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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健康的社会，只有拥有了一套稳定的核心价值观，社会才能实现长治久安，生活其中的民众才能感到幸福。如今民间自发的对传统文化的回归，说明了民众对信仰缺失的恐慌，他们在尝试着接受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来寻求心灵的寄托。儒家自古就是中国人心灵的教堂，你只有理解了儒家，才能理解我们的文化中，本来就有一种类似宗教的力量。它使人即使在挫折中，也能体会到生的幸福感，它可以时时抚慰你的心灵。——中华遗产 2010年01期《儒家思想：中国价值观的救命稻草》，叶匡政千百年来，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儒者，将忠、孝、仁、义写在了中华大地上。
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浙江余姚的大户王家，迎来了一个新生儿。王家是儒学世家，先祖自大明朝开国以来，历代皆以治《礼》《易》《春秋》等学问闻名于世。婴儿的祖父根据《论语·卫灵公》所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孙儿取名“守仁”。
王守仁十岁那年，父亲王华状元及第。王家从未有过这样的喜事，远近亲友都来拜贺，交谈间不免对守仁寄予厚望：作为状元的儿子，将来即便考不中状元，也得考个像样的功名，承续家声。王守仁却不以为然，有一次与塾师讨论经典时，口出惊人之语：“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先生听了差点喷出一口老血，耐着性子问他：“那你想干什么？”王守仁淡定地说：“读书做圣贤。”
▲ 浙江余姚阳明古镇夜景。
的确，孔子考过状元吗？孟子考过状元吗？功名是虚，像圣贤一样立德、立言、立功，才是实实在在的。读书考功名，最多只能把名字留在史册里，而这个小男孩的志向，是把自己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华大地上。当时大概没有人能料到，这个孩子的志向真的实现了。王守仁创造了一个记录：为后世留下最多地名的儒学大师。王守仁更为今人所熟悉的名号是王阳明，国内称“阳明”的地名如今非常多见，如浙江、江西、贵州等省份都有阳明路，台北市有阳明山、阳明大学，连日本也有以阳明为名的园林。这么多的地名，都是后人为了纪念王阳明而起，只有一处例外——浙江会稽山阳明洞。据清代《会稽县志》记载，王守仁初入仕途时，曾一度因病告归，在会稽山阳明洞侧结庐“默坐三年，了悟心性”，因而自号阳明子，后世尊称为阳明先生。所以，王阳明的名号，源于阳明洞。
王阳明为何受到如此推崇
不朽之人，必有彪悍的人生。明正德元年（1506），担任兵部主事的王守仁得罪了权倾朝野的太监刘瑾，官阶一撸到底，被贬为贵州龙场（今属贵州省修文县）驿丞——相当于县招待所的所长。贵州是明朝的蛮荒之地，而群山中的龙场，更是蛮荒中的蛮荒，蛇虫猖獗、瘴疠流行，语言不通，条件十分艰苦。别说做圣贤，能活着就不错了。这种境地，大概只有曾被贬至海南岛儋州的苏轼可以相比。王阳明到达贵州龙场后，一下子从“官二代”变成了苦力，不仅亲自种地、砍柴、担水、做饭，还要照顾生病的随从，比苏轼还惨。不过，王阳明“读书做圣贤”的志向未曾动摇，这从他为自己居处的命名中可见一斑。龙场驿破旧得没法住人，王阳明只好蜗居在附近小山上的一座溶洞里，随后又在洞旁的荆棘丛中搭建了一座极其简陋的茅棚。这个见者伤心的山洞，却有一个“后现代”的名字——玩易窝，因为王阳明喜欢在洞里埋头玩味《易经》，并且颇有心得。▲ 王阳明的脚步，遍及江西、贵州、两广等省份，所到之处平盗匪、施教化，也留下了很多地名。图为贵州修文县阳明洞，王阳明遭贬时曾在此居住。摄影／我是风V经此大难，王阳明认为自己对于荣辱得失都已超脱，只有生死一念还未看透，这也是修身成圣的最后一关。于是他在玩易窝下面找了一个石罅，称之为“石椁”（石制外棺，这里代指墓穴），对着它苦苦冥思：如果圣贤遇到这样的绝境，会怎么办？如果我在这里死了，就以这个石椁为墓，直接把我埋进去吧。
在这种积极求进的心态中，王阳明的居住条件逐步改善。不久，王阳明移居龙岗山腰的另一个山洞，比玩易窝宽敞明亮了许多。也许是想起了家乡，他将这个山洞更名为“阳明小洞天”，并为之作诗曰：“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岂不桑梓怀，素位聊无悔。”只要内心从容安定，何处不可为家？和苏轼一样，王阳明精通佛、道，但骨子里还是儒家。儒者都是“操心”的命，有一份割舍不去的经世精神。于是他在龙岗山顶办起了书院，根据当地风俗教导少数民族乡民，很得民众拥戴。当地的土司也对他非常崇敬，经常给他送米、肉、鸡鸭，馈赠金帛鞍马。▲ 君子亭是王阳明在此居住期间命名的，亭子下方有蒋介石游阳明洞时题写的“知行合一”四个字。摄影／曹经建人在哪里不重要，做什么才重要。即便身陷地狱，也要奋力把地狱变成天堂。此刻，王阳明想起了至圣先师孔子。《论语·子罕》中说，孔子有一天忽然想居住到偏远的“九夷”，有人说，那里太简陋，怎么办？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后来终究没有搬到“九夷”，王阳明却在龙场“混”得风生水起。当地乡民见山洞阴湿寒冷，主动在洞口附近为他建了一座茅屋，又在洞口上方建了一座小亭，周围植以绿竹。根据孔子的箴言，王阳明将茅屋命名为何陋轩，又将亭子命名为君子亭。儒学大师王阳明的归来
谪居贵州的王阳明，受尽艰苦而愈挫愈勇，心境也更加开阔起来。正德三年（1508）的一个深夜，王阳明终于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史称“龙场悟道”，是为心学的发端。他在龙场、贵阳聚徒讲学，讲授“知行合一”之学。这是贵州从未有过的新鲜事，当地民众纷纷前来观听，远在江西、湖南的学子也慕名前来听课，多时达上百人。贵州从此人文蔚起，这个曾经连峰际天、鸟飞不到的文化沙漠，一时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龙场的玩易窝、龙岗书院，贵阳的文明书院，都成了儒生心目中的圣地。（三百多年后的清嘉庆年间，贵阳人为了纪念王阳明的文化开拓之功，还在城东扶风山修建了阳明祠。）▲ 贵州扶风山阳明祠。
好消息接踵而来。第二年，王阳明谪戍期满，回调庐陵（今江西吉安），刘瑾也于次年被处死。到了正德十一年（1516），王阳明已经升任南京鸿胪寺卿（主管朝会、祭祀等礼仪）。这时，南方传来战报，江西南部地区盗贼势力扩大，攻城略府，地方官军已无法剿平。有意思的是，朝廷放着满朝武将不用，而是起用了能力出众的王阳明。王阳明当仁不让。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儒家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如今正是立功报国的好机会，岂能错过。很快，满朝文武都惊呆了：平日里文质彬彬的王阳明，到了战场上忽然好像换了一个人，用兵奇谲诡诈，从来不按套路出牌。奸恶凶狠的盗贼这下遇到了克星，短短一年时间内，为患十年的盗贼被悉数荡平。▲ 王阳明真正做到了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攻城容易守城难。为了防止流寇复聚，变强贼之穴为礼义之区，王阳明向朝廷请求在盗贼的老巢设立县治，以安邦抚民。王阳明吸取了在贵州施行教化的经验，认为平息盗匪的根本还在于礼教，因此县名至关重要，关系到一方百姓的自我认定。王阳明斟酌再三，决定名为崇义，以示推崇教化，崇尚礼义。而且此地原系上犹县崇义里，因地名县，顺应民意。此外，王阳明在剿匪所到的福建南部、广东北部也奏请设立新县，分别命名为平和、和平，内含儒家“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
去过广西南宁的人，也许会记得城中的青秀山也有一个阳明洞。相传，这是王阳明泊舟于此时所刻。王阳明为何会远行至此？原来，嘉靖六年（1527），广西少数民族首领卢苏、王受造反，两广总督不能平定，朝廷不得已再请年老的王阳明出山。在南方诸省人的心目中，王阳明是神一般的存在，因此卢苏、王受一听说王阳明要来，立即就投降了。这是王阳明去世的前一年，次年冬天，他病逝于赣南的一条船里。▲ 绍兴王阳明故居西小河畔。摄影／林少波
王阳明是历史上罕有的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儒学大师，为后世树立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儒者典范。从丰镐房走出来的“大儒”
1975年，《历史研究》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蒋介石是祸国殃民的大儒》的文章，作者为北京市北郊木材厂和北京师范大学党史系、历史系大批判组。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充满了阶级斗争式的激烈言辞，但“大儒”的说法，却不是空穴来风。1887年10月31日，蒋介石出生在浙江奉化的一个盐商家庭，与王阳明的家乡余姚仅一山之隔。“奉化”何意？据南宋《宝庆四明志》、明代《宁波府志》等方志记载，奉化人“受性刚直，任气尚义”，“性易抵冒，好斗讼”，最是难管。据南宋奉化文人陈著的说法，赋予“奉化”之名，就是希望此地人“乐于奉承王化”。▲ 浙江奉化溪口蒋氏故居：斯人一去不复返，门外剡溪自悠悠。摄影／林少波蒋介石似乎天生就与儒家有缘。当地的习俗要为祖房立名，且力求古雅，蒋介石的父辈有三兄弟，其祖房分别名为夏房、商房、周房。蒋介石的父亲行三，恰属周房。蒋父去世后，蒋氏兄弟分家，又须各立房名。族中长辈根据西周的两座都城——丰邑和镐京，将蒋介石一房名为丰房，其弟蒋瑞青一房为镐房。因蒋瑞青未成年而早夭，蒋介石承袭镐房，合称丰镐房。丰镐房，有浓厚的儒学气息。孔子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的毕生志愿，就是恢复至善至美的周礼，而丰镐二都，是令他魂牵梦萦的地方。蒋介石在丰镐房长大，也毫不意外地接受了最传统的儒学教育。他最崇拜的儒学先师，是王阳明。那种知行合一、治平天下的经世精神，强烈地吸引着这个乱世中的少年。
1932年，蒋介石对青年演讲“中国的立国精神”，回忆起他在日本留学时亲眼看见：“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或在轮渡上，凡是在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都在阅读王阳明《传习录》。许多人读了之后，就闭目静坐，似乎是在聚精会神、思索精义。特别是他的海陆军官，对于阳明哲学，更是手不释卷的在那里拳拳服膺。”
蒋介石震撼不已，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成为强国的原因之一，就是得力于中国的儒学，尤其是阳明心学。因此，他加倍发奋阅读儒家著作，甚至一度导致双目成疾。他的心中种下了一个牢固的观念：儒学，可以救中国。
崇礼、尚义，中国的希望
1931年，蒋介石已掌握了全国最高的实权。他亲自坐镇江西，指挥“剿匪”。联想到王阳明在江西的卓越战功，蒋介石在安排军事围剿的同时，也极力鼓吹“革命必先革心”：要改变中国，必须从改变民众的心志开始。为了教育广大民众，蒋介石一度兼任过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用什么教育国民？当然是儒学。在蒋介石看来，儒学是“几千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大动脉”，要救国，必先“昭苏国魂”，唤醒“全民族历史文化之传统的根本精神”。眼下，这也是对抗“共匪”和马列思想的可用武器。为此，1934年，国民党中央通过了一个“尊孔祀圣决议”，通令全国的学校每年都要举行“孔诞纪念大典”，号召学生们“尊孔读经”。
就在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逐渐成为亡国灭种的大患。1931年，日本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在3个多月时间里强占了东北全境，进而突破长城。兵锋所指，华北危殆，中华民族危殆。临危之际，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奉命赴任察哈尔省主席，在此整军练兵，准备抗日。1934年春，宋哲元和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巡视治下各县，路经商都县、张北县。张北城东的丛山里藏着一座古镇，此地在元朝便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定边城，正是历代中原王朝与北方强敌激烈争夺的要地。但这里距张北县城一百余里，且张北县境过于广大，行政管理颇为不便。宋哲元回省后，即将张北县的二、四区划出，同时将商都县的二区和三、五区六乡十六村划出，新置为两个县。两县甫一成立，便逢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县名当如何拟定？这一年，全国正在大张旗鼓地开展蒋介石亲自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什么是新生活？就是以“礼义廉耻”作为民众衣食住行、思想道德和行为的准则，革除旧习，教化人心。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民族的兴亡尽在于此。运动传播到华北，宋哲元作为省主席表态积极响应，要求治下各县长“为民表率，应行八德，以作倡导”。这不全是向蒋介石表忠的政治作秀，宋哲元心里明白，以自己在察哈尔的兵力，恐怕迟早抵挡不住日军南下。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也许最终还是要依靠国民精神的觉醒，唤起全民族无所畏惧地为国尽全忠、为家尽大孝。于是，他在“礼义廉耻”中取前两个字，为新设的两个县命名为崇礼、尚义。礼义，是中华文明战胜外来侵略的终极武器。
蒋介石对《中庸》推崇备至，称其为“我国古代哲学之精义”。恰好《中庸》中也有“敦厚而崇礼”之句，想必崇礼这个县名很得蒋介石的认同。或许蒋介石也联想到了王阳明在赣南命名的崇义，二者意义相近。面对日寇铁蹄，蒋介石一定无比强烈地期望像王阳明一样力挽狂澜、旗开得胜，立下不朽之功。再见，阳明山
蒋介石以阳明学的继承者自诩，似乎对赣南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1937年，蒋介石寄予厚望的长子蒋经国从苏联回到中国，两年后，被派到赣南主政。这时的赣南，就像王阳明江西平乱前一样动荡不安，一幅“化外之地”的景象。方世藻的《“赣南新政”概述》有详细描述：“各军阀占山为王，各霸一方……地方土豪劣绅，封建头目，高墙壁垒，拥兵自据……烟民的数量超过6位数，赣州城赌场规模不亚于澳门。许多地方民匪难分，难童、游民无处安身。”蒋介石的这个安排很有深意。如果爱子能和王阳明一样，在一方任上剿平盗匪、教化民风，那么对于国民党的形象，以及蒋经国的个人威信，都大有帮助。这次磨炼对蒋经国的影响很深，数十年后，蒋经国用赣南最穷的一个县——万安县的地名，给孙子取名为蒋万安，意在让后辈记住这段艰苦岁月，记住毋忘在莒。
可惜，王阳明的辉煌没有重演。1949年，蒋介石败走台湾。这一刻，蒋介石会不会反思，他所信仰的儒学失败了？应该没有。去台之前，蒋介石曾三次参谒阳明洞。退居台湾后，蒋介石又嫌台北草山有“落草为寇”之意，将其改名为阳明山。此外，一些学习和开会的场所，也根据《传习录》命名为传习馆。蒋介石对儒学的追随，铭刻在了台北的地图上。▲ 台湾花莲县崇德火车站。沿着海岸线环岛旅行，会遇到很多富有儒学色彩的地名，比如嘉义、文贤、仁和、仁德、崇德、归仁、善化等。从这些地名中，可以看到台湾岛良好的儒学传承。摄影／泓伊蒋介石参研、反思阳明心学，一直持续到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令人唏嘘的是，恰恰就是在阳明山，他遭受了生命中最后的沉重一击。1969年，蒋介石参加完军事会议，和宋美龄一同乘车回阳明山。忽然，一辆军车迎面飞驰而来，蒋介石的座车司机慌乱中误把油门当刹车，猛然撞上了前面的引导车。蒋介石的心脏受到了重创，身体从此大坏。他对“行政院长”严家淦说，阳明山的车祸“减我阳寿二十年”。▲ 从阳明山国家公园俯瞰台北101和城市景观。供图 / Kit Leong从奉化丰镐房到台北阳明山，蒋介石的人生大起大落，却不如他的偶像王阳明那样圆满。只有阳明山巍然挺立，向四百多年前的儒学大师表达着永恒的敬意。1973年，蒋介石病重，留下遗言：“我死后，将灵柩暂厝慈湖，那儿风景好，很像我们奉化老家。”《中华遗产》2018年10期，撰文/李行
《儒者走过之地》
部分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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