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曾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中以二人之生平为切入点，探讨了善恶果报的问题，大致内容如下：
学者们记载历史的册籍很多，但仍然要以“六经”作为鉴别取舍的标准。《诗经》、《尚书》虽然有残缺，但是关于虞、夏两代的记载还是比较清楚，而且能够看到的。在尧准备让位给虞舜以及舜准备让位给禹时，都是四方的诸侯盟主和各州长官一致推荐，心服口服，没有怨言。又先让他们试着代行帝王事，主持政事几十年之后，有了明显的政绩才正式传给他们。
由此可见上古时代对政权之重视，而帝王又是天下的主宰，故而“禅让”之事会经多番考察，慎之又慎方才为之。
可是又有人传说，尧要把大权让给许由，只是许由不接受，甚至认为权力加身对自己来说是耻辱，甚至逃走还隐居了起来；还有夏朝时候，又出现了卞随、务光这两个人也是不肯接受帝位。
那这几个人为什么受到称赞呢？太史公说：我登上过箕山，据说山上有许由的坟墓。孔子也列举过许多古代的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等，说得都很详细，只是我所听到的有关许由、务光的传说虽说其节操也很高尚，但孔子却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这是又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伯夷、叔齐二人不记仇，所以怨气就少。求仁便得仁，哪还有什么可怨愤。”
太史公自述对于伯夷、叔齐的经历感到悲哀，而且看到他们留下来的诗句时还感到很诧异。二人的传记上说：
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让小儿子叔齐继位，等到父亲死后，叔齐让位给大哥伯夷。伯夷说：“让你继位是父亲的遗命。”于是逃走了，而叔齐同样不肯即位，也逃走了。国人只得拥立了二儿子为君。当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候姬昌贤德，于是就去投奔他。但等他们到达时，姬昌已经去世了，武王姬发正载着灵牌，号称是遵循父亲的遗命向东讨伐殷纣。伯夷、叔齐拦住武王的马劝阻说：“你父亲刚死还没有安葬就发动战争，这能说是孝吗？做臣子的讨伐自己的君主，这能说是仁吗？”武王的左右的人要杀他们二人，太公姜尚说：“这是两位义士。”于是让人把他们搀扶开了。
后来武王灭亡了殷纣，天下归周，而伯夷、叔齐却耻食周粟，隐居在首阳山，采摘蕨菜充饥。等他们饿得将死时作了一首歌，歌词说：“登上西山啊，采蕨菜来充饥。用暴力取代暴力啊，却不知道这是违背道义！神农舜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啊，我的出路啊又在哪里？啊，我就要死去了，我的命运啊真是可怜之极！”
后来二人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上，从他们留下的歌词看来，伯夷、叔齐是有怨恨还是没有呢？”
有人说天道总是向着好人，那么像伯夷、叔齐能不能算是好人呢？他们努力修仁德保持廉洁操守，而最后竟被饿死；在孔门的七十多位高徒中孔子最爱的颜回好学，但颜回却处在极度的穷困之中，甚至连糟糠也吃不上，年纪轻轻因营养不良而亡；盗跖每天都在无故地杀人，甚至把人肝切成丝吃掉，他凶狠残暴为所欲为，率领着几千人横行天下，结果却寿终正寝，这又是为什么；至于近代那些品行不端，专门违法犯忌者却终身享乐，几代人高官厚禄连续不断；却有谨慎者小心到看好了地方才走一步，有了合适时机才说话，连走路都不抄小道，却遭遇灾祸者又该如何解释，我困惑了。
孔子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还是各干各的吧。贾谊也说：“贪得无厌的者为追求财利而死，有气节者为扬名天下而死，权势欲强者为追求权势而死，而一般人只求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
于是孔子接着说：“如果能得富贵，做个执鞭之士，虽然看起来没那么高大上，我也做得；如果要做的事违背本心，再高大上的也还是算了吧，还是要落得个心安。到了冬天才知最后还是松柏高洁，举世混浊，贤者方能自现。没有两头都能占全的好事。”
说到这，太史公的意思也就清楚了，想当好人就得承受这些，不然怎么才能显得好呢？这世上做个坏人其实才是最容易的，因为不用考虑别人，只要想着自己就行。好人是因为想着别人也就是寻常人眼中的“吃亏”而好，这两者是紧紧锁死在一起的，倘若觉得自己委屈而生报复心，那就会不自觉地滑向堕落——别人那个样子讨厌，自己却要活成自己恨的样子，内耗就是这样一步步产生的。
最后，太史公说：“伯夷、叔齐虽有贤德，有了孔子的赞誉他们的名声才得以广播；颜渊虽然好学，但还是因为他跟着孔子方为世人皆知；而那些隐居在山林岩穴的贤人，他们的德行并不比伯夷、叔齐差，但他们是谁却无从知晓了，这不是很可悲吗？看来一个人要想让自己的名声流传于世，如果没有德高望重的人来提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就是关键了：有能力不够，做好人也不够，你得有伯乐，不然一切都是白搭。所谓“先孔子以孔子圣，后孔子以孔子明”，没有贵人推拉一把则注定无法大成。
而贵人提携的前提却又要看到你的“贵气”，《易*系辞》所谓“云从龙，风从虎，水流湿，火就燥”，没有“贵气”硬靠便也靠不上去。任何“气”都得“养”，孟子云：吾善养我浩然之气。
“存养”一分便博大一分，所谓“生气”不过就是为气所“拘”，而非有驾驭之力而“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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