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可以说是没有同类的“异形”，她是谜，也是一个符号，是现代中国作家中唯一兼具显赫家世、天才写作和传奇人生的人。不同的时代，她的作品和她这个人都在被复写、补白和重构。几乎没有哪个作家像她一样，被一些人书写成文学神话，并发展成“张爱玲学”；同时被另一些人批评为怨妇写作，误上神坛。
相信每一位“张迷”对她的出身都再熟悉不过：父亲张志沂这边家族，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藕是李鸿章长女。母亲黄素琼的家族也不普通，张爱玲的曾外祖父黄翼升祖籍长沙，跟随曾国藩湘军征战太平军，最后官至长江水师提督。
张爱玲自小到大都在写她的高门巨宅。6岁写了第一个故事，情节是年轻女子趁她哥哥不在家，设计了一个曲折阴谋来对付她的嫂子；她7岁写了一部家庭悲剧小说。这样的人被人们当成天才并不奇怪。《沉香屑》、《金锁记》、《倾城之恋》时期，她把自己藏在人物背后，晚期到了美国的《雷峰塔》、《易经》、《小团圆》，她开始写自己。她在作品中写尽了一切的关系：男女，女人，父母子女，主仆……彻骨清醒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关系背后并非感情，是世相，张爱玲一贯平静地低笑着，在一个个精心编织的华丽结之下抽出隐藏的线头，给人看那瞬间的一败涂地。
说到张爱玲的个人性格和文学成就，张爱玲的研究者、作家止庵说：“张爱玲这个人，肯定性格上有些问题。这是没有疑问的。她肯定是个自闭的人，容易受惊吓的人。是跟这个世界有点不太容易相得的人。”在他看来，张爱玲和苏青、冰心、丁玲、萧红这些女作家完全不一样：第一方面比较明显，张爱玲写的人都是个人，不是阶级的人；第二方面，张爱玲的作品，“都有一个人根本绕不过去的绝望……她关心的是大的黑暗背景下，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的问题。”
张爱玲成名于“孤岛”时期的上海。1942年，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和姑姑同住在南京路和常德路交界处的常德公寓。当年这里属于公共租界，有“中国租界的小拉丁区”之称。
常德公寓是张爱玲公寓生活的华彩段落，不只是在创作方面，还有和胡兰成的恋爱。当时关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爱关系，虽未公开，可在文化圈内已有传闻。在其他作家都在写救亡图存主题的沦陷区苦难生活时，只有张爱玲没有政治意识地写着公寓生活。1942年到1947年，张爱玲一直住在这里，她说:“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常德公寓之后，张爱玲没有再次邂逅浪漫，也没有回复到抗战前的风光。
在余斌撰写的《张爱玲传》中，他分析了当时张爱玲对刊物杂志取舍的标准：“档次高，实力强之外，还要加上志趣相投，肯于让她在上面唱大轴戏，虽非同仁杂志于她却有同仁杂志的意味。”“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沦陷时期的上海这个特定的时空里，文坛的方方面面，代表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文学趣味的各个文学圈子似乎都顺理成章地接纳了这位新人，而且均不吝于褒奖。”当时不同刊物有不同的风格：“《紫罗兰》代表了鸳鸯蝴蝶派的趣味，《古今》承袭了周作人、林语堂的“闲适”格调，《万象》坚持着新文学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对“新文艺腔”大张挞伐的《杂志》则想走纯文艺的路线，而它们一致对张爱玲表示推许。在新文学史上，这样的情形即使不是仅见，也肯定是少见的。”
在华语文坛上，“张爱玲热”大体经历三波高峰。第一波是在上世纪40年代早期，第二波“张爱玲热”大概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波“张爱玲热”从2005年延续至今。
上世纪40年代早期，20多岁的张爱玲就靠两部作品在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坛横空出世，这两部作品分别是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1943年，张爱玲交给《紫罗兰》月刊主编周瘦鹃两部中篇小说，分别是《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周瘦鹃很喜欢，他觉得张爱玲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了一些《红楼梦》的影响。1944年，《倾城之恋》和《金锁记》发表后，张爱玲天才的名气已经令上海滩惊艳，《传奇》出版四天就全部卖光了，又再版重印。
抗战胜利后，文化界声讨汉奸，张爱玲在这种声浪中备受压力，一方面因为她与被称为“附逆文人”的胡兰成之间的感情纠缠，同时也因为她的作品中又从来没有亡国之痛。有几年，她几乎停止了发表作品，只和上海文华公司合作写剧本。1947年，张爱玲编剧的电影《不了情》和《太太万岁》大卖，她再次回到了文艺界的中心。这是第一波“张爱玲热”。在写电影剧本期间，她认识了她一生中重要的朋友宋淇和邝美云夫妇。张爱玲与他们1952年在香港认识，当时宋淇任职美国新闻处（USIS）项目翻译组长，因张爱玲去应聘海明威《老人与海》的翻译工作而开始交往。后来，宋淇成为了张爱玲的遗产继承人。
第二波“张爱玲热”大概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文学批评家夏至清对张爱玲的肯定，让华语文坛一时耸动。在1961年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里，夏至清给了张爱玲42页的篇幅，并把她排在鲁迅之前，称她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1965年，张爱玲通过香港朋友宋淇介绍，开始把旧作和新作陆续交给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而这时候，皇冠出版社刚刚出版了琼瑶的言情小说《窗外》，拥有了大量读者。这让在美国几乎处于隐居状态的张爱玲再次走红台湾和香港文坛。
在80年代中期的内陆，北京的《读书》和上海的《收获》先后发表了柯灵的怀念文章《遥寄张爱玲》，而《收获》刊登的《倾城之恋》是在张爱玲赴海外后内陆第一次正式发表她的作品，从此，她在内陆也重新进入大众阅读的视野，并且不断升温。
第三波张爱玲热，则从2005年延续至今。宋淇之子宋以朗在其父母都去世后，成为张爱玲新的文学遗产执行人，陆续授权出版了她生前未曾发表的遗稿。 “随着《重访边城》、《小团圆》、《异乡记》、《张爱玲私语录》、《雷峰塔》和《易经》的问世，张爱玲再一次成为大众焦点，其人气之盛甚至比她生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爱玲的遗产继承人——宋淇之子宋以朗（张雷 摄）
如今，我们提到张爱玲，不免会想到李安的《色·戒》。《色·戒》原著故事完成于1950年，1983年收入《惘然记》结集出版，《惘然记》是张爱玲最后一个短篇集。《色·戒》的故事原型被认为是当年轰动一时的“郑苹如刺丁默邨”案，张爱玲彼时在上海居住的租界，就是这起事件的发生地。
从张爱玲住的常德公寓漫步过去，十来分钟就可以走到《色·戒》的场景里：“义利饼干行过街到平安戏院……对面就是'凯司令’咖啡馆，然后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并排两家4个大橱窗，华贵的木制模特儿在霓虹灯后摆出各种姿态。”
与西伯利亚皮货店紧邻，是《色·戒》中高潮戏的场景——易先生陪伴王佳芝到印度珠宝店取钻戒，王佳芝突然发觉自己爱上了易先生，而在紧要关头放了他。作家程乃珊告诉我们，这家首饰店的原型，其实就是张爱玲的好友炎樱家开的，炎樱的父亲就是印度人。如今，这家珠宝店早已无可寻觅。
《色·戒》同名电影在2007年上映，电影本身挑战尺度，也令张爱玲话题热度再起。其实张爱玲一早就与电影搭上了关联。从少女时代开始，张爱玲就是一个标准的影迷。后来也有研究者详细讨论过，她在文学创作中擅长运用类似电影化的手法。
1937年的时候，张爱玲17岁，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读高中三年级，那时，她就学校年刊《风藻》上发表了第一篇评析当时动画影片的影评《论卡通画之前途》，她写道：“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还处在学生时代的张爱玲给英文媒体撰写影评，前后也发表过6篇，后来收入《流言》的《借银灯》、《银宫就学记》也是那个时期写成的。
不过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文学是她的归宿，电影对于处在文学创作巅峰时期的她，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已，真正写起剧本倒带了几分现实所迫的凄楚。
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因与胡兰成的婚姻，背了“文化汉奸”的罪名。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于是搁浅，正处于困顿中时，柯灵引荐她结识了导演桑弧。
▲张爱玲与好友的往来信件（张雷 摄）
1947年，张爱玲初次为桑弧编剧的《不了情》卖座极佳，给当时的上海电影界带来不小的震撼。
这部电影表现的是一场无果而终的婚外情，影片细腻的笔触、对爱情及婚姻的无奈感叹，触动了不少观众的心弦，被称为“胜利以后国产电影最最适合观众理想之巨片”，这部电影开启了张爱玲长达十余年的电影生涯。张爱玲独特的女性视角、对人情世故的细致洞察，以及苍凉的人生况味，与导演桑弧朴素淡雅的风格相得益彰，可说是一对黄金搭档。
显然张爱玲自己也偏爱这个结局惨淡的爱情故事，甚至又再把剧本改编成了小说《多少恨》，纳入了自己的文学作品序列。在曾任香港电影资料馆研究主任的黄爱玲看来，《不了情》这部电影应该是最接近张爱玲文字世界的电影创作，独立在大城市里谋生的女子，娶了姨太太的父亲，不慎就爱上了有妇之夫，故事编排带着非常张爱玲的个人味道，女性的处境、整个生存的状态，其实跟她自己那个时候在上海生活的处境多有相似之处。
于是，电影《不了情》与小说《多少恨》成了同一故事的两种书写。两相对比，最说明其中千丝万缕的联系。《多少恨》开头便已是这般细致象形有如照片的描写，张爱玲写道：“现代的电影原本是最廉价的王宫，全部是玻璃、丝绒、防云石的伟大结构。这一家，一进门地下室淡乳黄的，整个地像一只黄色玻璃杯……”而这画面感落在人物身上更成了极接近内心的动作。她写道，女主角“家茵手里捏着张票子，票子仍旧搁在柜台上，向售票员推去，售票员又向那男子推去……那人掏出钱来，见家茵不像要接的样子，只得交给售票员，由售票员转交。”
对此，黄爱玲向我们分析说：“……电影里的丰富细节不是导演作为，也不是凑巧而来，却扎扎实实出自张爱玲的小说世界。含蓄细微的细节铺陈是张爱玲上海时期编剧作品的最大特征，它们或者用来呈现上海都市的繁华，里弄生活的细碎人情，烟火味道，或者是外化男女之间微妙的心理状态，尤其是东方女性的内心世界。《不了情》里在柜台上推来推去的电影票，甚至直到后来香港时期的《小儿女》中在游乐场时那只女主角没有吹起来、又交给男主角接着去吹的气球，都有一脉相承的气质。正是这些非常接近人物内心世界的外部动作，环境细节，使得张爱玲的电影与其同时期的电影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性。”
《不了情》成功后，张爱玲与桑弧再度合作推出了最负盛名、也备受争议的《太太万岁》（1947），影片的主人公是上海里弄的“普通人的太太”，她“在一个半大不小的家庭里周旋着，处处委屈自己，顾全大局”，尽管遭遇重重危机，她还是一一化解，包括让出轨的丈夫回心转意。
虽然《不了情》是卖座成功的，但张爱玲显然并不满足于用已有的文学趣味装饰自己的电影，而是野心勃勃要吸引来更广泛的市民观众。于是到《太太万岁》，她把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喜剧写得流畅风趣，一连串误会巧合和逗笑噱头，全是笑中有泪。这部电影依然卖座。女主人公思珍作为只有太太身份的旧式女子，既有上海女子的贤惠，也有机关算尽的厉害，她又看透了婚姻生活的虚伪，又不得不近乎绝望地维持自己的身份，小心翼翼想办法把丈夫拉回一夫一妻制的生活里。电影有个好莱坞式的完满结局，但如角色所言，“快乐也是恍恍的”。
不难看出张爱玲对于这个太太是有超然甚至是讥讽态度的，正如她在介绍电影的题记里谈到这个角色：“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然而她还得是一个安于寂寞的人。没有可交谈的人，而她也不见得有什么好朋友。她的顾忌太多了，对人难得有一句真心话。不大出去，但是出去的时候也得很像样，穿上'雨衣肩胛’的春大衣，手挽玻璃皮包，粉白脂红地笑着，替丈夫吹嘘，替娘家撑场面，替不及格的小孩子遮羞……”正如《借银灯》里所说：“这两部电影都在探讨这一类的问题，怎样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之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义。”
几十年后，仍不乏学者高呼，《太太万岁》绝对是一部被低估的杰作。著名电影学者焦雄屏在著作《时代显影——中西电影论述》（1998）中，给予张爱玲的剧作相当高的评价：“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使这些作品未如主流般对政治局势批评攻讦，但是其内在对几千年来封建男权的颠覆瓦解，对独立女性的着墨和支持，都使其实质比许多表面革命气息浓烈的作品更进步，也更真实。”
然而，在左翼电影渐渐成为主流的战后电影圈，以中产阶层爱情婚姻为题材的影片，与表现苦难民众充满革命热情的影片相比，很难获得评论界或者学界的接纳。
也是在这样的环境变化之下，张爱玲结束了她人生中的上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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