手段从侄儿朱允炆手中所夺，面临着强烈的合法性危机。为堵住悠悠众口，他拼命表现自己的孝道，在当时的帝都南京，敕建了一座大报恩寺塔，表达对父母的哀思。塔为九层，塔身均以白瓷贴面。此外，他还举办了两场规模宏大的法会，为朱元璋和马皇后祈祷冥福。为此，他特意下令，让景德镇御窑烧制了一大批白釉瓷器。
▲ 图为永乐甜白云龙纹高足碗，乍一看，似乎是素面无纹，但在灯光照耀下，龙鳞龙爪却清晰可见，透出皇权的威严。
无论是报恩塔还是法会，朱棣都用到了大量白瓷。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白色表达“孝”和“哀”。朱棣用白瓷表现自己的“忠孝”，以冲淡武力夺权的血腥味，可谓用心良苦。政治的需要，或许是永乐前期大量生产白瓷的动因之一。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两件永乐甜白釉锥拱双云龙纹碗，撇口、深弧腹、圈足，洁白细腻、光滑透薄。其内底还刻划着“永乐年制”四字双行款。永乐大帝“强势冠名”，让这小巧精致的撇口碗，成为永乐朝甜白釉瓷器断代的标准器。
不仅这两只碗，在永乐甜白釉高足杯（碗）等瓷器上，也经常能看到这种署名。而在瓷器上署四字年号款识，是永乐皇帝“推广”的，可见他对这些出自御窑厂的精美甜白釉，是多么的热爱。
▲ 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所藏另一件梅瓶，通体素白无纹，仅以青花料书写“内府”二字。
永乐甜白瓷中，日常用器极多，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收藏更是以宫廷日常用器中的传世精品为特色，各式造型的碗、盘、瓶等十分丰富。而甜白釉瓷器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使用，又透露出永乐对它们的真心喜爱。只有真的欣赏，才会日日把玩。赫赫武功的永乐大帝，对瓷器的爱好，可谓是文人口味“小清新”。
在中国瓷器史上，白瓷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而这又与中国传统的玉崇拜有关。瓷器与玉器，在色泽和质感方面颇有相通之处。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指出，“凡玉，唯白与绿两色”。无独有偶，青瓷和白瓷，也一直是古代文人崇尚的两种瓷器。不过，与青瓷早早出现不同，要烧制出白瓷，却面临着更大的技术难题。
欲获得胎质洁白、釉色纯净的白瓷，关键在于将釉料、胎料中的氧化铁含量降到百分之一以下，即去除能够呈色的金属氧化物尤其是氧化铁。可氧化铁偏偏普遍存在于各种瓷石和瓷土中，因此需要更高的原料选择、提纯和烧成技术。
目前学术界比较主流的观点是，白瓷烧造技术诞生于北朝时期，至隋代才基本成熟，此后，唐代邢窑、北宋定窑等生产的白瓷、元朝景德镇烧造的卵白釉瓷等，缔造了白瓷史上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不过中国古代白瓷的巅峰之作，当属明代的甜白釉瓷器。它如白糖般细润，望之给人一种“甜美”的感受。“甜白”二字，即是对其特殊的褒奖。而这种质感，又与那层独特的釉息息相关。
学者张福康曾对其化学成分进行测试，发现：“永乐甜白釉中存在大量固体微粒，其中大部分是残留石英、云母残骸及钙长石，这些固体微粒在数量上要比（元代）枢府窑卵白釉明显较多。除此之外，永乐甜白釉中还存在较多量的小气泡，大量固体微粒和气泡的存在，使入射光产生强烈散射。明永乐甜白釉具有比枢府窑卵白釉更加明显的乳浊感，其原因就在于此。”
甜白釉瓷器中薄胎、厚胎均有，只是薄胎的美感更为世人追捧。而要获得薄胎的效果，则需要复杂的工艺：瓷石加高岭土配出的原料，需有极好的成型稳定性，避免做到很薄时出现散架、破裂之类的状况。此外，薄胎也不是在陶车上就能拉坯出来，需要在拉坯之后，晾干到一定程度，再将胎体细细修刮，刮到理想的厚度，此后再经过烧制、施釉等一系列工艺方成。
▲ 图为永乐甜白玉壶春瓶，该器型在永乐甜白中比较少见，其颈部修长，器表隐约可见花纹，但由于釉层包覆，难以清楚辨识。
严苛的原料要求，复杂的工艺技术，让甜白釉瓷器的烧制，成为一件风险极高之事。稍有瑕疵的均被打碎，就地掩埋，只有接近完美的作品，方得呈送到皇帝跟前。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甜白釉瓷器，选择的是精品中的精品。
比如一件玉壶春瓶，撇口，竖颈，溜肩，垂腹，造型比例令人叫绝，恰如一位亭亭玉立的纯洁少女。这种创烧于隋代的器物，乃盛酒、斟酒之器，在白瓷中很少见。永乐甜白釉玉壶春瓶，就更是珍贵。又如一件竹节把壶，短颈圆肩鼓腹，煞是可爱。有如竹节的环形手柄，又平添了几分自然雅趣。这是目前唯一能见到的永乐甜白釉竹节把壶，可谓“孤品”。
永乐六年（1408）正月初一，全国上下笼罩在新春的喜悦之中。对于明成祖朱棣来说，这一天要完成的事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为去年新封的“大宝法王”赏赐厚礼。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永乐甜白瓷珍品中，有一类造型独特的双耳扁壶。扁圆的腹部颇有些憨态，口则比较细长。一种口如葫芦，颈腹间附有对称弧形绶带耳。另一种双耳则呈如意形。无论是葫芦还是如意，都颇有中国意趣。只是这整体的形态，却不属于中国的传统造型，反倒与西亚阿拉伯黄铜器中的铜扁壶十分相似。
▲ 图为1300年左右生产的叙利亚玻璃瓶（供图／TPG），上有镀金和珐琅装饰。它是穆斯林朝觐用器，扁平形状，上有两环，可将其固定在腰带上。奥地利维也纳 教堂博物馆藏 下图中的永乐甜白葫芦形绶带耳扁壶与其造型十分相似，可见伊斯兰艺术对甜白釉瓷器的强烈影响。
这种扁壶是伊斯兰教徒朝觐时随身携带的盛水器，非常适应伊斯兰国家干旱的地理环境，其中扁瓶和双耳的设计，均是为了方便携带。再看博物院所藏的另一款永乐甜白釉锥拱四季花卉纹莲子碗，外壁饰有匀称分布的花瓣纹，外口沿处又有一圈回纹，二者中间有留白。有学者认为，这样的纹饰组合与布局，借鉴过中东器皿的风格。
永乐朝瓷器中的伊斯兰风，不止于此。若我们把目光从甜白釉瓷器身上暂时挪开，来看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永乐青花瓷，会发现这种影响更为明显，除了双耳扁壶，大背壶、天球瓶等器型，均受到了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可以说，永乐一朝的瓷器异域风“含量很高”。学者马文宽认为，明代至少19种瓷器造型受到了伊斯兰金属器、陶器和玻璃器的影响。其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明初，对于广袤的海上世界，大明王朝实行了“双面政策”，一方面禁止民间进行海上贸易，一方面却砸钱砸人，大力发展官方朝贡贸易。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就始于永乐一朝。此外，外交使者陈诚也奉成祖之命，三次出访西域帖木儿帝国。帖木儿帝国和“西洋”中的许多国家，均以伊斯兰教为信仰。
在你来我往的交往中，文化的互相影响必然不断深入，瓷器又是朝贡赏赐和贸易的一个大宗，基于“受众”考虑，把瓷器做得带有伊斯兰风情，就在情理之中了。
青花瓷是赏赐和外销的主力，异域风格十分突出，而甜白釉瓷器也受到了这股风潮的“强烈波及”。陶瓷考古专家刘新园认为，仅永乐时期的白釉瓷器，就有九种是仿伊斯兰器型的。
▲ 甜白三系竹节把壶。
不过，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甜白釉瓷器，多为日常所用器皿，类型上并不全面。若把目光扩及内陆，则可看到这种影响更广泛的面相。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几件造型奇特的永乐甜白釉瓷器，如鸡心扁执壶、方流执壶、鸡心扁瓶、八方烛台、束腰器座等，都具有明显的伊斯兰风格，而且几乎件件是孤品。
其中一件三壶连通器，口如杯，杯底作花形筛孔，三个扁管分别与三个球状器皿相连，数起来竟有六层，器型堪称复杂奇特。只是对于这类连通器究竟是作何所用，是清真寺的供器还是有别的用途，却成了一个难解的谜。
2002年到2004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对景德镇御窑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发掘，结果发现出土瓷器中，永乐时期以釉里红和红釉瓷器为主，这与20世纪80年代末的发掘报告有些矛盾。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刘伟先生则指出，这其实是有一个“时间差”在里面。永乐早期，白釉确实备受推崇，而红釉则后来居上，在后期数量猛增。
▲ 图为永乐青花穿莲龙纹天球瓶，纹饰雄伟精致，青花鲜艳浓重，因形似天上星球而得名，属于永乐官窑的创新器型，有学者认为其受到伊斯兰器型的影响。
时移世易，这时的朱棣，早已不是那个“非法夺权”后惴惴不安的皇帝，而是创造了永乐盛世的一代帝王。他也“浪子回头”，暂时放下了自己私爱的“白”，换上了父亲为大明王朝钦定的“红”。那是权力的色彩，是以“朱”为姓的大明帝王江山永固的最佳象征。
来源：《中华遗产》2023年03期《永乐甜白》（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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