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职教育“走出去”的实践现状
（一）“走出去”牵头主体以院校立足办学优势自主探索为主
高职教育“走出去”的牵头主体有政府、行业企业和院校三方，“走出去”类型分别有政府统筹推进型“走出去”、企业需求驱动型“走出去”和院校自主探索型“走出去”。政府统筹推进型“走出去”较为典型的是国家商务部的职业教育援外项目，企业需求驱动型“走出去”较为典型的如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组织高职院校赴赞比亚开展办学和企业员工培训等，院校自主探索型“走出去”的如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在柬埔寨建立“江苏经贸·柬埔寨职业教育中心”等。高职院校质量年度报告数据与案例显示，目前高职院校主要以院校自主探索型“走出去”为主，而在当前“走出去”探索初期，与企业协同“走出去”是值得鼓励的形式。
（二）“走出去”区域集中于俄罗斯、南亚、东盟国及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高职院校“走出去”对象国80%为“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辅以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及台湾等发达国家与地区，表明我国高职院校“走出去”围绕“一带一路”开展，但走向发达国家的实践同时也说明高职教育“走出去”的能力在不断提升，从过去发达国家“引进来”已转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双驱并驾的趋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俄罗斯、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马来西亚、肯尼亚、赞比亚等为主要对象国，其中面向泰国的院校有50多所院校，面向俄罗斯的有30多所院校。
（三）“走出去”专业与相应产业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二产业次之
高职院校立足专业，结合“走出去”对象国的发展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走出去”实践。从产业领域来看，面向第三产业“走出去”的实践较多，占“走出去”的实践院校的一半以上（52%），主要为传统文化、语言、金融贸易、旅游管理、健康及艺术设计等产业领域；面向第二产业的实践，主要集中于机电工程、电子信息、采油采矿、交通运输及土木建筑等产业领域，占“走出去”的实践院校的近三分之一（28%）；面向第三产业的院校较少，农业类高职院校“走出去”的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需更有针对性地面向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寻求机遇。
（四）“走出去”高职院校集中于“一带一路”境内沿线省份及示范（骨干）院校
高职院校的发展具有地域性发展特征，“走出去”的程度也在国内区域分布上呈现出差异性。数据显示，从开展“走出去”实践的高职院校数量看，江苏、广东、浙江、湖南、山东、湖北、福建、云南等8省共有263所，占全国505所“走出去”院校数的52%，这些沿线（沿边）省份的区位优势为高职院校“走出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遇与条件，同时也说明这些区域的高职教育积累和具备了“走出去”的能力与经验。相比沿线（沿边）省份的高职院校“走出去”的规模与质量，内陆部分区域如重庆、陕西、甘肃、宁夏等“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高职院校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高职教育“走出去”的动力需求
（一）企业“走出去”势头强、人力资源需求大，高职院校以企业为牵头主体的“走出去”形式探索机遇多、空间大
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与投资额的扩大，企业“走出去”的势头也在不断增强，国务院国资委数据显示，近三年共有47家中央企业参与、参股或者投资“一带一路”建设，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合作共建了1676个项目，长周期的“一带一路”重大建设项目需要大量技术技能型人才，但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仍面临着企业人才国际化水平不高等问题。从经济发展与社会效益角度看，企业“走出去”将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高职教育作为服务经济社会和助推企业“走出去”的主体，在企业“走出去”的牵引下实现高职教育“走出去”，积极配合企业解决人力资源问题。目前高职院校以企业牵头“走出去”形式探索不足，尚未充分把握企业“走出去”的契机，亟需探索与企业协同“走出去”的有效机制。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发展与人口就业匹配度低，高职院校一产、二产类专业“走出去”空间大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6年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失业率高于世界水平(5.73%)的有37个，其中10个国家高于15%，表明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亟需找到有效途径提升劳动力就业技能以缓解和降低失业风险。三产比重与从业人员比重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的多个东盟国家第一、第二产业比重与其对应的第一、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严重失调，差距高达20%左右。失业率较高、三产比重与从业人员比重失调的问题亟需通过职业技能培养培训促使失业青年再就业，转移相关产业的过剩劳动力到其他产业。高职院校数据显示的不足三分之一的二产类专业和不足10%的一产类专业“走出去”现状，结合高职院校专业发展的程度，我国高职院校相应的一产类和二产类专业“走出去”空间巨大。
（三）“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教育不发达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对高职教育“走出去”开展学历教育与提供经验援助需求大
在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教育不发达，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入学率低、适龄青年失学率高、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比例较低等导致适龄人口受教育程度不足，人力资源开发程度较低，致使人口红利成为人口压力。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5年中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世界水平（76.42%）的国家有9个，主要集中于南亚地区。有研究表明，55%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50%。数据显示，“一带一路”65个沿线国家中，中学阶段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比例低于20%的国家有35个，分布于南亚、西亚、中东欧、独联体等区域，这些区域职业教育亟需大力发展，我国高职教育“走出去”的空间较大。
三、高职教育“走出去”的发展策略
（一）多方联动:建立校企协同“走出去”机制
政府、院校及企业多方联动，探索建立校企协同“走出去”的机制为高职院校与企业协同“走出去”保驾护航。首先，建立校企协同政策保障机制。政府通过出台校企协同“走出去”的指导政策和管理办法，明确校企双方在“走出去”过程中的功能定位与角色任务，确保责权利分明，积极健全境外办学制度与资产管理制度，为企业与院校协同走出去提供制度保障。其次，建立校企信息共享机制。搭建校企双方协同“走出去”的信息交互平台，通过发布或更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行业动态、企业人才需求、教育现状等相关内容，并积极开展跨境的多渠道线下校企实体对接活动，以探索更加多样的校企合作发展空间。再次，建立校企协同工作机制。加强校企相关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建设，将高职教育“走出去”通过国家“一带一路”办公室统筹协调境内外各相关行业企业，促进高职教育与企业协同“走出去”的常态化与持久性。
（二）对接需求:院校推进专业精准“走出去”
高职院校紧密对接境外需求，推进专业精准“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力资源水平提升。首先，不断加强“走出去”自身能力建设。牢牢把握制定并输出专业标准这一关键，积极组织国际专家、国内专业领域专家及职业教育专家等制定专业标准，为精准长效“走出去”奠定基础；加强师资培养政策与中长期规划，为教师“走出去”提供激励措施和保障条件。其次，充分调研，提高专业对接精准度。院校应厘清思路，在“走出去”前充分调研对象国的产业与人才培养现状与需求，避免盲目性与随意性。第三，特色鲜明的一产类高职院校，在拓展国内社会服务功能的同时，积极探索“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方面为沿线国家培养农业类人才，帮助其改善产业与人才就业的结构性问题，另一方也开展“国际化+农业”双驱并驾的发展模式，改善当前农业类院校发展的社会困境。
（三）境外办学:横向拓展与纵深发展“走出去”
境外办学是输出高职经验与模式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可以更加直接地将我国高职教育模式与经验输出，助推对象国职业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源提升。首先，扩大境外办学规模，促进“走出去”横向拓展。我国内陆省份优质高职院校要通过与东南沿海沿边省份高职院校联合等形式积极探索“走出去”境外办学，促进国内高职院校在省域分布上趋于基本平衡。其次，加强境外办学，促进“走出去”纵深发展。其次，因地制宜开展境外办学。境外办学需“走得稳”与“留得住”，高职院校境外办学要遵循适应性、有效性与融合性原则，因地制宜、入乡随俗，深入了解境外文化和经济社会环境，准确境外办学定位，并开设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专业，提高适应性。再次，保障境外办学质量。积极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对境外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提高办学有效性；教育主管部门积极加强对境外办学学历学位的认证，促进境外办学的融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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