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古代吴越地方史的的《越绝书》讲了一个故事。
浙江人越王勾践打败了江苏人吴王夫差之后，雄心大增，组织了“北伐军”。宋、郑、鲁、卫等国纷纷缴械投降，勾践就地把首都迁到山东琅琊。没多久，勾践想招募点“精英”，孔子带着弟子来了，要教勾践“五帝三王之道”。勾践长叹一声说：“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异则不可。”“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足见当时造船业发达。这是中华大地上海洋文明与大河文明一次著名碰撞。在中华文明图谱中，草原文明、大河文明、海洋文明曾经并存，激烈碰撞。虽然大河文明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海洋文明也从未消失。明清的禁海令、闭关锁国限制了这群人的行动，却无法改变他们的底色，一旦机会来了自然会迸发出力量。众多周知，现代浙商以温州商人为典型代表，但其实作为海岛岸线长度居中国第一、拥有11个地级市的浙江省，其他地方的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流淌着“蓝色”血液。除了温州，杭州、宁波、台州三座城市的人也都是经商高手。了解它们的经商史，就可能更好了地理解为什么浙江能成为天下第一商帮。杭州商人：正确研判，左右逢源
作为七大古都之一，海洋文明与大河文明在这里交汇相融。杭州商人双重性格携西湖之柔秀、钱江潮之汹涌，正确研判、左右逢源的杭州商人理所当然成为“弄潮儿”。
自吴越国时期起，杭州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贸易口岸。唐、五代到宋朝，杭州、越州、明州同为海上贸易港口。相比绍兴，杭州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大运河。虽说绍兴城内外也是水网纵横，可以通过水路与杭州和江南运河相接，但相比杭州，绍兴毕竟多了一条性情喜怒不定的钱塘江为商路上的巨大阻碍。交通对经济和贸易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拿丝绸业来说，隋唐时期，丝绸的产区遍及中原、巴蜀、江南等地，而到了五代和宋朝，江南丝绸业开始一枝独秀。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浙江的丝绸产业在此时出现了一个变革：缫丝和织绸业分立。传统的丝绸生产，是以农户为单位，从种桑、养蚕到缫丝、织绸一条龙操作。单个农户的劳动力有限，产业规模也就很难扩张。而当缫丝和织绸分开，成为独立的生产环节后，生产效率大为提升。宋朝浙江地区的产绢量，比盛唐时期还高出了一倍，一跃成为全国的丝织中心。宋室南迁，定都临安后，杭州人口倍增。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记，“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于常”。南宋晚期，杭州城实际居住的人口，按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大约为30万户，约150万口。其中城外两厢共计12万户，60万口；城内约18万户，90万口。人口增长扩大了对各种消费品的需求量。各种工匠与商人的迁入，又推动了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城市经济空前繁荣，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历史给了杭州太多的优越感，大海又从不吝啬对杭州的眷顾。在以“草根经济”标榜的浙商群落里，杭州商人最是“求同存异”。晚清胡雪岩的成功，就是杭州商人的典范。虽然他是安徽徽州人，但从小移居杭州。胸怀大志的他不惜以自己失业为代价，冒险挪用钱庄500两银子资助一位穷困潦倒的冗吏王有龄升了官，与之成莫逆之交。王有龄进入官场后，官运亨通，权势日隆，胡雪岩便利用王的权势开设私营“阜康钱庄”，周旋于官府、帮会和洋商买办之间，形成一个庞大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并利用这个关系网大肆进行各种经济活动。短短10年，家财富可敌国。发达后，胡雪岩捐官至二品，顶戴花翎，人称“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经商之道是机智的人际关系之道，他正确研判，投其所好。这种擅长交际的传统在后来的杭州商人身上仍可看到。
在浙江商人中，杭州商人是最善于利用政府的资源，善于利用社会舆论的大师级商人。比如2017年10月25日去世的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和2024年2月25日刚刚去世的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鲁冠球通过新闻媒体的大力宣传，似乎成为中国乡镇企业“第一人”，在那个经济体制改革还受到各种不定因素制约的年代，这个“第一人”的名声，可以保护他不受干扰地继续自己的事业。而宗庆后今日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宗本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对国家关于支持中西部建设的政策信息的正确研判，觉得这是娃哈哈发展的大机遇，于是西进，在四川广元等地办了三个纯净水厂。由于充分利用了国家和中西部当地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所以投资成本极低。杭州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同时也是长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多年来，这片土地孕育出了不少人才，从这里走出去的富商也不在少数。在胡润百富榜中，上榜的杭州企业家就有80多位。2023年中国富豪榜的前十名中，农夫山泉钟睒睒，拼多多黄峥，阿里巴巴马云，网易丁磊……都是杭州人。
宁波商人：河海兼运，机敏变通
2014年，当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时，人们发现运河南端终点并非大家熟知的杭州，而成了港口城市宁波。在杭州与宁波之间，存在着一段被称为“浙东运河”的古老河道——是一段运河通向大海的旅程。千里之河与万里海波相连，来自中华帝国的纷纭物产，陶瓷、丝绸、茶叶，得以告别浙东山水间的欸乃橹声，扬帆出海。
仙霞岭山脉，向东北伸展为天台山脉、会稽山脉、四明山脉，到这里便潜入东海了。作为“龙脉”，它需要和大海亲密接触。无论从文明溯源的角度还是地貌的角度来看，宁波可谓“龙兴之地”。“巍巍双塔立西东，古迹千年造化工。溯本追源思甬地，三江相汇五洲通。”这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毛翼虎先生写给家乡的诗句。一个“通”字，概括出宁波的地理优越性。▲ 宁波三江口。摄影／杨侠
据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江南东道采访史齐浣奏请朝廷增加一个州级建制，名曰明州，即为宁波的前身。宁波因东部面海而成良港，如果向西看，这座城市还有一座靠山——四明山，它是浙东名山，还是道教三十六洞天的第九洞天。齐浣为鄮县升了级，令原来县治小溪（今鄞江镇）成为州府，位置即在四明山出山口的地方，“因山氏州”，故称明州。
唐代即已涌现出开放市街的三江口东岸，在清代时建起了一座粉墙黛瓦的会馆——从外面看，似乎只是一组传统的浙东风格建筑，只有宫门上方精致的石雕透露出不凡的气度——这座会馆，记录了宁波“河海兼运”的航运史。唐宋以来，假舟楫之利的宁波商人，开始与日本、高丽、东南亚沿海国家做买卖。到了近代终于形成了宁波商帮，跻身中国十大商帮。19世纪末和20世纪40年代末，宁波人曾两次大规模地漂洋过海，前往日本和欧美等地以及港澳地区创业。第一次是在光绪、宣统年间，近10万人跑出去经商；第二次20世纪40年代末，大批的宁波商人移居到香港、澳门，或以台湾为跳板，转向欧美及大洋洲发展。仅仅用了20年，宁波商人在香港和台湾就做大了。当时，一批堪称具备举足轻重作用的宁波籍经济巨子活跃在港台工商界乃至国际经济舞台。上世纪80年代美国《纽约时报》评选出世界七大船王，排在前两位的是华人：一个是包玉刚，宁波镇海人，当年世界上拥有10亿美元以上资产的12位华人富豪之一；另一个是董浩云，宁波定海人，中国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的创办人，被誉为“现代郑和”，其长子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特首。
宁波商人善于捕捉商机，及时调整经营方针的能力很强，这是他们先辈传下来的天赋。在生意场上，就像在变幻莫测的海上航船，宁波商人机敏善变，总是能够不失时机地调整航向，从而不断找到新的商机。▲ 宁波港。如今，三江口已经不复当年帆桅林立的场面，古城墙外的码头群也已经变成了城市中心的绿地公园。宁波港的主要港区北迁至镇海、北仑，货物吞吐量连续十余年位居世界第一。在三江口的故事背后，一个古国应如何更新与进步，是从不过时的话题。台州商人：追求美好，反向塑造
不同于江南人的温婉，台州人的性格里，有一股“硬气”似乎与生俱来，这股劲头，让台州人不畏难、不服输，有力量、敢争先。
环境封闭、资源匮乏，生存便成了一个现实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对播种与收成、对收益与分配孜孜以求。温饱尚且堪虞，何谈温文尔雅？人们说话办事难免略显直接、强硬，甚至急躁，因为跋山涉水的艰难和平地谋食的竞争，会促成对效率、对结果的重视。于是，一切导向更充裕、美好生活的事务，被列入台州人考量的优先项。就连被传统农业社会视作“末流”的奔波行贩、流动务工，也和埋头力耕一样，并列成为台州人主要的职业选项，目的只有一个——活下去、活得好。▲ 丰收的码头。昔日台州温岭码头鱼市熙来攘往的景象。摄影／颜劲松
早在明代，太平县（温岭）就“有竹工、皮工、柒工，有缝纫之工，有捆屦，用麻、葛做的鞋）积席之工”，水村山郭间百业齐全，敲打声此起彼伏，小商贩不绝于途。时至今日，城镇乡村的普通子弟，如果不擅学业，家长也会早早为孩子谋划一门手艺：木雕、建材、美发、养殖、机械维修……男女老少往往没有工作年龄一说，只要有劳动能力，便要辛勤劳作。因为勤奋能干，可自谋生计，不必依靠、攀附他人，能让人有强硬的资本、独立的底气。民国学人喻长霖用6 个“劲”字概括了台州各地人的性格：天台“劲健”，仙居“噪劲”，临海“挚劲”，宁海“刚劲”，台州“噪劲”，肯定了台州民间“刚劲勤俭之美质”。台州商报社总编辑过亚林则分6 个方面总结了台州人的性格：气节上的“刚劲”；行为上的“闯劲”；时空上的“韧劲”；市场表现的“钻劲”；信念方面的“犟劲”；作风表现为“干劲”。这股“劲”首先意味着刚硬，是与力量天然相连，是不畏艰难的坚持；其次，是一种奋斗的品质，独立的底蕴，呈现出自下而上的、生机勃勃的绚烂光彩。得益于地理限制和历史机遇的叠加作用，台州凭借着这股精气神，从遥远的边陲稳步走向舞台的中央。▲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台州渔民赶海归来，收获的喜悦就写在脸上。摄影／胡灵军如今的台州，是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股份合作经济发源地、市场经济先发地，民营企业“浓度”高达99.57%，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称为“中国经济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种种成就，当然并非一日而成，生机蓬勃的草根劲头，是区域发展的深层推力。1963 年，李书福出生于路桥一户普通人家，从小就心思活络，利用暑假当放牛娃，每天从生产队赚一毛五分钱。高中肄业后，李书福向父亲要了几百元，买了一台手提照相机，走街串巷给人照相。在那个年代，照相还属于特种行业，李书福没有营业执照，多次接受教育与处罚，第一次创业无疾而终。接着，李书福在家里创办了一个小作坊，从废旧电器零件中分离金、银、铜。因为技术门槛低，其他人群起效仿，激烈内卷。李书福很快开启新的创业项目：生产电冰箱配件。没有土地、没有厂房，他先后租用街道的工房、路桥中学校办厂、生产队仓库等处，试制与研究产品。▲ 吉利汽车路桥生产基地。摄影／林继德
经过近400 个日日夜夜的反复失败与总结，李书福的手掌找不到一块完好的皮肤，见人不敢伸手，身心疲惫不堪，好在产品终于成功生产出来了！然而，他却先后遭遇了街道收回厂房；学校老师集体罢教反对噪音；遭人举报私自接电，黄岩县电力公司要求县检察院给厂长监视居住并立案审查。李书福吓得不敢去工厂。
为了搬迁到生产队仓库，他用手拉车，边推边拉，像蜗牛挪动般转移设备，“那几天碰巧老天下了倾盆大雨，虽然汗流浃背，但根本分不清雨水还是汗水。一干就是几十公里，道路泥泞，坑洼窄小，由于这些设备太重，捆绑锁紧难度很大”，历经几个昼夜才搬完。1985 年，李书福终于有了一个戴红帽子的乡镇企业：黄岩县石曲电冰箱配件厂。▲ 位于台州的沃尔沃汽车智能化生产车间。摄影／林继德这一年，他22 岁。工厂生产的零配件一举成名，销往全国几乎所有的电冰箱厂，供不应求。企业一举成为台州最大的民营企业。1989 年，因为客观环境的变化，加上内部股东意见分歧等原因，李书福把全部资产送给了乡政府。
在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的激励下，1992年3 月，李书福从送给政府的资产中回租厂房，开始新的创业——生产装潢材料。这一次，他又一炮打响，产品供不应求。遗憾的是，工厂的专利和知识产权等被竞争者学走，因为法制环境不健全，李书福最终退出。寻常人经历如此跌宕曲折的创业历程，不知会打多少回退堂鼓。然而，在台州人的眼中，世上本就没有易事，任何艰难困苦都是成功出的考题——这是刻在台州人血液中的认知。之前开拓的摩托车产业，后来成为李书福进军汽车行业的前站。如今，他和他的吉利汽车，已经跻身世界汽车产业的前列。▲ 位于陕西宝鸡的吉利汽车工厂。供图／顺天人
开放的海洋、繁荣的工商百业，既是历史地理的创造，也反向塑造台州的性格。求生存的功利欲望，战胜了汪洋大海中潜伏的危险，历代都有商贾追逐海利，往来于惊涛骇浪之间。
台州先民在奋斗中意识到，唯有“亲帮亲”“邻帮邻”，才能共渡难关。团结合作、因时而变，就此进入台州人的性格当中。如今，散布五湖四海的台州人，通常据籍而居，且同业谋生，便是地域团结和合作互助的表现。《宋史·地理志》中曾概述越人的性格气质：“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改革了，开放了，浙江人的“蓝色血液”沸腾了。带上修鞋的工具、弹棉花的弓子或者俩肩膀扛一脑袋就出来了，“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做别人做不了的事”。▲ 台州人赶小海。摄影／何将常
从辽阔的黑土地，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从如诗如画的香格里拉，到风吹草低的呼伦贝尔；从花花世界的欧美，到遭到外界经济封锁的朝鲜；从苦寒之地的西伯利亚，到种族冲突不断、炽热难耐的非洲……浙商如水随形般游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改革开放时代红利的加持下，沐浴海风山岚的浙江人，满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敢闯敢拼、敢为人先，认定一个个项目就埋头苦干，选好一条条赛道便奋勇争先，同时灵活低调，信奉“不争论，用实践说话”的道理，幸运地躲过了各处激流险滩，日积月累，完成了一场静悄悄的、改天换地的革命。《浙商：血管中流着“蓝色血液”》，中国国家地理2012年02期，文/林刚《宁波三江口：大河明珠共潮生》，中华遗产2022年07期，文/楼学《硬气的台州人》，《中华遗产·台州专辑》，文/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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