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经》中的商代，浪漫而富有想象。
许多代以来，殷墟的名字一直在历史上忽隐忽现，它被传说为商王河亶甲的城，建于洹水南岸……这个传说已经无限接近真相。晚商因为有史家书写、小说演绎，对世人来说并不算陌生。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除了“酒池肉林”之外，人们对商代晚期历史的认知依然模糊不清。然而直到清末甲骨文被人发现，安阳小屯才被确认是殷墟所在，商代历史自此成为信史，埋藏在地下的商王朝以深邃阔大的面貌走进了世人的视野。90多年前，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在安阳小屯村挥下第一锹，正式拉开殷墟科学考古帷幕。殷墟因此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也是中国考古发掘时间最长、次数最多、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
今天，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此：与殷墟宗庙宫殿遗址隔洹水相望，气势恢宏的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展厅面积约2.2万平方米，展出青铜器、陶器、玉器、甲骨等文物近4000件套。展陈文物数量之多、类型之全，都是商代文物展览之最。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的珍贵文物首次亮相，一系列考古新成果首次展示。
殷墟，又一次敞开胸怀迎接五洲四海的人们，来感受伟大的商文明。安阳发现两座商代都邑
从空中俯瞰，我们会发现殷墟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一个小型盆地的出口。此地西距太行山二十余公里，小盆地就是由太行山延伸出的低丘所形成。洹水从太行山中流出，在盆地的怀抱中蜿蜒远去，最后注入卫水。三千三百多年前，这里是商王朝的国都，而且延续了273年，直至商朝灭亡，成为一片废墟。那时，这里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两摄氏度。雨水充足，植物丰富茂盛，一些热带动物比如大象、水牛曾在这里繁衍生息，有一次商王出猎，一下就捕获了10头大象。▲ 中国考古博物馆展出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殷墟妇好墓出土。摄影／柳叶氘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人们种植粟、稻、小麦、黍等农作物，很像今日淮河流域的农村；畜牧业在当时已有了很大的发展，殷郊的“牧野”就被认为是商王朝畜牧业发达的证据，而人们自家院子里喂养的则是狗、猪、羊等家畜，这些又与今天豫北农村的情形并无二致……这就是商晚期殷都所处的整体环境。那些土地和寻常屋舍间，是平民的活动场所，商王和贵族们则居住在平原环抱的都城之中，那里，是这个王朝的核心。
以上描述来自殷墟的诉说。它比《史记》里所描绘的殷商更丰富、全面、真实。《史记》中有关商王朝的一篇，称为《殷本纪》。商王朝的始祖叫“契”。契传14世之后，传位于成汤。成汤推翻夏朝，终于完成“建国伟业”，缔造了商朝。▲ 殷墟花园庄东地M54出土的青铜器亚长方斝。摄影／路客看见商王朝自成汤之后传了17世31王。传位17世，少说几百年。商王的都邑也迁徙了多次，其中以“亳”为都时代最长，历经至少六代，至商王中（仲）丁时，才从亳迁至隞。随后，河亶甲迁于相，祖乙迁于邢，盘庚迁于殷。司马迁将商朝都城迁徙之事概括为“五迁”。
公元前1046年，第三十位商王子辛用一把大火把自己烧死在了鹿台之上，标志着商这个宏伟的时代彻底终结。大概从那时起，繁盛一时的殷都就变成了“殷墟”。商亡不久，纣的叔叔箕子作为周的贵客，去朝见周王，“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殷民闻之，皆为流涕”。由此可见，至迟在司马迁的时代，这片废墟已被称为殷墟，而且，当时人大概还知悉殷墟所在。甲骨文被发现后，寻找殷墟即商王朝最后都城所在，就被提上了日程。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一座宏伟的都城遗址在20世纪60年代被清晰地描绘出来。这是一片东西长6公里、南北宽5公里、总面积大约30平方公里的广阔区域，界限清晰，历史年代也很明确：自商王武丁至纣王子辛。
可以想象，这是一座在当时极尽繁华的都邑。它的人口总数在早期大约万人以上，但后来顶峰时期至少已有14万人之多。1899年，著名学者王懿荣在北京城内的达仁堂药店发现了一种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这种新发现的文字，使得热爱金石学的中国学者如获至宝。经百般求证，金石学家罗振玉了解到，这种刻写有文字的甲骨出自河南安阳。▲ 商晚期带刻辞鹿头骨。长22.7×宽20.2厘米。“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摄影／谢田恰逢此时，一门学问传至中国，这便是考古学。考古学的基础，是去田野中寻找证据，研究历史。这门学问遭遇到中国的金石学，一拍即合。1928年10月，董作宾来到安阳小屯。他的任务，是确认金石学家们趋之若鹜的甲骨是否已被“发掘殆尽”，为当时中国的考古学家在安阳展开正式发掘探路。1929年，李济也来了。二人同为当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员。在1928—1937年的十年间，历史语言研究所围绕安阳展开了连续的考古工作。
数次发掘之后，安阳小屯被确认为司马迁笔下的“盘庚迁殷”之处。▲ 商晚期带卜辞龟腹甲。长23×宽18厘米。“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殷”和“殷墟”其实有分别。二者都可以是地点，区别在于，前者说的是商都，后者却是商都废弃后的场所。“殷墟”一名的由来，要感谢左丘明和司马迁。他们分别在《左传》和《项羽本纪》中使用过这个概念。司马迁记述说，项羽驻军于漳河南岸，与章邯战而胜之。出战不利的章邯，向项羽求和，项羽于是与章邯约在“洹水南殷虚上”。殷墟一词，正合考古学上对遗址的称谓，于是得以沿用。
早年的殷墟发掘，相对集中于安阳西郊的小屯、侯家庄等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殷墟田野工作的范围越来越大。先是沿着洹河展开大范围调查，随后是在安阳市西北沿京广线两侧进行大规模发掘。1999年，震惊整个考古学界的新发现，再次将安阳推至聚光灯下：殷墟北部发现了另外一处商代都邑，并且年代比殷墟略早，这便是今天考古界尽人皆知的洹北商城。▲ 殷墟的局部俯瞰图，它占地近36平方公里，包括宫殿宗庙遗址、殷墟王陵遗址、洹北商城遗址。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古代城址。城址地处洹河北岸，整体呈方形，总面积约4.7平方公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唐际根先生认为，其典型的“中轴线”布局使得中国城市营建制度的源头上溯到了3300年之前。
让考古人员惊讶的是，这座新发现的城址在传统的殷墟遗址以北，二者仅有一角搭界，经测定，其年代比殷墟遗址要早！司马迁笔下的商王朝
司马迁的《史记》，与殷墟、洹北商城的考古发掘，都在讲述商王朝的故事。这两版商王朝有无异同之处？
发掘告诉世人，司马迁笔下的商王朝是真实存在的。殷墟西北岗发现的王陵大墓，显然在讲述商王的故事。将殷墟王陵与《殷本纪》中商王相联系的，除了西北岗大墓、墓中劫后留下的牛方鼎、鹿方鼎，以及附近的大规模祭祀遗迹之外，还有甲骨文中频频提到的历代带有谥号的商王。诸座王陵的年代排列，坐实了司马迁列举的盘庚至帝辛诸王。司马迁记载，商王曾多次迁都，有“盘庚迁殷”，还有更早的“河亶甲居相”。洹北商城的发现，给了司马迁关于商王迁都的有力支持。学术界基本认定，洹北商城便是商朝中期商王河亶甲所居之都“相”。换句话说，安阳洹河两岸存在着商王朝的两座都城。▲ 商晚期带刻辞牛头骨，记载帝辛猎得白兕之事。摄影／施铭成“假人元龟，无敢知吉”，司马迁笔下的商朝人，相信天命，曾经用龟占卜，以求预知未来。清末民初学者章太炎曾经质疑商人甲骨占卜的真实性，而殷墟大量发现的甲骨坑，可以确保世间再无“章太炎”。
考古学不仅在给司马迁背书，更是用手铲在另写一部商朝史。手铲下的商王朝，甚至远比司马迁笔下的商王朝内容更丰富，更生动。比如，将“殷”的位置、“殷”的布局和盘托出。
3000年前的安阳地貌，西北高、东南低。洹河自西而东南注入卫河。殷墟地处洹河上游，往西约19里，是太行山东麓的山前丘陵，往东是洹河与北部的漳河共同塑造的平原。殷墟所在地海拔高程约80~84米，商王朝的遗存埋藏于当地农耕土层之下。
▲ 殷墟宫殿宗庙区乙七基址夯土内祭祀遗存复原。摄影／动脉影甲骨文告诉我们，今天的殷墟，被商朝人自豪地称为“大邑商”。大邑商没有城墙，其格局以宫殿宗庙区为中心，向外呈放射状分布，中心区居民点密集，外围则相对稀疏，因此很难评价其“面积”。然而，其核心区域范围可达30余平方千米。
司马迁列举了一众商王和商人，如成汤、大戊、盘庚、伊尹、傅说，但他们是什么人种、平均身高又是多少？不得而知。考古人员在殷墟和洹北商城发现的人骨，则给出了清晰的答案：商朝男子的身高中位数只有1.62米，女子更低，而商朝人的外貌绝对长得不同于欧洲人，他们是“蒙古人种东北亚类型”。▲ 殷墟王陵区鸟瞰，绿地上用深色植物标示的线条系王陵大墓所在。摄影／丁俊豪商朝人依族居住，居民点可称为“族邑”。王族及其它家族以“族邑”的形式，散布在宫殿宗庙区外围。宫殿宗庙区与族邑之间、族邑与族邑之间有道路连通，构成干道、邑道等复杂路网。普通族众死后葬于居民点附近，形成以家庭为单元的成簇分布的墓地。属于同一家族的若干成簇墓地，又在空间上大致成片，形成“族墓地”。
商朝的建筑形式主要是四合院。宫殿是四合院，普通族众的住宅也以四合院为主。国王的四合院主殿居北，院内有广阔的中庭，东、西、南则以廊庑环绕。普通的四合院规模略小，但结构相似。夏都二里头的宫室也呈四合院形态，与商王朝四合院的区别在于，前者建筑方向明显是北偏西，后者为北偏东；夏都主殿位于四合院的庭院内，完全脱离院墙，而商朝四合院的主殿则位于四合院的北部院墙，属加宽院墙台基后的“骑墙而建”。
▲ 殷墟中的商代四合院建筑复原图。保留在甲骨文中的商朝人“祀谱”告诉我们，商朝国王可以娶多房妻妾，而大量揭露出来的商朝人墓地，普通存在形状相近、大小相若、下葬年代基本相当的“对子墓”，墓中的死者大多是一男一女，证明当时最普遍的婚姻仍然是一夫一妻制。
商朝人吃什么？怎么吃？司马迁的《殷本纪》中并无信息。甲骨文表明，商朝人吃两顿。根据人骨碳、氮同位素分析，以及考古浮选出来的小米实物显示，商朝人的主粮是小米，且多数情况下是“蒸着吃”和“煮着吃”。
司马迁提到商代有“百工”，其具体手工业门类，也在发掘中揭晓，商代已经有了铸铜、制陶、制玉、制骨、纺织、髹漆、木工等诸多门类。而且，铸铜、制陶、制骨，甚至包括制玉，都是集中在一起，以“工业区”——手工作坊的形式组织生产的。这些“工业区”往往临近水源和道路，得水源与运输之便。▲ 妇好墓出土的两件商晚期玉器玉龙。摄影／鞠骁殷墟发现的青铜器、玉器、陶器，“自带”材料，又有形状，同时还通过残留在器物上的痕迹，保存了当时的制造技术与方法。例如，青铜器是用“块范法”铸造的，白陶上精美的花纹是制好晾干后刻上去的，而制造骨器的原料、取“材”的标准，骨器成形的方法，通过考古发掘的作坊和实物，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商朝人信奉祖先、祭祀祖先，殷墟发掘清理出来的人骨坑、马骨坑、象架坑，呈现了商人祭祀祖先的方式：砍头、腰斩、整体埋入……不一而足。商朝人杀殉时，常常以十为单位，埋入“牺牲”。殷墟王陵区东兆域内的祭祀坑中，10具无头人骨一坑的比例最高，甚至王陵大墓（例如M1217）的墓道上，也都整齐排列着多排人头，清一色10具人头一组，对十进制的应用毋庸置疑。十进制之外，风云雷电、日食月食、干支纪日，无不出现在甲骨文中，可知商朝人早已拥有较为发达的科学知识。▲ 发掘于1936年的YH127甲骨窖穴。这个口径只有1.8米的圆形坑内，出土刻辞甲骨17096片。殷墟和洹北商城的发掘，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各种实物，还有“虽死犹生”的人物。妇好便是通过发掘而使我们“认识”的最早的真实人物。妇好是国王武丁的配偶。她喜欢打扮、做饭、收藏，生前曾为商王生子，为商朝领兵作战，替商王清点甲骨、接待来访、主持祭祀……
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新材料，让3000年前的商王朝徐徐展开：商朝人身材不高，住着四合院，穿着彩衣，吃着小米和牛肉。他们相信天命，敬奉祖先，懂得以“成文文献”保存历史。与此同时，透过殷墟和洹北商城的考古工作，又提升了我们对历史的哪些认知呢？大邑商带来的文化基因
殷墟与洹北商城，见证的虽然是商朝历史的中、晚期，然而从中华文明的总体进程考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积蓄了社会发展的强大能量。中华文明的制度构建、核心统治区域的确定、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化、组织化以及国家管理体制的形成，都在商王朝时期得以确立。今天的你我，与商朝人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若将目光从此延及大江南北，我们还可看到，商王朝的技术与制度，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具有重大影响。仅举一例：在商王朝早、中期，尊、罍在中原地区发明并流行一阵后，同类器物很快便出现在长江流域。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湖南宁乡炭河里周边以及四川盆地的三星堆遗址，均发掘出了青铜罍或青铜尊。尊、罍的文化负载，本是中原的礼制，为长江流域青铜时代的人所用，记录的是中原礼制的南传。长江流域青铜器所表现的铸造技术，一方面显示是江南人本地铸造，另一方面，块范法、铸接术，又无不是中原技术的南传。我们甚至可以用“尊罍之路”来记录和描述3000多年前这场黄河与长江的文化传播与对话。殷墟与洹北商城呈现出来的社会“族本结构”，以及以祖先崇拜为核心，通过礼制维系等级、追求秩序的思维习惯和社会行为习惯，更是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得以延续；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促成了人工冶铸生铁技术的提前到来，使得中国的铁器制造长期领先世界；城市的中轴线制度和统治中心的“前宫后寝”制度，不仅在时间上导向今天，空间上也扩及日、韩。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文字。今日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使用的汉字，是商代甲骨文的直接发展。
商王朝巩固了中国历史从邦国进入王国阶段之后的成果，并且将其发扬光大。王国内部文化趋同，由中原向周边影响扩散，并未消灭所有的文化差异，相反，它实现了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由此培育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这一结构保留到今天，成为中华民族“兼容并包”的健康基因，为保证中华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使中华文明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达到新的高度，成为国家长久一统或分而不离的基石。▲ 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妇好”青铜偶方彝。摄影／鞠骁
“殷墟是全人类共有共享的世界遗产，具有不可替代的突出普遍价值，甲骨文、商代青铜艺术研究已经成为国际性学术课题。”2024年2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殷墟博物馆新馆开馆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闫亚林说。2006年，殷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其突出的普遍价值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2017年，殷墟甲骨文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确认了甲骨文遗产的世界意义和国际地位。殷墟，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文明进程中闪耀着璀璨的光芒。《殷墟与洹北商城：诠释商文明的时空意义》，撰文/唐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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