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是理解钱锺书的一面镜子。
从1932年钱锺书和杨绛相识相恋，两人做了一生的知心伴侣。在194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的样书上，钱锺书写道：“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锺书在家里读到什么有趣的书，或者想到什么事情，经常喊着“季康、季康”，急于跟妻子分享。在小辈们看来，两个人生活中相濡以沫，精神层面也是棋逢对手。
▲杨绛（1911-2016）
杨绛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读书时创作的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就被朱自清推荐给《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抗战期间和之后还写过《称心如意》、《风絮》等话剧。她的英语和法语俱佳，有多部翻译作品，40岁之后自学了西班牙语，花了十几年时间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
▲1946年出版的《人·兽·鬼》样书赠言
这样的杨绛，是钱锺书口中“最才的女”，但她为自己设定的角色首先还是“最贤的妻”。在“五七”干校时期，“文革”时期，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至钱锺书1998年去世，我们从各种文字中看到的杨绛，永远是那个张开瘦弱双臂，为家人挡住一切伤害的人。
钱锺书的堂弟钱锺鲁说过，大嫂“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的郑土生也说：“不只是生活上，在人情世故上，在与文化界等各方面打交道时，杨绛先生都比钱锺书先生要周到。钱先生往往凭自己的性情、喜好说一些话，但杨先生很温和，善于应对各种场合、各种情况。”钱锺书的愁是有道理的，他不能想象，没有杨绛，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晚年的钱锺书和杨绛也意识到夫妻二人在逐渐面临衰老的临近，最伤心的莫过于爱女的离世。
杨绛助钱锺书选定诗词合集，埋首书房一个多月为他誊清了书稿。她在自己的“生平及创作大事记中”对此事有几句简单记述，写得淡淡，现在读来却让人感触：“我抄诗错字百出，锺书皆未校出。我二人皆老且病矣。”日期是1994年1月，杨绛第一次在记事中提及书斋之外现实衰老的逼近。
就在前一年，钱锺书整理完自己的这本《槐聚诗存》后，对杨绛说：“咱们就这样再同过10年。”杨绛脱口而出：“你好贪心啊！我没有看得那么远，三年五年就够长的了。”钱锺书听了，默默退入起居室的躺椅里，不再作声。他一向不会系表带，都是杨绛帮他戴，从这天起，他乖乖地让杨绛教他自己戴。杨绛总是自责，认为自己这话让钱锺书愁出了病，1994年便住进了医院。
钱锺书因肺炎入院，之后一直卧床，再没有回到他们三里河南沙沟的家。两位老人晚年的寄托，莫过于他们的宝贝女儿钱瑗。她为家里买日用物品，说说外面的新闻，两位老人听着觉得新鲜。她还忙里抽空研究菜谱，时不时做几样时令菜肴，请父母尝鲜。钱锺书能吃一点儿，杨绛没有胃口，偶尔试两口，钱瑗就高兴得了不得，会说“谢谢妈妈”“谢谢爸爸”。钱瑗是二老的安慰，也是他们的骄傲。他们从未刻意教育女儿，但是钱瑗的为人处世，在性格和作风方面，同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杨绛说：“圆圆也像锺书一样惜时如金，嗜书如命。连翻书的样子都像，哗哗地一页页很快翻过，一目十行，全记得。”
钱瑗在北师大英语系工作，也像杨绛一样，为他人忙得像陀螺，没有自己的时间。1995年春夏，钱瑗开始咳嗽，只当是感冒；当年秋冬腰疼加剧，起不了床，也只当是挤公交闪了腰。直到1996年1月，她连站立行走都已困难，住进北京胸科医院，临走前还轻松地对杨绛说：“妈妈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3月，确诊肺癌转脊椎癌，已经晚期。这对两位老人来说是最残酷、最沉重的打击。
钱锺书住院在南城，钱瑗在西山脚下。三人分居三处，杨绛独自牵挂照顾着两个病人，奔波于北京城的这条漫长对角线上。钱瑗病中，她每天为父女传话，将女儿写的文章读给钱锺书听。1997年3月4日，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在安睡中去世了。钱瑗去了以后，杨绛在悲痛中还要设法向钱锺书隐瞒，装作女儿安好，这样支撑了四个月，才对钱锺书说了实话。
▲钱锺书、杨绛与女儿钱瑗
熟悉杨绛的人对她最深的印象都是，任何时候见到的杨绛都含蓄节制，举止拿捏恰到好处，从不示人以心绪不好的一面。但是，得到钱瑗病危消息的那天，朋友吴学昭记述：“伟成等一群人走后，当时家中只杨绛一人。她与叶大姐通电话时失声痛哭”。
一年后，钱锺书临终。病中，钱锺书曾向杨绛交代，他死后不留骨灰，不设灵堂，恳辞花篮，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杨绛说：“我自己，这样办得到；你嘛，就很难说了。”钱锺书说：“那就要看我身后的人喽！”1998年12月19日凌晨，钱锺书身体状况很不好，医生连忙通知家属。杨绛赶到床前时，钱锺书已经合上一只眼，还睁着一只眼等待妻子。杨绛帮他合上眼睛，轻轻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
三人失散了。
杨绛失去了生命中仅有的两个最亲的人，孤身一人怎么面对人世和死亡？
一方面，杨绛先生翻译柏拉图的《斐多》，并写作和编订了大量散文和小说。
1999年，在精神和身体最伤痛的日子，杨绛决意翻译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多》，把它作为精神的最后庇护所。这本对话录描绘的是哲人苏格拉底饮鸩而死的当日，与他门徒就正义和不朽的讨论。苏格拉底在对话中谈的是生与死的问题，主要谈灵魂。苏格拉底在饮鸩致死前，对负责处理他丧事的克里托（Crito）说：你埋藏的是我的遗体，不是埋苏格拉底。
自译注《斐多》开始，从87岁到105岁，其他老人安享的晚年，在杨绛就是不停地阅读和工作。她看着瘦弱的身子，却有很强大的忍耐力，做完了很多人一辈子也未必做到的事情：写作出版散文集《从丙午到流亡》、《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编订8卷本250万字《杨绛文集》，为小说《洗澡》续写了《洗澡之后》。
2001年，杨绛按照她和钱锺书事先的商定，将夫妇俩2001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及其后所发表作品获得报酬的权利，全都捐与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来资助清寒学子，两人用这种方式惠及后学。
百岁老人，在灵魂上和钱锺书息息相通，她的精神世界里，钱锺书和钱媛都还在。她似乎成了钱锺书生命的一种延伸。
另一方面，杨绛先生为我们留下了感人的《我们仨》。
▲《我们仨》
“夜闻风雨声，耳始聋。《我们仨》改定题目，选定段落。”《我们仨》书稿快要完成的2002年8月19日那天，杨绛在大事记里写了这样一句。
2003年7月，SARS刚刚过去，《我们仨》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并立刻成为畅销书和话题书。它被评价为杨绛晚年最动人的作品，用平实语言讲述这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从1935年杨绛与钱锺书赴英国留学、生下女儿钱瑗，直到1998年钱先生逝世这63年间的亲情，让读者泪下，也思考一个时代里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读者希望找到答案：漫长63年，是什么支撑这个家庭在社会巨变和政治动荡中始终保持精神和人格的完整，用读书来抵挡外面的风风雨雨，不被物质现实诱惑和侵扰？这可能也是这本书后来一直常销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早读到书稿的是当时三联书店总编辑董秀玉，她也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冬晓”。董秀玉向我们讲过读稿时的复杂感受：2003年4月，杨绛打电话过来让她去家中取稿，那时距离董秀玉约请她“写写你们仨”已经过去了6年。书稿动笔的时候钱先生和钱瑗都还在病中。最初设想他们仨各写一个章节，写女儿眼里的父母，丈夫眼里的妻子，妻子眼里的丈夫，还有父母心中的女儿。
钱瑗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篇，一直到病重而不能进食才中断，之后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董秀玉记得“钱瑗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年2月26日，她去世的前6天”。
坐在客厅里，董秀玉一口气读了两个小时，到一半，眼泪止不住了。杨先生还像平日一样，在一旁做自己的事情，中间只是偶尔走过来，摸摸她的头。董秀玉问：我读的时候都这么难过，您写的时候该有多痛啊！杨绛说，所以，到现在才动笔写它。
钱锺书和杨绛一家的往事，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对于读者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精神性的象征。
在生命最后一程，对她更重要的两件事情，一是帮助三联书店定稿出版《钱锺书集》，另就是整理钱锺书生前的读书笔记和手稿，包括中文笔记、英文笔记和日札。钱锺书认为这些东西“没用了”，但杨绛不这么看，她觉得这些是他一生积累的知识，对其他学者做研究是有用处的，而保存手稿最好的方式是整理出版。
钱锺书的手稿装了几大麻袋、7万多张，多数是字迹已模糊的散页和纸片。杨绛戴镜逐页辨认，再仔细剪贴、分类和梳理，最后交到商务印书馆影印。日复一日，她不慌不忙地，一个人在书桌前做着这些繁浩的工作，边整理边交付出版。2015年年底，《钱锺书手稿集》终于全部出齐。
2016年，5月27日上午，杨绛先生遗体在北京火化。和18年前钱先生去后一样，只有少数几个亲友相送，不举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他们家中所藏的珍贵文物字画，于生前已经全部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他藏书和手稿等物，也得归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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