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年馑

天府关中 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发源于甘肃渭源的渭河冲出秦岭，从汧山和陇山间进入一片平原。或者说，是渭河塑造了这片平原。亿万年来，裹挟的泥沙在步入黄河之前，在这里日积月累的囤积，最终形成东宽西窄的盆地型黄土冲积平原。 这块“新月沃地”位于陕西省中部，介于秦岭和渭北北山（老龙山、嵯峨山、药王山、尧山等）之间。西起大散关，东至潼关，海拔约325～800米，长约300公里，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因在函谷关和大散关之间（一说在函谷关、大散关、武关和肖关之间），古代称“关中”。春秋战国时为秦国故地，号称“八百里秦川”。 渭河由西向东，横贯渭河平原，干流及支流泾河、北洛河等均有灌溉之利，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如郑国渠、白渠、漕渠、成国渠、龙首渠都引自这些河流。再加上关中平原土地疏松肥沃，十分适宜耕作。“秦”字本意就是收获庄稼。《禹贡》把关中的黄壤土定为上上等，即是最适宜种植农产品的土地。经过周、秦、汉三朝的开发，以及秦、汉政府在关中大力兴修水利，使关中平原沃野千里，支援了关中都城的经济。西汉时，关中已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粟米的储备，牲畜的数量，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中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只占全国的十分之三，但却拥有全国十分之六的财富，充分显示关中在古代中国的经济地位。 关中不仅是陕西最富足的地方，也是中国最早被称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地方。“金城千里”指渭河平原四周为山原、河川所环抱，犹如一座规模庞大的天然城堡。关中南有秦岭，西有陇山，北面是黄土高原，再向北方和西北方，还有黄河天堑为屏障，东面也有黄河阻隔，四面都有天然地形屏障，易守难攻，从战国时起就有“四塞之国”的说法，所以汉代张良用“金城千里”来概括关中的优势，劝说刘邦定都关中。战国时期，苏秦向秦惠王陈说“连横”之计，就称颂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贸，沃野千里，蓄积多饶”，并说，“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这比成都平原获得“天府之国”的称谓早了半个多世纪。特别是从战国郑国渠修好以后，“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四周又有山河之险，关中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帝王建都的风水宝地。从西周开始，历时千余年，先后有秦、西汉、隋、唐等10代王朝建都于关中。 关中是中华文明的诞生地，这片沃土最早沐浴了文明之光。在上古传说中，神农氏曾教民稼穑。神农就是炎帝，也就是火神，他所传授的实际上是焚林垦殖。《孟子·滕文公上》中记载了三皇五帝刀耕火种的历史：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 从100万年前的蓝田人，到10万年前的大荔人，直到半坡文明，关中的黄土文明源远流长。距今6000年前，半坡人就以种植谷物为食，将丝麻织成衣料，营造房屋和墙垣，甚至养猪和制陶。在古老的《诗经》中，来自这片土地的风情数不胜数，“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可以说，关中平原直到战国时期，依然“山林川谷美，天才之力多”（《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史念海，198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兴土木，修建阿房宫，向关中地区大量移民，导致关中森林面积迅速减少，垦荒和农耕使人口迅速增加，土地的负担也日益加重。从先秦开始，十年九旱的渭河和黄河流域利用水利之便，成为中国文明的摇篮。另一方面，周期性的干旱和洪涝也使农业这种高风险的经济模式，常常遭遇残酷地打击和磨难。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先生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人生活的根本问题，常常可以从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蚀的棕黄色丘陵、浑浊江河泛滥的平原、百衲衣一般的绿色耕地，以及由简陋的茅屋、蛛网般的水渠和台阶般的梯田聚在一起的村落，这就是多少代人们弯腰驼背累死累活辛苦劳作的见证。那么多的人密密麻麻聚集在狭小的土地上。可以说，中国人为了维持生命，耗尽了有限的土地资源，还有人的所有智慧和忍耐力。就整体而言，两面临海的华南雨量充沛，但雨水又常常会把农作物生长所必需的矿物养料带走，因此只有珠江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可以获得沉积物补充，相对比较适合精耕细作的水稻农业；反过来，远离海洋的华北地区（黄河流域）土壤非常肥沃，但平均降雨量只有500多毫米，而且每年之间变化很大，有时相差30%以上。因此在风调雨顺的正常年份，北方农民可以勉强维持温饱，一旦遭遇周期性的缺雨干旱，则形成无法摆脱的年馑。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土地都被用来生产口粮，而不像欧美一样用来放牧。相对而言，生产粮食比放牧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但单位土地的能量产出也更高。同样的土地，水稻产量是小麦的2倍以上，而水稻的劳动投入也更高。对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土地资本是最紧缺的，而人和劳动的价值很低。人们必须依靠有限的土地尽可能生产出最大的粮食。相对洪涝严重的南方来说，华北地区则更是“看天吃饭”。华北自古“十年九旱”，这里的人们不得不世世代代接受旱灾和饥荒的诅咒。黄仁宇甚至认为，正是自然灾害的原因，中国才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传统。他的《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写道： 中国夏季风由菲律宾海的方向吹来，这气流中带有水分，但是并不能保障下雨，而需要由西至东，及至东北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以致温度降低，其水分才凝积为雨。这也就是全国农民的耕作物，全靠这两种气流适时碰头。假使它们彼此错过，则成旱灾；要是它们在一个地区经常碰头，则此地必有水灾，而有时水旱并至。只有庞大的帝国，才能对付这种问题。这情形也始于公元前。假使我们打开《左传》一看，内中有许多因灾荒而发生战争的情节。《汉书食货志》所说：“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姚善友从《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计算，中国历史2117年，曾有水灾1621次，旱灾1392次，其程度之高，值得朝廷主义。这种情形与《孟子》里面经常提出的“老弱转乎沟壑”及“若大旱之望云霓”有关。 西府蒙难 所谓“民国十八年年馑”，实际上从民国十七年就已经拉开序幕。从民国十七年元月各县向省府的报告中，惨不忍睹的文字就已经宣告了一场人家浩劫的来临。 陇县：现在树皮、槐于剥食无存，酸枣、草根搜掘殆尽。全县6区已实有灾民 8万以上，逃亡的5000口以上。不时有饿死人的消息，请求省上立即救济。 泾阳：因缺乏食物而上吊自杀身亡的有李坊堡的吴草娃，县东里的赵裁缝，瓦王村的王玉善，首张里的杨增全4人，此外，夏村里的岳文夫妇，因为饥饿难忍，先把自己不满3岁的小孩子活活勒死，然后夫妻双双服毒自杀。现在（民国17年1月），全县已饿死的有男45人，女20人。 白水：草根树皮早已被剥食于净。每天大路上东来西往的尽是饥饿的灾民。到处都有饿死的人。县城北马家堡，有个叫陈老六的，因为饥饿痛苦实在难熬，有意在食料中放了毒药，把全家6口全部毒死。 三原：灾民吃的多是棉花叶、茨荆之类，大程镇附近的灾民，把房顶上霉烂的梁椽拆下来，捣碎磨细掺入棉花叶、麸皮中，做成饼子充饥。不时有人因吃了这种饼而致死。 西安：1月15日天下大雪后，北风凛冽，寒气刺骨。省城内已无多少食品可吃，灾民又冻又饿。据公安局连日来的报告：北大街老菜市以东，东大街古物商店，盐店街风火洞口，新城南门外，北柳巷口，浸礼会门口等处发现男女数十人的尸体。 关中西府，地处八百里秦川最西部，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因为临近秦岭最高峰——海拔3500多米的太白雪山，这里大多数年份都降雨量充沛，堪比江南气候。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西府人提供了极其优越的生存条件。因此，像民国十八年年馑这样的特大旱灾极其少见，也因此给西府造成的灾难更为深重。很多经历过那场旷世奇灾的幸存者，提起“十八年馑”和“万人坑”来仍不寒而粟。 民国十七年到十九年（1928—1930）的这场持续大旱灾，波及整个华北，但受灾最重就是陕西，而陕西的重灾区则是人口密集的关中，其中又以西府的悲惨为灾中之重。往年风调雨顺的西府连续三年没有下一滴雨，碌碡三年没翻身，路上的尘土厚得能埋人。三年六料颗粒未收。 从民国十七年开始，西府全境就夏秋无雨，冬季无雪，麦种子下地如同搁在楼顶，根本发不了芽，夏秋连料绝收。苦不堪言的农民期盼改过年去，时来运转风调雨顺，哪料民国十八年又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这场雪上加霜的大旱灾，使很多家无隔宿之粮的贫苦人家顿时崩溃，一场席卷西府全境大饥荒铺天盖地而来。“十八年年馑”从此成为西府人心中最可怕的字眼。 据说当时，宝鸡县一带热风时起，自春至秋滴雨未降，大旱12个月，井泉枯竭，河道断流。宽阔的渭河往日可以通舟舸，而当年却在河道里行马车。甚至连根深叶茂的多年老树也大半枯萎。依靠杯水车薪的井水灌溉，夏粮勉强收成了不到两成，而秋粮干脆就颗粒未收。往年绿野千里的渭河平原，如今整个赤地千里，满目苍凉，令人惨不忍睹! 《宝鸡县志》记载：“民国十七年宝鸡亢旱十二个月，禾苗尽死，夏秋无收，粮价腾飞，人曾相食。”“民国十八年，天大早，全年无雨，渭水涸竭，车马通行，禾苗枯死，颗粒无收，亩地换小麦一斗，草根树皮食之殆尽．灾民为了生存，拆房卖地，鬻妻卖子。换粮糊口．无奈中壮者外逃求生，弱者坐以待毙，乞讨者甚多，饿殍遍野．” 《岐山县志》这样记载了当时的惨状：“无麦无禾，麦仍失种，山童赤地，菜根亦断，拆房卖薪以糊口，然斗麦价七八元，房尽而粮仍绝。”当时囤积有粮食的豪门富户乘机抬高粮价，斗麦从四无角钱猛增至二十元（银元）。草根、树皮掘食已尽，许多村庄已经十室九空。眉县马家庄原有31户人家，竟有28户因灾绝户。 为了求生，灾民们纷纷涌入城市，白天乞讨于街头，晚间露宿檐台。不少人饥寒交迫，贫病交加，口吐黄水，断气声绝，陈尸道旁，填于沟壑，也无人收尸掩埋。鉴于此，民国政府只得在宝鸡市西门外挖了两个深坑，名曰“万人坑”，将尸体扔进坑内了事。 在扶风县，贫苦农民饿死者日有所闻。扶风县城和绛帐镇平均每日死亡者不下百口。廊檐、街道死尸横陈，时值炎夏，不及分别掩埋，遂掘坑集中掩埋，亦有“万人坑”。扶风全县原有人口160415人，当年死亡52170人，外逃12337人。县东乡的南寨子、南郡村甚至已经绝了人烟。 相比较为富庶的宝鸡、岐山、扶风，千阳、陇县和麟游县更是赤野千里，青草全无，苗尽枯槁，饥民盈野，草根树皮剥食殆尽，饿殍载道。凤县“饥民以树根、树皮为食，入山逃荒者络绎不绝，横尸遍野”。凤县西门外同样也挖了万人坑，以收集饿死饥民的尸体。 更为可怕和诡异的是，在这场持续巨旱的惨境中，扶风县在这年冬天竟然遭遇到了特大暴雪。这场暴雪并不是什么瑞雪，而是落井人遇到的从天而降的巨石，直接将苟延残喘的饥民置于绝境。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连降大雪十余天，平地伸及人胫。腊月初又降大雪，气候极严寒，渭河、沣河全部封冻，冰厚近二尺。兽力于冰上行走畅通无阻；百年柿树、石榴树被冻死……正月十四、十五又两降两天大雪，雪片大似铜钱。北部山区道路阻塞，狭口雪深丈余无法行走……贫民有冻掉手指、足趾的……全县死人达六分之一”。这年腊月，与扶风相邻的岐山县也“遭受大风雪，饥民多冻死。” 据陕西省“赈济会”关于“十八年年馑”的当时统计显示，凤翔、扶风、岐山、眉县四县受灾306678人，死亡186322人，出逃43440人。大灾之后，凤县人口减少了6万人。 这场漫长的灾难并没有结束，民国十九年，西府地区继续干旱，不少县甚至持续干旱到民国二十一年。在此期间，各县又发生了春寒霜冻、暴风、冰雹、黑霜等自然灾害，收成大减。这一年，旱灾还没有结束，蝗灾又起。民国十九年六月，蝗虫成群，遮天蔽日，令人生畏，所到之处禾苗被扫食殆尽，收成无望。 这场千古奇旱，最后在一场暴雨酿成的水灾中结束——当雨来临的时候，竟也是一场灾难。民国二十年夏，头年遭遇暴雪的扶风再次遭遇暴雨，渭河河水暴涨溢出堤坝，渭河两岸水深过丈，秋庄稼悉数被淹，窑洞因暴雨淋浇而崩塌，劫后余生的农民几乎在劫难逃，死亡极其惨重。稍晚一些时间，眉县也连降暴雨，山洪爆发，冲毁庄田，平川一带尽成泽国，墙倒屋塌，人畜淹死者无数。宝鸡渭河南岸地区暴雨成灾，洪水溢出清姜河两岸，益门桥被冲毁；麟游西部突降暴雨，杜水河涨溢，庄稼被淹150亩；凤县秋雨连绵，导致山洪爆发，嘉陵江水泛滥，冲毁农田225亩，冲毁房屋123家，死亡26人…… 赈灾救济 从民国十七年至民国十九年，不仅关中和华北，事实上全国各地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灾荒。各地为了有效的组织人力、物力进行赈灾救济工作，从民间到政府纷纷成立了赈灾组织。陕西省于民国 十七年成立了“陕西省救灾委员会”，并在各县成立了“救灾分会”。民国十八年，南京政府成立“全国赈灾委员会”，并公布“民国十八年赈灾公债条例”，规定自本月起按票面九八折发行赈灾公债1000万元，利率月息8厘，由财政部指定在关税增加收入项下拨给还本付息基金，10年内还清本息。 由于陕西的灾情特别严重，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重视，民国十八年9月，“全国赈灾委员会”派出“西北灾情视察团”赴陕。视察团抵达西安后，陕西省赈务会（即原省救灾委员会）以及民政教育等政府官员陈述了灾情，期望得到国内外各界重视与支持，拯救陕西灾民，否则“陕西将有灭绝人种之危险。” 视察团一行于次日来到西安附近的西北二乡、东菜园、含元殿、孙家湾、坑底寨、二府庄、大白杨、火烧壁、西十里铺等地视察。只见秋田枯萎，焦如火焚，玉米只有一尺来高，收获不足一成。地里的棉花也只有一拃高。农民家里吃的只有糠秕，有人甚至吃白土度日。视察团的车子行驶了不到5分钟，遇见路旁饿死者就达10多个。行走中，忽然觉得一股奇臭扑鼻而来，仔细向当地人一打听，才知那是“万人坑”里死尸腐烂后发出的恶臭。走到“万人坑”，大家看到了更凄惨的景象，偌大个土坑，塞满了尸体，四乡仍不停地往这里运死人，都来不及掩埋。目睹这番惨象，视察团向全国各大报馆拍电通报灾情。 12月1日电。上海日报公会，南京复旦社，天津《大公报》，北平《益世报》，前外茶儿胡同十四号马芷庠先生均鉴：关中友重各县，除渭滨滩地稍有收获外，余皆秋收毫无，麦多未种。行其野田地荒芜，蓬蒿没胫。草丛中不时发见破烂衣服与零乱骸骨，盖未经掩埋已被禽兽啄食净尽之路毙也！入其村但见室多泥门堵窗，无人居住，盖自人春以来，俄毙者先后相继，多至绝户。村人埋不胜埋，只泥堵其窗户，希图苟安于一时，以致近日各县疫病流行，死亡枕藉。传染既易，死者益多，尤以省西之眉县、乾县、礼泉、武功、扶风等县，渭北之大荔、蒲城、澄城、合阳、三原、泾阳等为最甚。现天仍亢旱，洼地麦苗且日已枯死，滨水之区亦尘深尺许、高原更可想见。且人秋以来、陕南兴、汉所属共五县，亦迭遭水、旱、蝗、雹、匪各灾，日加惨重。灾民除采自树皮草根水之浮萍外，并有掘食一种白土，俗名“观音粉”者。食用既久，往往腹中结成石块，膨胀以死，灾情如此、中外善士若不设法救济、全陕将不免有绝人之患。王淡如、蔡雄霆叩东。 次年2月6日的电文： 顷据调查员报告！吾陕各县秋获未收，冬麦未种。兼之战争复起，交通又梗，灾民际此，惨痛愈甚。尤惨者，妇女被人贩卖者计达10余万，沦为娼妓者亦为数不少。长此以往，陕西人种将濒临绝境。又西安一带，于冬日落雪，厚2寸，但野无青苗，与灾无补，反令饥民冻馁，以故死者日益增加。王淡如、蔡雄霆叩鱼。 在省内外无数绅士学者的奔走呼吁下，全国不少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及个人纷纷捐款捐物，支援陕西赈灾工作。至民国十九年初，共收到赈款1489500元，其中南京政府、全国赈灾委员会、冯玉祥、于右任、胡次珊、宋哲元等人及上海红十字会、北平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都捐了大量的款项。此外，还收到了几乎是从全国各地零星募捐来的款项 37700多元。其中，有捐几百几千的，也有捐几十的。有个捐款人署名“人民自卫团隐名氏”的捐了1元钱。 《同官（今铜川）县志》的“合作救济志”一章，记载有“民国十七年，自夏至冬不雨。十八年，旱灾，大饥，斗粟七元余，人食树皮树根殆尽，死 者无算。省赈会发赈二千元，面粉二百袋，华洋义赈会发洋一千元，省政府拨发种籽费三千元，地方捐赈六千三百六十八元”。 民国十八年这一年期间，陕西省赈务会代表奔走于南北诸省，一方面努力募捐，一方面从汉口和上海等地购买粮食。另外还获得赈灾公债200万元，实得133万元。这些钱物粮食等对于陕西八百万灾民来说虽是杯水车薪，但还是解决了一部分灾民的困难。 同时，陕西赈务会在西安地区设立了妇孺收容所，收养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儿童。第一收容所在四川会馆，第二收容所在城隍庙，第三收容所在一家平民住所，第四收容所在红十字会，第五收容所在商县会馆，第六收容所在城南兴善寺。西安四周及各县也都设置了施粥厂，由赈务会发给受赈者食粥票，填明地址姓名，并造册给粥厂存查。施粥时，检票员查验食粥票，核对底册，然后饥民持竹签排队进厂，男女分列，老弱在前，少壮在后，每人一勺。为防止饥民饱食过度撑死，每人最多只能吃两勺。食粥后竹签收回，食粥票发还本人。 在办施粥厂和收容所的同时，省赈务会还积极进行了平粜、开渠、区田、凿井、筹赈等等事宜。民国十九年（1930），国民党元老、华北慈善会会长朱子桥来陕赈灾，在灾情最重的扶风县参拜法门寺，朱子桥在此起草了《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义赈》，呼吁全国各界继续赈灾。 霍乱之乱 与西府相比，西安和东府的境况或许更糟。民国十五年刘镇华围困西安300余日，饿死者过半。解围之后，西安人还没来得及恢复元气，一场大天灾便接踵而来，过去没有死于兵匪之患的人们，如今又在劫难逃地流离辗转，死于沟壑之中。这场大饥荒使官商云集的省会西安城中，到处都是没有人管的饥民饿殍。一波接一波的灾民逃难到城市，饥寒交迫的难民使西安陷于崩溃之中。 宗鸣安先生在《西安旧事》（西安出版社，2009年）中，对西安的遭遇有许多详细的记述。书中叙述道，父母不忍孩子饥饿痛苦，有的一狠心就直接把孩子掐死，还有的人饿极了，竟然吃起人来。书中有许多记录当时惨状的珍贵照片：有一幅是一家几口人饿死在西安街头，有几个在人行道上的，被人们堆上一些土掩盖了一下；另一个在马路上，只穿着短裤，倒毙在街头，却无人来管。周围的人，有的在做自己的事情，行色匆匆，仿佛没有看到一样；还有的人，在家门口看着。有一幅是宜君县灾民，一个母亲倒毙在那里，旁边至少有三个大概只有不足五岁的孩子，一个只有上衣，另外两个全身赤露，饿死在外面。母亲的旁边还有一个竹竿或木棍，或许是用来轰赶恶狗的，也或许是用来支撑已经完全无力的身躯。 历经过大饥荒的老人们如此诉说饥饿而死的感觉：走着，走着，就跌倒了，人就死了，像是睡着了一样……如今再回首那一段不看回首的苦难岁月，不得不悲叹，在大自然的淫威之下，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卑微可怜，又是多么凄惨多舛。 在连续4年水深火热的人间浩劫之后，民国二十一年（1932）春夏之间，眉县、宝鸡、岐山、陇县、麟游接连遭受热风袭击，地里的庄稼在大风中成片枯死，甚至残破栖身的屋顶上的青瓦都被风刮得如同树叶般飞落。连着热风又是黑霜，刚挺身的麦子被黑霜一举打死；紧接着，又是冰雹突降，庄稼地里跟磙子碾过一样，狼籍凄凉惨不忍睹。凤县先是出现了二月春寒和霜冻，春苗都被杀死；紧接着7月在苇子坪、谷叉河一带突降冰雹，大如鸡卵，人畜被砸死打伤无数，秋作物悉数被毁。而在凤翔、陇县和千阳则发生了水灾。 屋漏偏遭连阴雨。灾难并没有到此结束，灾难深重的西府被推入又一个深渊。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之后，西府地区爆发了“真性霍乱”，又称“虎烈拉”，人们也叫“转筋霍乱泻”。这种传染病的最大特点是传播快、发病快、死亡快。在瘟疫最严重时节，虢镇每天死于此病的多达四五十人，高家陵村31户病亡死绝。 在疫情最为惨烈的虢镇，人们在南北两头挖了两个“万人坑”。刚开始，先死的人还用棺材成殓；等到越来越多的人感染死亡，棺材已经不够用了，只好用席子一卷；等到后来，很多人家全部死绝，最后死的人往往已经没有人去抬尸掩埋，暴尸于家中无人过问。一群一群的野狗走街串巷，入村进户啃食死尸…… 虢镇当时有段顺口溜： 李四早上埋张三，中午李四升了天。刘二王五去送葬，月落双赴鬼门关。 当时，陇县县城一天病死近百人，从东街到西街死于疫情者达1200多人。千阳县城死于“霍乱”的也不下千人，城南平江营与三义庙处都有葬埋病死者的万人坑。 因为南北都是山，当时关中地区经常有狼群出没。在瘟疫袭击之下，很多村镇人烟零落，死亡的气息引来狼群袭击。一些没有病死饿死的老弱妇幼，最后又遭遇到了狼群的屠杀和残害。这种耸人听闻的惨剧，在当时几乎不绝于耳。 一般而言，青壮年男子所消耗的基本热量最高，所以一旦遭遇饥荒断炊时，男人往往很容易最先饿死。清末民初的中国正是缠足陋习最为严重的时期，几乎每个女孩从五六岁开始就被人为折断脚趾骨，使其终身行动困难，沦为炕前灶头的生育工具和做饭机器。家庭主要支柱的男人一死，剩下的老人女人和孩子往往没有任何求生能力，因此最容易招致狼群入户袭击。 凤翔因瘟疫病倒9000多人，其中6740多人丧生。凤县亦有千余人死亡。因为是烈性传染病，亲友们也不敢探望，即使死者也没有敢去掩埋。在这场席卷西府各县的超大疫情中，灾后刚刚恢复绿色生机的田园，重新变得一片荒芜。渭河两岸横尸遍野，野狗成队，野狼成群，村村无鸡鸣，户户少炊烟，到处一片死寂破败的末日景象，令生者欲哭无泪。 这场霍乱之灾过去之后，官方进行了统计，西府五县感染患病者共计20194人，死亡12861人。其中岐山病死130人，麟游县病死89人，凤翔县病死6740人，眉县病死1189人，陇县病死4713人。在近代瘟疫灾难中，这场被遗忘的霍乱所导致的死亡人数之多可谓触目惊心，骇人听闻。在连续多年的自然灾害之后，无处不在霍乱所引发的社会恐惧几乎摧毁了这里的一切。 痛定思痛 关中与陕南山区、陕北高原并列陕西三大地理板块，而关中人口最为密集，也最为富庶。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自古就是中国黄土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中国皇权文化和大一统国家体制的摇篮。关中作为周秦汉唐四大强盛王朝的立国之基，绝对是黄河流域的第一富庶之地。关中的农业历史最为悠久，几乎可以作为中国农业经济模式一个典型标本来看待。虽然华北地区号称“十年九旱”，旱灾几乎是家常便饭的自然灾害，但渭河流域的关中盆地相对黄河上游和下游来说，灾害的频度要小得多。或许正因为如此，持续数年的连续灾害最终酿成极其惨重的民国十八年年馑。 如今，这场灾难已经过去整整80年，回首这段历史，许多导致这场旷世灾难的肇因越来越清晰地彰显出来。 首先，粮食产量限制。在传统农业经济中，单位土地的粮食产量几乎没有太大变化，“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晁错语），也就是说每亩产量为120斤。以关中的主要作物小麦来说，一般均产为百余斤。根据历史资料，民国18年全国平均小麦亩产为146斤；民国24年渭南县平均亩产88斤；民国28年华县平均亩产只有可怜的34.7斤。这尚且是没有遭灾的正常年份的丰收亩产。如此低的粮食产出不仅跟今天无法相比，就是跟古代也是相比也存在很大差距。秦汉时期高产样板田产量可达到近300斤，可见农耕早期土地肥力非常好。2004年关中夏粮丰收，创历史最高纪录。岐山县40余万亩小麦平均亩产为368.6公斤，即737斤。 其次，农业技术落后。因为种子限制，2000多年来关中农业一直延续稀植习惯，每亩小麦下种10斤，苗数10万株，成穗20万株，理想产量200斤。如今抗倒伏种子可以做到密植，下种和产量都翻了一番以上。农药技术和化肥技术在民国时期几乎还是梦想，仅有的人畜粪尿远远不能解决土地肥力下降的困境。同时，被人类彻底驯化的植物其生存能力是极其脆弱的。有一点农业知识的人都知道，在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拔青的季节或者玉米抽穗的季节，不要说持续干旱几个月，就是干旱半个月，粮食减产都会非常严重。事实上，在民国十八年大旱中，连种子发芽都成为一种梦想。 第三，灌溉技术限制。在持续干旱的情况下，一般只能采取人工灌溉技术。关中属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季风气候，降水量不够充沛，季节性变率大，时空分布不均匀，水一直是制约关中农业的瓶颈。关中土厚而泉深，郑国渠帮助秦国从这里崛起，这块“神皋沃区”在汉唐之后盛极而衰。隋唐时代，朝廷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不得不建立东都，常常去洛阳“就食”。自唐末黄巢之乱，大灾大旱的噩梦不断，人相食不绝于书。自古关中都极其重视兴修水利。民国时期，关中原有的古代水利设施绝大多数已废毁，杨虎城和李仪祉新修的水利工程或未竣工，或难以发挥效益，关中绝大多数农田已经退化成靠天吃饭的旱田。以民国38年的东府为例，华县有耕地46.69万亩，可灌农田仅1.21万亩；渭南县142.59万亩耕地中只有1.37万亩水浇地，大县大荔耕地面积为182.09万亩，水地仅有4万亩。可见关中地区水田仅占全部耕地的1~2％。如此微不足道的水田比例，若遭遇大旱只能仰天长叹了。 值得一提的是，水泵技术在当时尚未得到运用。由电力驱动的水泵要比人工汲水效率高得多，提取地下水以弥补降水量是现代普遍的抗旱手段。而在当时，由于渭河干涸泉水枯竭，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导致大多数水井干枯见底。在没有任何现代勘探技术和机械技术的条件下，挖掘深水井费时费力且危险，成功率也不高。即使挖掘成功，极低的水位只能使用辘轳摇水，汲水实属不易。干旱到极点时，人畜饮水都困难，更不用说以水浇地了。 第四，政治腐败动荡。这场巨大灾难降临时，正是中国由北京的北洋政府向南京中央政府转换时期。连年的北伐内战引发了国内持续的政局动荡，刀兵四起，铸犁为剑。政府机构脆弱不堪，从国家到地方，官员如同走马灯一般极不稳定。灾难发生前的西安围城和全省性的“剿匪行动”早已经使国家和社会弹尽粮绝，濒临崩溃。这场灾难发生时，朝不保夕的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既无力提前警告，又无力灾后施救。民间不少富户豪强囤积居奇，不仅见死不救，反而大发国难财。老政府和新政府都缺乏有力的备灾备荒准备，无法进行有效的应对。相反，建立在农业经济上的税收政策使农民负担极其沉重，连年不断的破坏性的战争将损失和成本都由农民承担。在层层盘剥之下，大多数农民在丰年可勉强维持，一旦发生意外灾难，毫无回旋余地和自救能力。虽然新成立的南京政府在赈灾过程中扮演了光彩的角色，但面对遍及全国的巨大的灾难，几无家底的中央政府对关中年馑所能提供的救助依然不过杯水车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在连续的旱涝蝗冰疫五毒俱全的巨灾之下，大多数人的悲惨命运已经注定在劫难逃。 民国二十年（1931年）5月19日，于右任先生在一份官方报告中批评道：“自民国开国后，不论北洋军阀势力如何顽强，但南有粤而北有陕，革命之势力总时时与军阀奋斗。总理所倡导之义举，陕西亦无役不从。当时在南方则地方富庶，尚有华侨供给，在北方则无一可恃。粮也要穷百姓供给，草也要穷百姓供给，军中一物一事。无不要穷百姓的汗血钱，故地方已精疲力尽。” 第五，交通困难。民国十八年时，陇海铁路尚未修到西安，连年战争也使铁路运力极低。汽车和公路在当时尚属新鲜事物，公路建设刚刚起步，且是土路，也不存在全国性的公路网。汽车刚刚出现在洋人的租界，汽车作为运输工具在当时中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全部进口的汽车和汽油实在是太昂贵和太奢侈了。当时的运输工具主要靠船和马车，河道干涸使船无法行驶；马车运输因为本身消耗大，效率极低，而且兵荒马乱，抓夫派差，使民间运输几乎断绝。地方势力的武装割据也使交通阻隔。交通困难一则使难民无法逃离灾区获得救助，二则使赈灾救助无法及时送到灾民手中。据当时的记录，往关中运去一石米的路费竟然要花费10石米，如此高昂的交通成本也是造成灾荒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南京政府新立，励精图治，动用一切舆论，使关中饥荒引发全国关注。虽然各方人士捐募的粮款在外省待运，只可惜全国交通环境恶劣，局势动荡不定。为防止被地方军阀土匪劫掠，上海、徐州、蚌埠、丰台等地的赈粮只能小批小批地运往陕西，使灾荒最后扩大。 第六，鸦片之害。鸦片最早作为权贵的奢侈品被英国走私进入中国，从而引发两次鸦片战争，最后导致清政府倒台。进入民国后，屡禁不止的鸦片已经成为大众消费品，中国也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鸦片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清末时期，中国男子中瘾君子比例一度高达70%；民国时期，吸食鸦片的比例依然在总人口的10%以上。鸦片税成为政府的主要税源。鸦片经济的兴盛，一方面使无数农民因吸毒而致贫致病，另一方面占用大量耕地，挤占本来就低至温饱的粮食生产。 党晴梵于民国二十年在《陕灾月刊》上撰文指出：“在关中西部的眉县，水田肥地皆种烟苗，农民大多吸食鸦片，致使粮食异常缺乏，而农民体力又弱，一遇旱灾，即束手待毙。村落为墟，田地荒芜。”饥荒发生时，瘾君子无疑成为最早一批受害者。吸烟者一般为男人，一旦鸦片断绝，吸烟者顿时崩溃。失去男人保护，行动不便的小脚女人和老人孩子也随之陷入困境。另外一点，当时尚未进入商品时代和石化时代，用于制作衣物的棉花同样需要占用大量耕地，使粮食空间更加受到挤压。埃德加·斯诺当时在华北游历访问，他发现无论走到哪里，大片大片上好的土地上都种着鸦片。 不应忘记，鸦片在当时还具有货币功能。 第七，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学鼻祖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呈代数基数增长，因此人口的增长要快于粮食的增长。当人口超过粮食所能供养的极限时，就会发生饥荒、战争和瘟疫，由此产生的大量死亡导致人口减少，使人口与粮食重新恢复均衡。在传统农业时代，人类发展屡屡进入马尔萨斯陷阱，在“削减”掉大量人口后，重新回到太平盛世。民国时期的中国刚开始工业化进程，但连年的战争使发展步履维艰，农业和传统手工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体，工业和商业所占比例极低。也就是说，90%的人口都是生产粮食的农业人口，粮食剩余本来就极其有限，而且都被新增加的人口所消耗。 进入民国，中国人口增长开始加速。民国十八年，中国人口已经达到破纪录的5亿，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上，这无疑是一个人口极限。就陕西而言，民国十八年年馑之前，人口总量达到1300多万——这是70年后全省人口又一次超过1300万。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陕西人口第一次达到1394万，不久关中即爆发了残酷至极的种族大屠杀，到光绪五年（1879），人口锐减至772万。短短10余年间，全省人口损失高达622万，有一半左右人口死亡。民国十八年年馑如同同治大屠杀的重演，只不过将人的屠杀换成了大自然的屠杀，活生生地将人口强制减少了一半。 一场巨大的灾难总是因为很多不祥的因素偶然地相遇在一起，我们很难说哪个因素不重要，或者哪个因素很重要。灾难的发生或者是一种偶然，但也意味着一种必然。灾难之所以发展得如此深重和残酷，是因为很多最糟糕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顺着这个线索，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原因，比如气象预报能力低，或者医疗水平落后等等。《农民日记》的作者侯永禄曾经记录下他母亲的一段话： 我一辈子养过10个娃，现在只有你一个在我跟前，就你二姐五姐在世，那7个都不在了。你三姐贞芳结婚不几年患痨病死了，你妹子京叶5岁害病，让你去街上抓药，药还没抓回来人就死了。还有以前早生的那4个娃，连名字都没起就死了。 如果我们将这场灾难同其它发生在关中、中国和地球上的类似悲剧相比较，或许我们就会明白老子曾经说过的那些话的良苦用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永远是卑微的、脆弱的。 多灾多难 农业经济从来就是充满风险的，这种守株待兔、枯燥无味、极其辛苦的劳动模式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能承受和忍受的民族。人本来就是自然之子，而农业几乎全依赖自然的赏赐。即使在农业生产技术已经取得巨大发展的今天，自然变化仍是影响我国粮食生产，乃至农业波动的主要因素。 从历史上看，位于季风区的中国一直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依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统计，“中国每6年有一次农业失败，每12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2200多年间，中国共计有1621次大水灾，1392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和水灾同时出现”。以黄河为例，这条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民国以前的2500年间决口1500多次，改道26次，真是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一个以农业为主要谋生方式的民族，是无论如何对付不了如此密集、暴烈的天灾的。即使风调雨顺的年景，收成也有限，能挣个温饱就已经不错，一旦遭遇凶年，转眼间就会衣食无着，难以为生。随着自然灾害频繁地出现，人们时常遭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确实就是“糊口经济”，至少对大多数底层民众来说就是这样。 奇异的现象是，天灾似乎总是与人祸结伴而行。近代中国可谓灾难深重，左手鸦片、右手钢炮的洋人，与国内的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白彦虎等大规模的战乱杀戮，此起彼伏，杀声四起。与一场场人祸相伴而行的是天灾：光绪2年（1876年）华北连续三年大旱，黄河中下游地区有1300多万人死亡；光绪22年（1896年），一场台风和海啸扫荡了刚刚诞生的上海，10余万人遭遇没顶之灾。 进入群雄争霸的民国时期以后，饥荒已经如影随形成了中国人的家常便饭。当时中国人口出生率极高，一对夫妻动辄生七八个孩子，但人口却不见增长，原因是婴儿死亡率奇高，生的多死的多，死的多又必须生的多。在如此恶性循环中，人命如蚁。据出生在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到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 “江山千万里，家国四十年”。现代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战争与爱情》中写道：“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实在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野蛮的时代啊。你会相信，哪儿还有人把闷死的幼儿，在锅里蒸着吃？你会相信，有人死了，家人不敢葬，因为葬下去，可能被挨饿的饥民偷去吃了呢？” 民国二十四年，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四川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一张人吃人的照片亲自交给蒋介石…… 民国三十一年，即公元1942年，“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河南全省110个县、1000万众陷入灭顶之灾。在这场人祸天灾中，共有300万人饿死。经历过十八年年馑的关中竟然成为河南人的诺亚方舟，有300万河南人挑着扁担西出潼关流入关中，这也成为关中“河南担”的出处。刚刚修通的陇海铁路沿线，都是饿死、病死和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因为报道这场大饥荒而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在这场饥荒过去整整70年之后，冯小刚将这一天灾人祸的历史悲剧搬上银幕。 事实上，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个最后的农业时代，犹如传说中的“天谴”一般，不幸的中国遭遇到旷古未有的大自然报复，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所记载的大规模灾难就数不胜数：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