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朝的兴亡有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明实亡于嘉靖或者万历，并且持该两种观点者之间也是拳脚相加。
不过，究竟是嘉靖或者万历把明朝弄得江河日下，还是已经江河日下的明朝让嘉靖和万历给摊上了呢？
嘉靖的做法无疑是一环套一环来的，从继位过程到“大议礼”自己一直被刁难，从一开始杨廷和就没把他放在眼里。
心理问题这个东西都是具有“前置性”的，现在的表现都是之前造成问题的结果，这个观点在心理学上无论哪派都有共识。
同样，万历也是早年被张居正折磨的够呛，不但权利受限，连精神也是高度紧张，以至于后来反噬得异常激烈。
从整个明代来看，嘉靖和万历这爷俩躲起来算是活得久些。因为明朝的官员着实是厉害，尤其是言官，我甚至有种感觉，有几个皇帝就是被文官集团通过策动言官攻击控制住活活郁闷死的。
而且明代官员亢奋的显得有些神经质，一个个都不怕死，以被打屁股为荣，不怕死皇帝能有什么办法？
有的，有两位就尽力让自己显得不像个皇帝——正德皇帝和天启皇帝。一个玩得开心，一个木工做得很好。
于是，文官的攻击点都集中在这一处，也就贪玩和木工，余下的事情也就顾及的少了，毕竟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
这种放开让你攻的策略就是老子的“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也就是古代版的“人设”，就像于谦的抽烟、喝酒、烫头一样——我就是这么个人。比起学历造假的自卑感这种状态就显得牢不可破了。
把火力集中吸引在这两处，两位皇帝就能腾出手做自己想做的事了。如应州大捷，正德必然是下决心一扫“土木堡之变”前耻的，不但不惧战，当得知蒙古王子伯颜来袭时还显得异常兴奋，最终还抵御住了进攻，边境因此和平了很长时间，这才是真正的正德。
天启帝也是极高明的，用魏忠贤期间边境和后金的战事基本可控，各方面的都能人尽其能，所以，天启皇帝本人的出镜率感觉是不太高的。
但是天启帝没等留下皇子就突然驾崩了，担子不得已交到了出镜率极高的崇祯手里。
崇祯最大的问题是他不是按照皇帝的标准培养的，作为藩王，他甚至是皇帝监视的对象。所以，在他上台后就只能按照自己的好恶以及固有想象来处理问题，最典型的就是他一上台就除掉了魏忠贤。
这一步明显就是个人的好恶在驱使，作为被皇帝监视的对象，他的立场是站在文官集团一方的，但是登基以后角色扭转不过来。
人最难的就是过这一关——要做自己憎恶的事情，变成自己恨的样子。事实证明，这一关崇祯到死都没跨过去，17岁的时候人格已经成熟了，想对自己开战，他还真没那个福气像嘉靖那样闭门清修。
所以说皇帝是“孤家寡人”，这个职业注定了自己不能有立场或者不能跟任何势力有相同的立场。
崇祯至少犯了“力小而任重”、“智小而谋大”两大忌。所以很轻易的就被“五年平辽”给忽悠住了。这是个很轻易就能识破的大话:
1、某种战法推进下去要花的钱是无底洞，所以不可能推动下去;
2、辽东的军事对峙态势中，明军根本没有转守为攻的能力。
之所以崇祯被蒙蔽，完全就是因为求胜心切再加上思维惯性，也就是可以听到身边普通人经常讲的:“我要是在某某位置，就一定怎么怎么着来”，于是就很容易被投机分子利用。
人们之所以会为崇祯勤政却亡国而感到可惜，以及给嘉靖、万历怠政而扣了个“使亡于”的帽子是因为每个人都会“内化”一个“付出和回报成正比”的预设，再拿这个预设向外投射的。
但客观规律以及事实并非如此，刘邦就是个看着没什么能耐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下面的人才能各自施展。
韩信、萧何、陈平、张良实质上都是各自负责一个领域，只有刘邦创造的土壤才能把他们都揉到一起。
做领导做父母就是做土壤，让某种好东西生根发芽自己生长即可，其余的都是多余。《道德经》所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行越“直”的人心越“曲”，就是说他很容易被环境影响而改变初衷，而行越“曲”的人心越“直”，就是说他为了自己的初衷会想方设法达成预期。
所以，如果一个人把话说得很绝对或者很容易轻信别人的话，水平基本上就那样定型了，没跑的。
不自信且不信任别人的人刚愎自用是一定的，结局也都是大同小异，大了大栽，小了小栽。
故而，保持“平衡”状态才是居上位者的首要任务，来不了就不要来，推到那个位置则必然如此，它是去感情化的，而很多“忙”只是个人欲念肆意叠加的产物。很多时候别人只是希望看到你的一种慌里慌张的状态，至于效果到底如何根本不被在乎。所以，很多学生在表演学习，很多员工在表演工作。
实际上都是被逼的。
《张卓秀才悟道偈》所说的“断除烦恼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就是个“中”的状态。偏执任意一端就等于自绝于另一端。
有些细菌反倒是人体维持生存所必须的，《道德经》的“和光同尘”，《心经》的“不垢不净”就是这个理。好变坏，坏变好不过是同一事物“度”的拿捏。
真像那个结论一样也并不准确，倒不如说明朝使亡于朱元璋。
缘起处便是此人。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