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明 | 爸爸和“帽子”

 纪念汪曾祺诞辰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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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和“帽子”汪明

我5岁的时候，爸去了沙岭子。一走，两年都没有回过家。妈妈一人拉扯三个孩子，日子就那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一晃，我已经从一个幼儿园的孩子变成小学生了。爸爸常有信来，每封都写得挺长。妈很认真地读给我们听：沙岭子的风景、气候、收成，那儿的各种人和各种事，末尾一定很详细地问“孩子们”的情况：汪朗能帮妈妈操心了吗？汪明懂事了没有？汪朝的身体壮一点儿了吧？我用心地听妈妈读信，却没办法想象这个写信的人是什么模样；用刚学会的字给他回信，“亲爱的爸爸……”可是不明白这个“爸爸”本该与我们有怎样亲密的关系。那么久不见这个人，“爸爸”仅仅是一种模糊的、亲切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还不如汪朗抱来的那只小猫，让人觉得直接和具体。爸又有信来。妈读了激动得声音都变了：“爸爸摘帽子了！”我们三位听众：汪朗似懂非懂地跟着高兴，汪朝照旧低着头折腾她的布娃娃，我傻傻地愣着：什么帽子呢？

星期天，妈带我们去二姨家。一进门，迫不及待地报告：'曾祺摘帽子了！”二姨和姨夫的反应倒是热烈，连连说：“这下就好了！这下就好了！”我真是纳闷：为什么摘了帽子就好了呢？那天清晨，我正睡得迷迷糊糊，忽然听到妈和一个男人说话。虽然两人都尽量压低了声音，仍然可以感到他们的兴奋。我听见那个人说“一路上什么都没吃，饿坏了！”睁开眼睛，看到地上有一堆大土豆（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土豆！），桌上摊了大串的蘑菇，还有一大瓶淡黄色的什么油（后来知道是黄油），再看妈的床边，一个蓬头垢面，穿着脏旧棉衣的男人埋着头，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什么，妈妈把家里存的那几块牛奶糖都倒在他面前！他抬眼见我醒了，马上笑着扑了过来，用又黑又硬的胡子茬扎我。一下子，我被淹没在他身上的土味、汗味、烟味里了，真不好闻！妈笑着说：“是爸爸！

下午，爸非常主动地要去幼儿园接汪朝。他不认识路，妈说：“让汪明陪你去。”路上，他用大手用力拉着我的小手，不断地问这问那。我觉得陌生，问一句，答一句，不知该和他说什么。我小声地哼起当时流行的歌剧《三月三》，爸惊喜地说“我也会唱！我在这个戏里演了胡宝财！”“闹了半天，演一个坏蛋呀！”两人都笑，好像马上就没有了隔阂。父女俩一起唱着“胡宝财，胡宝财，我的运气天上来！”幼儿园的老师领着汪朝出来，爸很冲动地张开双手，迎了上去，汪朝愣眼地看着他，一脸要哭地躲在老师身后，死活不跟我们走。老师认识我（我们兄妹都在这所幼儿园长大），她疑惑地问：“这真的是你爸爸吗？”爸的表情不自在。刚出幼儿园，爸就蹲下身子，让汪朝爬上去。汪朝怯生生的，趴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一路上，爸都是连蹦带跳地走，还不断发出阵阵怪叫。路上的人很奇怪地看他，我有点替他难为情，悄悄拉拉他的袖子。爸不管不顾，依然叫着跳着，完全处于亢奋状态。汪朝被逗得咯咯咯地笑出声来，爸爸好得意！穿过胡同的时候，一群孩子追在后面，大呼小叫：“没羞没羞——那么大了还背哟！”

爸真行，回家没歇一会儿，又有了新节目：“谁骑大马？”他坐在凳子上，岔开两腿，用力拍打着，连连催促：“上马！上马！”我和汪朝犹豫地爬上爸的腿，刚坐稳，“马”就开始“跑”起来。爸上下抖动着双腿，嘴里“呱嗒呱嗒……”地响着，不时扬起脖子，像马儿一样发出阵嘶鸣！我们尖叫着，大笑着，多久没有这样“疯'过了？爸似乎完全沉浸于“马”的角色，只管像马一样地踏着，叫着。一缕浓密的、花白的头发披落在额前，遮住了他的眼睛，也全然不顾，仍然亢奋着。到现在我都记得那缕头发和我的心里“呯”地一惊的感觉。妈妈进屋，大惊失色：“都给我下来！那么大的孩子还这样玩，要把爸爸累死呀！”我和汪朝赶紧翻身下“马”，不知所措地站立在一边。爸也跟着不自然起来，倒像对不起我们似的。家里有爸爸，和以前就是不一样，每天全家都高兴兴，就像过节一样。

爸和妈忙着把那些大土豆的一部分送给亲戚、邻居和同事。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家都当作稀罕东西接受，都是谢了又谢。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问：这是土豆吗？怎么会长得这么大呀？爸必会不厌其烦地给人家讲沙岭子的土质、气候、无霜期与这些土豆的关系，俨然是一个土豆专家。讲的人是一副神采飞扬的表情，听的人全是莫名其妙的样子。爸爸用黄油给我们烙饼，老远就能闻到那种甜甜香香的味道。他忙着烙，我们赶着吃，妈妈笑着说我们：“馋得胃里都长了牙！”爸还用家里的一只有花纹的银烟缸做模子，烤制黄油点心。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兴致勃勃，精益求精，就像做一件艺术品。我们围着爸转来转去，觉得又新鲜，又有趣，欢喜得什么似的！摘了“帽子”（虽然我还是不懂是什么样的帽子）的爸可以隔一段时间就回一次北京了。他每次去沙岭子后，我们就扳着手指算他下次回来的日子。爸每次回来，一定会带来好吃的东西，好听的故事。不知不觉地，我和同学聊天时，特别喜欢自豪地说：“我爸爸说……”爸从沙岭子带回两只野兔子。他把剥了皮的兔子放在案板上，抡圆了胳膊狂砍一气。兔子还没有剁开，楼下的邻居“咚咚咚”地敲门，“汪同志，干吗呢？震得我们家屋顶上的灰都落到饭锅里去了！”爸赶紧跟人家道对不起，兔子熟了端一碗颠颠地送下去。

沙岭子出甜菜，甜菜熬成糖稀，装在咖啡色的大玻璃瓶里。妈用筷子挑起又黑又稠的糖稀喂给我们吃。三个孩子，像三只小鸟，仰起脑袋，大大地张开嘴，接住这甜甜的黏液。爸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像觅食回来的老鸟一样又舒心，又快乐。说实话，那糖稀流进喉咙时的感觉是齁齁的，但是多年之后想起来，都变成了甜蜜的记忆。爸每次回来，很积极地帮妈妈干活儿。妈妈说，办公室里的单身汉们日子过得苦，想办法慰劳一下？爸一口应承——请吃饺子！上街买回几个茄子（自然灾害时期，买菜很困难），带领我和汪朗像模像样地包饺子，其实谁都不会包。客人来了，爸豪迈地端着饺子去煮，一会儿又歉意地捧着片汤进来：茄子面片！（这位美食家，一辈子做不好面食！）客人倒是不挑眼，风卷残云般地吃了个精光！汪朝的裙子开了绽，爸说他会缝。翘着“兰花指”，笨手笨脚地对付了半天，满脸得意地拿给我看：“瞧瞧！棒不棒！”嘿！一个一个小针脚还真是漂亮。爸把汪朝叫来：“妞儿，穿上！”穿到一半，怎么也套不进去了，汪朝急得“呜呜”地哭起来。脱下来——看，嗐！茬儿全都缝错了！就这样离离合合地又过了将近两年，在我二年级将要结束的时候，爸又从沙岭子回来了。这一次，他除了带了好吃的，还背回一个硕大的行李卷。打开以后，看到被子脏得分不出里外，满屋子都充满了一股辣眼睛、呛鼻子的怪味。风尘仆仆的爸爸高调宣布：这次回来，再也不走了！我们这个家终于完整了，我们可以像别的家庭一样幸福地生活了。可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爸和别人的爸还是不一样。摘了“帽子”的他其实还戴着帽子，这顶帽子叫“摘帽右派”。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