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的天气看起来毫不相干似的。昨天下了一整天的冷雨，在实验室走廊尽头看外面院墙处的润湿浓绿，冷风从玻璃门缝隙卷进来时感谢有白大褂在身。大实验室不知道哪里，听起来像金属顶被雨敲打的声音，在开机器的时候格外让人警觉，怕是机器又坏了发出异响来。另一边窗外却是叽叽喳喳的鸟鸣声，是一天没出门的鸟儿挤在一起聊天吧。
直到昨晚睡前都在哗哗下雨，可早晨一睁眼却是晴天了，只是风还带着雨后的凉。没有外出计划的假日，出去买吃的感受到城区车流量也挺大。朋友圈里晒花园和山林春色的居多，晚春的喧闹感。外面俩小朋友在大声说话，楼下那个叫楼上的下来玩，楼上的答道还有什么作业昨晚后再干完什么之后就可以玩了，叫楼下的等会儿上来玩。辛苦的小朋友。
看到有人在说法国五一周三放假，周四周五叫搭桥假，连上周末于是五天假。咱们调休也要挣扎着说，咱是在搭桥上班。哈哈哈，可不，下周又是六天班，含泪感动。
继续读项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感觉写这种开厂啊做生意啊之类的内容是我没什么兴趣的。之前读何伟的《寻路中国》时候也是那段工厂的内容看着恍恍惚惚的。可能是现实生活和阅读兴趣都离此较远的缘故吧。
项飙在描述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市场正规化对浙江村的影响时，首先提到的是内加工和销售这两个环节之间的分离。为了追求高档次，市场投资者鼓励各摊位成为大品牌的专卖店，从而和浙江村内的服装生产脱节了。这意味着浙江村里原来“包摊位的”群体和“代销”关系的终结。而这，其实是浙江村早期发展的重要模式。
浙江村的发展与当地人（温州人为首）有外出谋生习惯有关。同乡在外出时，常常结伴，“同去同去”。包摊位是浙江村里当年很多新来者的第一份职业。一个新来者只要在临时市场里租到一个摊位，就可以从做服装的亲友那里拿到货，卖出去之后再给钱，所以代销基本上是没本的生意。等他做大之后再改变经营模式甚至关照后来者。
市场正规化之后，供销关系网络不断扩大，使得这些正规市场中的摊主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并承担高风险，不可能成为新来者的落脚点。他们认购的动机也变了，只要不是为了自己经营，而是希望日后以高价转租或者转卖。因此，无论是市场投资者还是摊主，他们所从事的实质上都是资产经营。
资产经营带来了泡沫。货币流通性过剩造成各类资产价格在2014年之前迅速上升，包括矿产、土地、字画古董等。资产经营和投机刺激了金融活动，而金融活跃的另一个副产品是大额度的赌博行为。原理挺简单，如果市场投资和矿产的盈利靠运气，那么赌博和这些冠冕堂皇的生意就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了。
当浮躁心态也于此蔓延时，带来的新时尚是走访各大名刹，和住持和尚聊天，据说这样可以“接地气”、保佑财富。这个曾经最务实的社区浙江村，现在居然要向和尚讨地气。
作者详细记录了他在1990年代，作为一名在京大学生和研究生期间，怎样深入浙江村，与这些说着同样方言却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们打交道，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发展的。在他记录的人物中大多是全家外出，而且很多人去过几个地方做过不用的营生。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几乎都是吃苦耐劳地干出来的。
他们的关系中充满着相互间的信任和关照，形成一种平铺式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让有外出传统的温州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成功地聚集，成为了这个以服装为基础的聚集社区。看他描述邻居、朋友之间的串门交往时，亲切中透着些过于不拘，是我难以想象的。
听播客，道长也喉咙发炎，哑了的嗓音果然变得平面了很多，奇怪。转头看向黑暗的路边人家时，看到一只白色的猫咪像被按了暂停键一样停在路边也看向我，莫名对望了两秒。有人翻出《重庆森林》里金城武失恋后买凤梨罐头那段，他每天买一瓶的凤梨罐头都是5月1日过期，那是1994年5月1日。那些罐头过期三十年了，镜头里的金城武忧郁的脸太年轻，“为赋新词强说愁”似的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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