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需要质疑、批判和原创

    近来见到网上不少学者教授纷纷开讲哲学。综观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讲中国哲学的，把中国哲学的诸子经学侃成了救世良方和心灵鸡汤；讲西方哲学的，把西方哲学奉为至尊，全盘地照搬照抄，亦步亦趋栓释，以为启蒙。

    中国哲学的诸子经学，其文献中确实有不少至善完人的碎片，为学者教授的开讲，提供了种种夸张为救世良方和心灵鸡汤的引语。然而，不少学者教授并没有从整体观和历史观的透彻上，看清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是封建治理格局下的治人。无论天人合一，阴阳六爻，诸子之辩，礼制名分，理学心学，它们的核心是如何更有效的实施封建治理格局下的治人。把人治理好，是封建治理求取长治久安的根本所需，亦是中国哲学诸子经学的特质。综观中国数千年历史，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重在儒术的礼制名分，最适宜万民教化，达到封建治理的长治久安，予以了国家意志的专定。北宋司马光领衔编撰的《资治通鉴》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更是在开篇之言，以“礼为纲，名为本”的根本准则，评价和褒贬历朝历代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中国古代自隋以来科举开考取士，历朝历代始终以封建治理格局下的人事治理教化为要。明代东林书院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深深反映了这种封建治理格局下的文化理念。其带来的重大缺陷是，以四书六经为读书人至高无上的圭臬，使我们的民族失去了对万物原理探究的治学精神、思辨的质疑批判精神和时代知识集聚的原创精神，以及冲破封建治理格局的公民社会精神，直到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才改变这种局面。如此，开讲中国传统哲学，是不能缺乏整体观和历史观的深刻思考和反思，而以救世良方和心灵鸡汤的碎片而侃侃自诩的。

    对于西方哲学，有它的思辨精神和治学精神的优点。随着时代知识的集聚，我们则应以更高的哲学敏悟，勘查西方哲学传统怀抱的先验绝对。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树立了怀疑一切的哲学精神，把哲学从种种权威论断中解放出来，集中到人类思维的探索和思考。然笛卡尔的最大问题是，他的“我思”是先验绝对的，依托的是若干自明的天赋观念。笛卡尔始终不了解，无论“我思”和“观念”，它们既不是先验绝对的，也不是自明天赋的，两者都是人类意识结构中的概念制作。

    康德的批判哲学，阐述了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性表象和知性概念的建筑，是非常值得我们汲取的真知灼见。但我们应该看到，康德批判哲学是建立在纯粹先验知识的基础上的。时代知识的局限，使得康德并不了解感性表象和知性概念其实是人类意识结构中的两种不同意识方式。这两种不同意识方式都不是纯粹先验的，前者是生物进化的经验历史产物，后者是文化演化的经验历史产物。就当下和遗传而言，两者显现为先验的；就生成的历史过程而言，两者都是经验的；就总体而言，两者都内涵着先验和经验的统一。康德的纯粹先验知识体系实际上是一种逻辑幻相。

    黑格尔的逻辑学，阐述了逻辑、概念、意识、自我、绝对精神等等。黑格尔的不少论见是值得我们汲取的，如，概念存在于一切事物中，概念是一切事物规定的根本所在和联系所在，概念有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三个基本环节，概念是一个历史过程等等。但黑格尔的逻辑、概念、意识、自我、精神亦是先验绝对的。黑格尔同样不了解人类的意识结构，不了解意识方式演化的经验历史过程；不了解概念是一种指称和对象联结，名称和定义联结的抽象构造，是人类符号指称文化的产物；不了解辩证法是概念逻辑众多环节中的一个环节；不了解逻辑是概念意识的运作方式，没有概念意识的生成和运作，逻辑、自我、精神都是不会发生的。黑格尔论述的逻辑到概念，概念到意识，意识到绝对精神亦是黑格尔体系的一种逻辑幻相。

    扬弃西方哲学的种种先验绝对的幻相，回到人类意识结构的实在基础，揭示人类意识结构中的概念意识原理，搞清逻辑、概念、自我、精神的由来，在时代知识集聚的更为深入的质疑和批判中获得新的哲学原创，这才是当今时代赋予哲学的使命。

为何现在许多学者教授的纷纷开讲，只会尊奉地照搬照抄，亦步亦趋地栓释，而不具有质疑和批判的哲学精神呢？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只是学者和教授，不是具有原创视野的哲学家。尽管许多学者教授怀抱良好愿望，但他们的开讲既没有整体的、历史的高度，更没有时代知识集聚的原创，他们对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认知和开讲，只会把哲学搞成种种治世的灵丹妙方和心灵鸡汤，把哲学搞成种种先验绝对的至尊圭臬。其结果只会泯灭哲学思辨的质疑和批判，泯灭时代对哲学原创的召唤，这样的哲学开讲是不会导致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前沿的。

中国哲学走向未来，需要培育四种精神：一是现代社会的公民精神，二是万物原理探究的治学精神，三是质疑和批判的思辨精神，四是时代知识集聚的原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