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既要康德又要黑格尔

近读邓晓芒先生2016年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一期发表的，既要康德又要黑格尔的一文，方知邓晓芒先生沉浸于理性精神，特别是对努斯精神为核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推崇，以及认为中国哲学界要以德国古典哲学为启蒙和“科班训练”，尤其需要以理性社会精神改造秩序社会精神的缘由。

邓晓芒先生认为，康德和黑格尔是中国哲学界和中国文化跨不过去的一道坎。康德的优势在于他把一种先验绝对提交给了哲学，这种先验绝对仍保持着理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黑格尔的优势则在历史运动的逻辑必然中，肯定自我意识追求自己的自由创立，而自由的结构就是自我意识觉醒的结构，辩证法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逻辑。

读邓晓芒先生的文章，很容易卷入社会精神思辨的追究，特别是卷入何谓德国式的理性社会精神和对中国式的以秩序为美德的社会精神的批判和迷茫。其结果则使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很容易又一次唤起哲学的政治化。

观察当今时代，一方面，传统的思辨哲学的社会政治化已经边缘化。另一方面，科技发展的力量从各个方面改变和决定着人类的生存方式、社会精神和未来命运。

按照一百多年前恩格斯的说法，随着各种自然的物理和生理，社会的政治、经济、人文等学说的创立和相继离开哲学的怀抱，哲学的自身领域只剩下思维和逻辑。而恰恰在思维和逻辑上，康德先验哲学阐述了人类感知和认知的心灵方式，黑格尔逻辑哲学则阐述了逻辑的根据是概念的展开，为我们创立思维逻辑自身的科学，有着重要价值的思想启示。这才是我们今天既要康德又要黑格尔的历史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