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信的淮安出发，顺着京杭大运河而下，到杜牧的扬州，再溯长江而上，到辛弃疾的南京，进而到李鸿章的合肥——这条缱绻而磅礴的路线，行驶着一艘满载珍宝的大船，便是掼蛋。如今，它又乘着高铁北上，到了京城。发源于江苏淮安的掼蛋，竟然风靡全国，成了“社交新宠”、“业务利器”，各种段子广为流传。扑克牌游戏很多，拖拉机、斗地主、炸金花等早已普及多年，但都不如掼蛋如此迅猛。掼蛋是几乎唯一的不赌钱照样能玩上瘾的扑克牌游戏。斗智斗勇，充满智慧的较量。这种脑力博弈的成就感要远远大于赌钱的快感。
2023年，国家体育总局举办了全国掼蛋公开赛，新闻报道称2023是“掼蛋元年”。那么，掼蛋算“赌博”吗？广义上，算。回想一下，你是否买过彩票？有没有为争一时意气和别人打赌，尽管赌注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些都算是“赌博”。不过，不必感到羞赧。先看这个历史上的“赌徒名单”：汉武帝、唐僖宗、狄仁杰、李白、苏轼、李清照、龚自珍……以这些人的权势、学识，不至于贪恋赌博带来的经济收益。而我们日常闲来无事所参与的“小游戏”因为赌注微薄，几乎可排除在“赌博”之外。显然，赌博所带来的快感和金钱并无太大关系。那人们为何而赌？“赌”为何背负了骂名和沉重的道德批判？它本来面目是善是恶？追求冒险、渴望成功，以最少的付出换来最大的收益，这就是赌博的好处——似乎可以满足人类所有这些与生俱来的诉求。曾被作为智慧、风雅象征的竞博，又是如何在金钱面前败下阵来？是“赌”还是“博”，大有不同。一种说法认为，发明“赌博”的是商朝一位叫做武乙的帝王。武乙特别爱和老天爷置气。他曾命令左右用皮革制作了一个囊袋，里面盛满鲜血，悬吊于半空，拉满弓仰射，名曰“射天”。可见武乙的自我意识还真是膨胀。
他还干了一件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荒唐事——命人制作了一个木偶人，称之为天神，与其对弈。木偶自然不会下棋，于是武乙就让人来替他行棋，并最终战胜了他。狂傲自大的武乙当即宣布天神无能，还用刑戳加以侮辱。这次人神之间的博弈，被认为是“赌博”的起源。▲ 武乙“革囊射天”。武乙的举动可谓大大的无道。不出所料，这位发明赌博的君王也没得善终——在一次打猎时，遭暴雷震击而亡，商人认为这位无道昏君是遭受了天谴，罪有应得。把赌博的源头追溯至武乙身上，且不论真伪，但至少可以看出，在主流价值观中赌博被视为一种恶习。
这种对于赌博的不屑，在先秦诸多文献中均有表露。法家代表作《管子》立场坚定地完全否定竞博，主张严格禁赌。《孔子家语》斥之为“兼行恶道”。孟子指责“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是“五不孝”之一。▲ 孟子画像。
历史上的先贤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表现出对赌博的深恶痛绝。然而，翻开《史记》，却可听到另一种声音。战国时期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为避祸来到赵国，寄宿在同有“贤公子”之称的平原君赵胜家中。此前信陵君一直听说赵国有一位富有才德而混迹赌徒之列的名士——毛公，便慕名拜访，彼此相谈甚欢。平原君赵胜知道后，说：“当初我听说信陵君是位举世无双的大贤士，如今他竟然跟赌徒交往，看来他只是个无知妄为的人罢了。”评价传入信陵君的耳朵，遂愤然离去。而平原君门下客竟有一半跟随而去。▲ 影视剧中的信陵君形象。
信陵君一众代表了对待赌博的另一种态度：赌博无伤大雅，大可不必上升到道德层面。两种观点的交锋，使人们对“赌博”的认知一度颇为混乱，就连见多识广的齐宣王田辟疆也被搞晕了，不得不向儒者匡倩请教“儒者博乎？”比起今人对“赌博”几乎一边倒的恶评，历史上为何会出现对赌博的两极评价呢？赌博的原罪与智慧
孔子途中偶遇神童项橐。他故意试探说，我车中有一种叫做双陆的博戏，我们一起玩怎么样？项橐严辞拒绝说：“天子好博，四海不理；诸侯好博，有妨政纪；士儒好博，学问废驰；小人好博，输却家计；奴婢好博，必受鞭扑；农夫好博，耕种失时，是故不博也。”孔子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连称“后生可畏。”从这番论述看，“赌博”简直就是洪水猛兽。历史上因为赌博误国误民的案例确实不少。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宋孝武帝刘骏。▲ 宋孝武帝刘骏。刘骏堪称赌博皇帝，不但好赌还贪财。大臣颜师伯投其所好，场场输钱给他，最夸张的一次居然输了一百万钱。不过，这钱也没有白输，孝武帝赏给了颜师伯一个吏部尚书的美差，让他独断专行，不加理会。
“婉约之宗”女词人李清照，居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女赌徒”。她迷恋一种类似于象棋的叫做“打马经”的博戏，还亲自写了两篇传授规则、技巧的文章《打马图经序》和《打马赋》。▲ 洛阳偃师汉墓壁画中众人正在对弈六博。六博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具有系统规则和道具的博戏。摄影／董力男
对于“赌博”，李清照的解读是“夫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赌博是需要运筹帷幄抢得先机的博弈，而不是凭借运气唯利是图的把戏。在她看来，“打揭、大小、猪窝、族鬼、胡画、数仓、赌快之类，皆鄙俚……选仙、加减、插关火，质鲁任命，无所施人智巧”，赌博的雅俗立见分晓。李清照对于赌博的推崇，在“博”不在“赌”，“赌”不过是助兴的由头而已。事实上，“赌”与“博”二字连用，也是大约至唐宋时期才出现的。《唐律疏议》里“博戏赌财务条”，将博戏与钱财联系在一起，是“赌博”的雏形。这也表明，“赌博”诞生之初，“博”确实是占据主体地位。诸如投壶、六博、斗草……这些讲求博弈技巧的游戏，都是早期的博戏形式，后来逐渐有人在其中加入金钱的色彩，增加竞技的激烈程度，但本意却不在此。所以竞博不但不是“兼行恶道”，还被看做是智慧的象征。▲ 古代诸侯宴请时，有邀宾客射箭的礼仪，不善此道者，则改由把箭投入壶中替代，此为投壶之始。后来它成为宴饮时的一种游戏，进而发展为博戏，并以喝酒为赏罚。
唐太宗李世民就曾运用人们对于博戏的这种正面认识，成功挽回了女儿的婚姻。
唐太宗的女儿丹阳公主嫁给了一个叫做薛万彻的人，公主因为嫌薛万彻缺乏才气，心生不满，夫妻之间摩擦不断。为了调解这对冤家，唐太宗故意在一次家宴中和驸马对弈双陆，赌注就是各自的佩刀。双陆是一种棋牌博戏，掷骰行子，必须谋局布子，步步为营，方可获胜。最后，唐太宗故意输给女婿，并亲自解下佩刀交给薛万彻。丹阳公主知道后大喜，再也不嫌弃丈夫笨拙了，夫妻二人重归于好。除了象征智慧，“赌博”还成为标榜通脱旷达的“任诞”之风的手段。谢安、王导、王衍……魏晋名士几乎都是赌博高手。其中最负盛名的要数东晋袁彦道。袁彦道多才情，尤擅赌博，在当时可算得上是“赌圣”一级的人物。▲ 嘉峪关魏晋墓壁画所示，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六博的投子，也就是骰子，由六枚减为一枚。一次，袁彦道的好友桓温在外欠了赌债，无力偿还，债主追上门，只得找袁彦道求救。不巧，袁彦道的母亲刚刚去世，还在服丧。可袁彦道又岂是会受制于世俗礼节之人呢？听了老友哭诉，他二话不说，换了孝服，脱下孝帽揣在怀中，跟随桓温去找债主一赌高下。债主见袁彦道其貌不扬，便讥讽道：“你以为自己是袁彦道吗？”袁彦道不动声色，在赌局上意气飞扬，“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叫绝，旁若无人”。最终，袁彦道大获全胜。只见他一把将怀里的帽子掷在地上，大声喝道：“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谁是真正的袁彦道！”
南朝文学家刘义庆、刘孝标在《世说新语》中记述袁彦道这番惊世骇俗的行迹时，欣赏之情流露笔端。这种放诞不羁的名士风骨与豪侠气概，一直延续到唐人的身上。一代名臣房玄龄也赞其“通脱若此”，在赌博中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尽显“魏晋风度”。正如刘禹锡在《观棋歌送还师西游》中所叹“此时一行出人意，赌取声名不要钱。”当赌博遇到市井
这种醉翁之意不在“赌”的风气，在宋代士大夫阶层仍颇为普遍。不过，日益发展的城市经济以及随之带动的市井文化，使赌博的风向标发生变化。
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三教九流加入赌博的队伍，道路边、茶馆里、妓院中，纷纷开设赌局，甚至出现“城中有开柜房者百余户，明出牌榜，召军民赌博”的场面。▲ 因为双陆等更具娱乐性的博戏的普及，六博在隋唐时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图为唐代《内人双陆图》
宋代书画家李公麟有一次创作了一幅画，画的就是遍及街头巷尾的市井赌摊。画中数人在围着一个大碗，投掷骰子。其中五个骰子都掷出了“六点”，只剩一个骰子还未落定，众人齐齐盯着骰子高声呼喊。
李公麟颇为满意，邀请好友苏轼前来品评。苏轼看后，摇摇头说：“你画的不对啊。据我所知，除了闽南人喊'六’的时候是张嘴的，其他地方的人都是闭嘴的。既然其他五个骰子都是'六点’了，最后这个骰子大家肯定都在喊'六、六、六’，所以你这个口形不对啊。”李公麟以赌为画，苏轼又从赌俗中勘正画作，可见“赌”在当时蔚然成风，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 六博骰子。
赌博与世俗生活的结合，不仅使“赌博”开始频繁出现在文学作品、书画作品中，被加以渲染、描摹，赌博也变成一面反射世间百态的镜子。芸芸众生的欲望、诉求，社会风尚的转变、走向，都通过赌博的形式被记录下来。
另一种产生于明代的博戏，麻将的前身——马吊，更能凸显商品经济的发展给社会和赌博本身带来的变化。自马吊开始，金钱的数额被毫不避讳地标注在牌面上，不再把“利”与“义”对立起来，逐利不必羞于启齿。于是就出现“尊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天伤星行者武松”、“百万贯短命二郎阮小五”这样组合的牌面。
▲ 仍在一些地区流行的水浒马吊纸牌，万牌用水浒传英雄作图案，饼牌用“并”字代替钱币图形，条牌用“条”字和鱼的图案构成。特殊的牌用“老千”“白花”“红花”，多色印成。水浒人物出现于牌面，是人们对忠义行为敬仰的折射。然而，梁山好汉的“忠义”之举与朝廷所提倡的“忠义”显然不是一种概念，这或许是人们对传统价值观的一种反思。
对利益的追逐，除了带来赌具上的微妙变化，更直接的影响就是赌博中为获利而“赌”的成分超越了“博”的意趣。当人们为金钱而赌时，贪婪和欲望往往蒙蔽人心，麻烦随之而来。赌博惹下的种种祸事，加上宋代理学的兴起，贪利好赌被逐步捆绑上道德的链条，为人不耻。而魏晋南北朝乃至唐代，名士洒脱竞博，物我两忘的情怀也在此时不复存焉。禁与不禁之间
中国的禁赌史，几乎和赌博史一样久远。早在先秦魏国的《法经》中便有了“博戏罚金三币”的记载，后世各种处罚手段更层出不穷。
秦律规定，赌博之人脸上会被刺字，并接受鞭笞的刑法。汉代时，执法严格，连王宫贵族也不能幸免，安上侯张拾、嗣侯黄遂、樊侯蔡辟方就因“戏而博取财物”，或被处以削发的刑罚，或被囚禁四年之久。最绝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凡犯赌博者，一律“卸腕”砍手。据说他还专辟一室，谓之“逍遥楼”，将赌犯关押其中，不给吃喝，让其尽兴赌博，力衰气竭而亡。▲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赌博最为猖獗的时代，旧金山政府甚至曾经发起了专门打击当地华工赌博的运动。
无论民间对于“赌博”的认知是否存在争议，官方的态度一直是严格禁赌，只不过各代执行力度略有差异。但在赌风最为炽热的清代，却出现了反其道而行之的“开赌”。
其实，清末以前，对赌博的打击是甚为严格的。《大清律》规定“凡赌财物者，皆杖八十，摊场财物入官。”若身为官吏，则罪加一等，除革职外，还要杖一百，枷号二月。连制作赌具、提供赌博场所，及知情不报的四邻，都要受到惩罚。那为何又从“禁赌”转向“开赌”呢？
光绪十一年，也就是广东“闱姓”案发生的同一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向皇帝提交了一封《筹议闱姓利害暂请弛禁折》，主张开“闱姓”赌捐。▲ 赌博恶习一直延续到民国，也还是屡禁不止。图为民国时被贴上封条的赌馆。张之洞说，虽闱姓弊端众多，但禁赌消耗很多人力物力，却收效甚微。更有奸商为逃避官府的追查，跑到澳门开赌场，让葡人从中获利，反过来威胁清廷。与其如此，不如加收重税，使赌博合法化，也可缓解饷源无处的困境。
光绪帝接受了张之洞的建议，于是中国第一次由政府出面公开招商承赌，使赌博合法化。
据当时承办赌局的诚信堂商人张荣贵、敬忠堂商人杨世勋等人回忆，5个月内先缴150万元，6年之内共捐洋银440万元。继张之洞之后，李鸿章更在赌风盛行的两广地区大开官准赌博之始，一年就征收赌税200余万两，所筹款项用于海防经费。1900年，为了支付《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张之洞再次提议用发行彩票的方式开源筹款，彩票从此泛滥。1901年，仅上海一个月的彩票销售额就达到85万元。▲ 19世纪末的广州街头，两名赌摊摊主正在卖力吆喝，招揽顾客。一供图／Olive Archive赌博禁区一旦打开，事态发展还能否控制？时人所撰《粤省商人对于禁赌应有的认识》一文这样记述：“开赌”给广东带来的影响——“因赌政而负担钜饷，更使我粤商民痛心……赌饷直接抽诸赌徒，但间接剥削于我全粤人民身上。”直叹赌饷是剥削最残酷的政策。
“开赌”不但没有给国家的经济带来活力，还成为某些人的敛财手段。而彩票的发行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按照清政府规定，一省只能开办一家彩票公司。但州县见省里发行彩票一本万利，纷起效尤，在辖区内发行彩票。当时清版图仅有20余省，彩票公司却有200余家。最终，清代的“开赌”并没有挽救这艘千疮百孔的王朝巨轮，而是加快了它的沉没，所带来的社会毒瘤，一直到民国也除之不尽。清政府这种排除道德因素而重经济利益的做法，原本与近代西方开赌征税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它更多只是一时权宜之计，背负了太多燃眉重任和道德负担，并不具备西方把赌博业发展为无烟工业的战略意识，注定惨淡收场。或许也正因如此，中国的赌博，在失去文化内核的同时，又没能被注入新的经济活力，最终与西方的博彩业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如今许多为国人所熟识的赌博，如扑克、轮盘赌、老虎机等，都是地道的“舶来品”，它们大都是在清朝末期传入中国的。比起讲求文化内涵的中国传统博戏，这些西式赌博规则更加简明，也省力省时，广受欢迎。而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传统社会土崩瓦解，中国博戏的文化内核不复存在，逐渐被“西赌”取代。
《赌与“博”的战争》，撰文/余卫东
其他图源：2011年05期《中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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