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版本上：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从版本的角度考察，尚氏《易林》研究也十分牵强。《焦氏易林》历经千年流传，版本众多，异文迭出，而版本间的差异之大，也为其它古籍所少见。这些差异的产生由来已久，原因也非常复杂，如果主观地是此非彼，未必就合乎事实。尚氏曾感叹“《易林》以象学失传之故，讹字独多”，32又言“焦氏《易林》繇辞，则字字步趋《周易》者也。西汉《周易》真诂，既为东汉人所不知，则焦氏《易林》真诂，相因而不解者，势也，以故西汉之书存留至今者，虽皆不免讹误，而舛错颠倒、鲁鱼亥豕，多至十六七，不堪卒读者，莫若《易林》也。追原其故，由历代学者不知辞根于象，故莫能以象定辞，影响模糊，谓是为非，谓非为是，致使林辞疵累大半”，但是，即使如尚氏所言的象学没有失传，同样无助于这类问题的解决，而且尚氏虽然“发现”了失传的象学，依然无如其何，这是由它取象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所决定的。我们试来分析两类例子，一类为可能是由错简造成的文辞完全相异的，如《屯之革》与《屯之震》，先看《屯之革》：
宋本作：从容长闲，游戏南山。拜祠祷神，神使无患。
元本作：鱼鳖列市，河海饶有。长钱善贾，商李悦喜。
明本作：从容长闲，游戏南山。拜祠祀神，神使免患。
《注》依宋本，曰：“通《蒙》。反正艮，艮止，故从容。震为游戏，为南，艮为山，故曰南山。艮手，为拜，为祠，震为祷，为神。坎为患，震乐，故无患。全用旁通。”再看《屯之震》：
宋本作：鱼鳖列市，河海饶有。长钱善贾，商李悦喜。
元本作：从容长闲，游戏南山。拜祠祷神，使神无患。
明本作：鱼鳖列市，河海饶有。长钱善贾，商季悦喜。
《注》依宋本，曰：“互艮为龟鳖，伏巽为市，坎为河海，坎众，故曰饶有。伏巽为利，为长，为善贾。艮为季，震为利，为善，又为悦喜。”但是照尚氏象数原理，如果依元本，两卦文辞对调仍然可以成立，那么元本为什么就一定错呢?类似例子，全书共见31次。
另一类文辞完全不同的情况就是某本为正文，下有一注文，而在另一本中却正好相反，注文成了正文，正文却成了注文，如《剥之归妹》：
宋元本作：二人俱行，别离持食。一身五心，乱无所得。
明本作：张罗捕鸠，鸟丽其灾。雌雄俱得，为网所灭。
《道藏》本注曰：“一作二人俱行，别离持食。一身五心，乱贲之无所得归妹。”后一句应为“乱无所得。《贲之归妹》”，因为《贲之归妹》正作此辞。尚氏认为“《易林》凡下注一作某某辞者，皆非焦氏《易林》辞，疑为崔篆、费直或虞翻、管辂等《易林》窜入”。此话有一定道理，但也并非处处如此。因为“二人俱行”一林在全书中多次出现，又见于《师之大畜》、《兑之艮》，只是文字上略有差异，“二人”作“三人”，“持食”作“别离”。尚注依毛晋“汲古阁”本曰“同《贲之归妹》”，《贲之归妹》注曰：“互离，为罗网，为鸠。震为兔，坎为灾。……卦震，兔居离网中，而兑为毁折，故有此象。坎雄，离雌，坎为贼。”言外之意是将宋元本视为它书窜入之辞。《师之大畜》注曰：“震为人，为行，数三，故曰三人俱行；一阳止上，故曰别离独宿。通《萃》，坤为身，乾卦数一，故曰一身。巽卦数五，伏坤为心，故曰五心。三至上正覆巽，坤迷，故反覆迷惑。坤虚，故乱无所得。”但《剥之归妹》若依宋元本，又会出现怎样的解释呢?《归妹》，震上兑下，“三人俱行”得以落实；“别离独宿”句《师之大畜》穿凿已甚，而《归妹》无论本卦，还是伏卦，均无“一阳在上”象，又只有用遇卦《剥》来解释，必须再三变才能成其象。
甚至有时候某一版本明显有误，但尚氏还是据此强以为解，如《坤之》：
宋元本作：孤独特处，莫与为旅，身日劳苦。使布五谷，阴阳顺序。
明本作：伯虎仲雄，德义洵美。使布五谷，阴阳顺序。
除此处外，“孤独特处”三句又见于《明夷之》、《益之艮》、《之益》、《革之既济》；“伯虎仲雄”四句又见于《泰之随》、《蹇之大过》、《益之屯》、《未济之涣》，仅在文字上稍有差异。此处宋元本在意思上前后不类，必然有误，有可能是将两林文辞混在了一起，但尚氏据宋元本注曰：“巽寡，故曰孤独，曰无旅；乾为日。通复，坤为身，万物皆致役，故曰劳苦；巽为谷，卦数五，故曰五谷，巽为顺。”又《乾之升》：
卫侯东游，惑于少姬。亡我考妣，久迷不来。
“亡”元本、《古今图书集成》本作“忘”，《注》依汲古阁本曰：“震为警卫、为诸侯、为东游，大坎为惑，兑为少姬，震为父，坤为母，故曰考妣，坤死，故亡，坤为我、为迷，震往，故不来。卫文侯避国难游齐。少姬，卫女，齐桓夫人。”此林全书共3见，《丰之震》明本“亡”作“忘”，《旅之师》宋元本作“忘”，《注》依宋元本，并说：“此林屡见而事不见于《左传》。”由于不见于记载，所以要考察本事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可以根据文意推断，“亡”当作“忘”讲似乎更合理一些，即使字作“亡”，而义也当从“忘”解，“忘”、“亡”相通，古籍中常见。那么，如果是“忘”，尚氏之说就很难成立了。因为照尚氏《易》说，坤为思念，此处坤象不伏，是很难比附出“忘”意的。又《小畜之无妄》：
牝龙身，日驭三千。南止苍梧，与福为婚。道里夷易，安全无忌。
明本“止”作“上”，《注》依宋元本曰：“震为南、为苍梧，艮止。”此林又见于《观之比》、《恒之鼎》，各本皆作“上”，无注。值得一题的是，我们在宋代吴蒶所著的《韵补》一书中发现了该段文辞的引文，原文是：
牝马龙身，日驭三千。东上苍梧，与福为婚。道里夷易，安全无忌。
《韵补》所引汉代著作，多为宋人所见旧本，可信度未必低于今见各本，那么《无妄》卦之“止”很有可能是“上”的误字。又《履之谦》：
雨潦集降，河渠不通。齐鲁闭塞，破费市空。
“齐”宋元本作“邹”，尚《注》依汲古阁本曰：“伏巽为齐。”但如果为“邹”的话，不知又该作何解释?又《观之明夷》：
家在海隅，桡短流深。企立望宋，无木以趋。
除《道藏》本讹“木”为“水”外，各本无异文。此林又见于《蛊之蒙》，“桡短流深”、“企立望宋”八字明本作“绕旋深流”、“王孙单行”，元本“绕旋”又作“挠绕”，“木”各本作“妄”；《萃之师》，“企立望宋”各本作“伯氏难行”，“无木以趋”明本作“无本以超”(《四库全书》本“本”作“木”)；《归妹之大畜》，“企立望宋”各本作“岂敢惮行”。《观之明夷》显然是化用《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予望之”语，以“木”释“苇”，《蛊之蒙》“木”虽然各本皆作“妄”，但很可能有误，《注》曰：“坎险，故曰无妄，妄西汉人多作望。”颇值怀疑。又《观之节》：
推车上山，高仰重难。终日至暮，不见阜颠。
“不见”宋本作“惟见”、元本作“唯见”，尚《注》依汲古阁本曰：“坎隐伏，故不见”，但也没有其它根据。照常理来讲，“惟见”未必就错，也有其合理之处，至少二者可并存。那么，若是“惟见”，又该如何解释呢?虽是一字之差，意义却大不相同。又《大畜之否》：
麟凤执获，英雄失职。自卫反鲁，猥昧不起，禄福讫已。
“英雄”宋元本作“阴雄”，《注》依汲古阁本曰：“乾为英雄。”这显然是在用“西狩获麟”事，但怎么会把孔子成为“英雄”呢?《讼之同人》、《小畜之坤》、《同人之颐》、《豫之大有》、《革之震》、《兑之坤》皆曰：
子执麟，春秋作元。阴圣将终，尼父悲心。
《注》依汲古阁本改为“子执麟，春秋作经。元圣将终，尼父悲心”。但也未必就一定准确，孔子在汉代被尊为“素王”，“阴圣”、“阴雄”可能是有所本的。如果“阴雄”二字不错的话，《注》当然也会作出解释，可这难道不是望文生象吗?又《之乾》：
狼戾美谋，无言不殊。允厌帝心，悦以获佑。
《注》曰：“此用遇卦象，艮为狼，兑为言，乾亦为言，而兑言与乾言相背，故曰殊，乾为帝，为佑，伏坤为心，兑为悦。”但文辞多费解，可能有讹误。《韵补》引该段文辞为：
良房美谋，无言不雠。允厌帝心，君子获祐。
此似用张良事，“良房”二字误为“狼戾”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又如《损之未济》：
阴注阳疾，水离其室。舟楫大作，伤害黍稷。民饥于食，亦病心腹。
元本“阳”作“寒”，尚注前两句曰：“三阴皆在内，故曰注。注，灌也。阳皆在外，故疾。《杂卦》：‘未济，男之穷也。’与此同。”而《韵补》作：
阴寒主疾，水离其室。舟楫大作，伤害黍稷。民饥于食，亦病心腹。
《左传·昭公元年》曰：“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该段文辞又见于《困之解》，各本皆作“阴淫寒疾”。那么此处“阴注阳疾”之说十之八九有误，尚氏却迂回求解，以证辞由象生，终究难免枉费功力。再回视尚氏所言，是否也如烟云呢?
四、学术渊源上：主观猜测，缺乏实证
汉代《易》学以象数学为主流，自不待言，但它应该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汉初说《易》，皆主义理、切人事，不言术数。”直到西汉中期宣帝年间才由孟喜拉开了象数学的帷幕，最后由京房真正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焦延寿上师孟喜，下授京房，因此《焦氏易林》一书含有象数学的成分，当然无可否认。但焦延寿在系辞时，是否遵循字字皆由象生的原则，是否运用了那些复杂的取象方式，却可以讨论。朱伯昆先生曾将孟、京一派《易》学概括为三大特点：其一，以奇偶之数和八卦象征的物象解释《周易》经传文；其二，以卦气说解释《周易》原理；其三，利用《周易》讲阴阳灾变。并未提及中爻、半象、伏象等取象方法，根据现存记载，它们是到东汉末年，才由荀爽、虞翻等人大力提倡的，而尚秉和先生认为焦延寿所用易象在东汉已失传就颇值怀疑了。孟氏《易》学一系，经京房发扬光大后，显赫一时，直到东汉末期，因马融、郑玄、荀爽等人提倡《费氏易》，才始式微。也就是说，该派《易》学在两汉时期的传授并未中断，而《焦氏易林》作为《京氏易》的一部重要典籍，治《京氏易》者不应该不知，那么它所运用的方法也是不应为东汉人不知的，至少不应是一无所知。由于历时久远，文献不足，给我们的考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东观汉记》中有一条宝贵的资料，或许有助于部分接近历史的实情。《东观汉记·沛献王辅》载：
沛献王辅善京氏《易》。永平五年秋，京师少雨，上御云台，召尚席取卦具自为卦，以《周易卦林》卜之，其繇云：“蚁封穴户，大雨将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诏书问辅曰：“道岂有是矣?”辅上书曰：“案《易》卦《震之蹇》：‘蚁封穴户，大雨将集。’《蹇》，艮下坎上，艮为山，坎为水，山出云为雨，蚁穴居而知雨，将云雨，蚁封穴，以蚁为兴文。”
这段话至少告诉了我们三个事实：一、《焦氏易林》为《京氏易》研修的典籍之一；二、《焦氏易林》一书，在当时已为世人所用；三、《焦氏易林》文辞并不是“字字皆从象生”，其中有“兴”文。“将云雨，蚁封穴”的说法，今天在民间仍有流传。而尚秉和先生解释说：“此仍用《震》象。伏巽为蚁，艮为穴户，坎闭，故曰封。坎为雨，为集。……”两相对照，同用象数学的方式解释，相差却何止千里。
还有一个关于《九家易》的问题必须提及。尚氏曾坚持“九家”为汉初淮南九师，以为《易林》“逸象”有更古所本之证，但现代学者已研究认为“尚氏所谓《九家易》是荀氏所宗西汉九师说不可信”，而其“成书当在西汉末费氏之后”，“与淮南九师无关”。那么，尚氏所谓的“焦延寿独得西汉大师不传之秘”的说法就成为了一个疑问，焦氏《易》学有得自隐士的部分，但未必就一定是这套繁琐的象数之学。
西汉武帝之后，儒学逐渐取得独尊之势，学术与政治的联系也趋紧密，“通经致用”成为普遍的追求。《易》学作为群经之首，自然是关注的焦点，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带上实用的特点。据《汉书·儒林传》载，焦氏《易》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侯”，又载焦赣语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焦赣为何如此说呢?会不会是与其长于灾变有关呢?我们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以灾异说而干人事，实际上就是天人感应学说。该说自董仲舒以来，长盛不衰，班固曾指出：“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帝则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名者也。”(《两夏侯京翼李传》)但是最足以荣身者，也最足以损身，董仲舒曾受主父偃陷害，几丧性命，“不敢复言灾异”，孟因“妄设妖言惑众”被诛，而京房最终也是因此丧身，焦延寿对京房的议论未尝没有可能是经验的总结。京房诚然是西汉象数易的杰出代表，他创立了一个八宫卦的系统，以象数架设起了一个精妙的世界图式，但并不能排除其中的灾异说的成份，他说：
故《易》所以断天下之理，定之以人伦，而明王道。八卦建，王气立。五常法象乾卦，顺于阴阳，以正君臣父子之义，故《易》曰：“元亨利贞。”
夫作《易》所以垂教，教之所被，未被于有无。且《易》者，包备有无，有吉则有凶，有凶则有吉。生吉凶之义，始于五行，终于八卦。从无入有，见灾于星辰也。从有入无，见象于阴阳也。阴阳之义，岁月分也。岁月既分，吉凶定矣。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六爻上下，天地阴阳，运转有无之象，配乎人事。八卦仰观俯察在乎人，隐显灾祥在乎天，考天时、察人事在乎卦。
京氏之《易》实际上仍是一种天人之学，它的本质在于推天道以明人事，根据天道运行的正常规律来调整人伦之道、君臣父子的正常秩序。也就是说，象数只是形式，只是为了使推论更易进行、更显科学性和更具说服力，而真正的目的则在于明天道，干人事。况且，即使在京房的《易传》中也并不见那些复杂的取象方法的运用，从师受教而无反映，果可信乎?
另外一则材料也可以给我们以更多的启发，李鼎祚《周易集解·随》“元亨利贞。无咎”下引郑玄说曰：
震，动也，兑，说也，内动之以德，外说之以言，则天下之人，咸慕其行而随从之，故谓之“随”也。既见随从，能长之以善，通其嘉礼，和之以义，干之以正，则功成而有福。若无此四德，则有凶咎焉。焦贑曰：“汉高帝与项籍，其明徵也。”
李道平疏曰：
兹所引焦氏云云，当《变占》中语也。史称汉高祖宽仁爱人，常有大度，顺民而定天下，规模宏远。又谓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卒亡其国。一众随而有是四德则兴，一众随而无是四德则亡，故云“汉高帝与项籍，其明徵也。”
这段文字以《易》卦比附人事的痕迹十分明显，而与上文京房对“元亨利贞”的解释也非常接近。此语不见于今本《焦氏易林》，可能是焦延寿另一部著作《易林变占》中的话。果若如此，在有可能是专门对《焦氏易林》进行解释的著作中尚且如此，又何论《焦氏易林》本身呢?唯一的解释就只能是那原本就不属于其中的应有之义。《系辞传》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以明吉凶。”但是在“象”与“辞”之间还应有一个过渡，吉凶已存于卦象的相互转化、制约之中，“辞”只是用来阐明吉凶的结果而已。既然如此，它就可以用形象的手段示人以吉凶，就不必字字皆从象生，就可以有赋文、有比文，也可以有兴文。尚氏《易林》研究可以说几乎将象数学的手段发挥到了极致，但并不符合实情。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囿于象数学的成见，必然会影响到对《焦氏易林》文学、文献价值的阐发，况且即使就它与象数学的关系而言，也有重新探讨和思考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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