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一篇科普说月经周期可以重塑你的大脑。月经周期的激素分泌水平波动会对情绪和行为带来一定影响，这已众所周知，但对记忆和信息传递效率，甚至口头表达的影响却并没有很多研究。目前的研究发现基本能确认雌激素刺激大脑认知区域，已观测出大脑区域的厚度在月经周期中发生波动——无论灰质还是白质都有变化。但由于研究样本数过少，所以尽管研究表明，大脑的某些区域可以与月经周期中的激素波动来进行重塑，但研究者警告说，这些研究并不意味着记忆或认知受到影响。但自我体感还是觉得有影响的，也可能是注意力被身体状况干扰所致，或者情绪所致？
咳。前天咳得半夜爬起来找药吃，早上又从冰箱角落里翻出陈年枇杷膏，慢慢好转。嗓子还哑着但已经不再只是气声。偶尔会有这几天好多话没说好的遗憾。但也无妨，听也是沟通的必需。
昨晚听老妈讲过去的故事。先讲起家庭历史，因为家里代际年龄差都很大，我对外婆还有稍许印象，外公就只有照片上的记忆了。嗯，昨晚理清了一些时间线和人物关系。后来老妈讲起她小时候1950年代的动荡感。
她说邻居有一家是做蜡烛生意的，开蜡烛行在那个年代没什么生意，只过年时有阵子忙些。蜡烛制作就在家里的地下室，两层楼住家，顶上有个小阁楼。老夫妇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吧，女儿是小妹妹，当年是跟我老妈差不多大的孩子，也时常一起在巷子里玩。有天放学回来看到巷子里好多军警人员且被围了起来，是这户蜡烛坊人家。
蜡烛坊家的儿子解放前为国民党工作，解放前夕不知为何没有走。之后，这户人家一直藏着四口人——一个儿子的一家三口和另一个男子，从来不出门。但还是事发了，某日，儿子在阁楼窗口透气，被远远的暸望者察觉到了，于是上门抓人并挖地三尺。全家大小都被抓了，俩国民党男子被认定为特务被枪毙了，父母老迈保外就医，另一儿子痨病患者也保外就医，三人都很快去世。小妹妹和那个躲藏的孩子年纪小无涉，很快释放。躲藏的嫂子被判了几年，出狱后在原来屋子隔出的一小间，三人相依为命。
事发后邻居想起，难怪他们家每日买菜卖得特别多，难怪要问他们家借个葱姜酱醋他们会热心答应后关门回去拿了出来，不会让人跟进家去拿。最让我觉得好有电影感的，是我妈说，后来，那个一直关在屋子里的孩子跟她们说，他早就在门缝窗缝里认识她们了。可外面自由嬉戏的她们却不知道他的存在。
听这种故事总想问后来呢，后来他们怎么样，好像很希望听到他们能如何快乐地度过一生，用这样的结局抚慰悲惨故事的心情。但现实往往不会那么童话，老妈说只知道那个小妹妹后来在哪个厂里工作，好歹有收入。我说那个小男孩应该读书之后顺利工作了吧，老妈说好像也没怎么读书就进厂上班了。再后来也没了联系。
老妈说，当时这种家庭应该都是有人监视的，说这躲藏的男人只出门过一次，后来也被人揭发了——某日从后院边门外坐黄包车外出。我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有多恐怖多焦虑，只是脑中一直浮现的都是二战时躲在地下室的犹太人的模糊影像。
继续读韩炳哲的《倦怠社会》。谈及深度无聊对于创作活动的重要意义时，指出现在是过度的刺激、信息和资讯从根本上改变了注意力的结构和运作方式。因此人们的感知变得分散和碎片化。此外，日益增长的工作负担要求一种特殊的时间和注意力的管理技术——多工作业——反过来也影响了注意力的结构。多工作业并不代表文明的进步，它更像一只正在进食的动物必须同时防敌，还要保护自己的后代和伴侣。所以动物不能专注、沉湎于眼前的对象，因为它必须同时注意背景环境。人类社会越来越类似于自然捕猎区，而人类在文化领域的成就包括哲学思想，是要归功于我们拥有专一而深刻的注意力的。
他从一个走路而无聊的人开端。行走方式让他感到深度无聊到想改变时，有了舞蹈出现的可能。但舞蹈花哨的脚步显得过于铺张，完全不符合绩效原则的要求。所以现代这个躁动不安、多工作业的状态下，如何才能有创作呢。“由于缺少安宁，我们的文明将逐渐终结于一种新的野蛮状态。”
书的结尾外二篇其一讲到节日，与最近热闹的五一调休讨论倒是挺合拍呢。首先，节日是什么？节日这一特殊时刻是和庆祝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节日的存在，时间不再是一连串飘忽即逝、仓促的时刻。人们在庆祝节日时，如同巡视一个空间，逗留其中。这不正是我们在期待即将来到的节日（假日）时的美好之所在吗。
不少哲人论述过艺术与节日的特殊关联。艺术也会带来特殊的时间体验，让我们学会停留。节日是不会消逝的时刻，所以它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神圣时刻。
节日是不同于平日，它必须有神性参与，这才能使平日里不可能之事变得可能。节日里，人们与神同在，自身也变成了神。当人们游戏时，神感到喜悦，同时人们也为了神灵而游戏。日常我们从事劳作或生产时，我们不再与神他他同在，也失去了自身的神性。这就是我们在节日以及节日即将过去时的喜悦与不舍感呀。
节日和庆典都拥有宗教的源头。当平凡的日常生活结束时，节日便开始了。一些仪式、通道和门槛区分了神圣和日常领域，如果没了它节日，便只剩下庸常的、转瞬即逝的时间，并且全部被用于工作。神圣时间是充盈的，工作时间是空虚的。谁说不是呢？
如今的我们是否还能拥有节日呢？尽管节日尚存，却不再拥有其原本的意义。当下的功绩社会每个人经营着自己的营地，但不同于规训社会之处在于，人们同时是犯人和看守，受害者和施暴者，主人和奴仆。我们进行自我剥削。自我剥削比他者剥削更有效率，因为前者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感觉——或者说错觉吧。所以，过劳症的最初症状是一种极度狂喜，患者无比兴奋地投入工作之中，直至最终崩溃。
所以，哪有什么节日啊。我们在这叠加了规训和绩效的双重压力下，战战兢兢地过着日常的无意义生活。我们想追求的极度无聊时刻会不断被新的讯息通知打断，不断地被我们听说的励志故事鞭策或诱惑，无法拥有那神圣的充盈时间。
亚里士多德说自由人是那些无须顾虑生计、摆脱了其束缚的人。所以，工作的人是不自由的人，哪怕你在假日里正在逛博物馆。因为艺术缘起于节日祭拜仪式中，在神圣时刻让艺术品拥有了神圣意义。但随着神圣意义被展览价值和市场价值所取代后，博物馆和银行保险柜成为了艺术品的蒙难所，它们是无时间性的。
书的结尾处说，“我们应当把商店改造成一个庆典场所，在其中生命才能获得应有的意义”。嗯，想想还是算了，我就认了展览价值来表现神圣价值吧——改造成博物馆就好。
这个周末好迷你吧。周末开始了——周末结束了。周末这种劳动力再生产的休息时间都无法保障，还奢求什么节日的神圣时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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