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郑洪，男，医学博士，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民国时期，现代学术分科模式下的医学史学科开始创立。当时的主流研究方法是以现代科学知识解析旧有医学史料，以求医学进化，这对于中医来说实质是一种“外部”研究。中医出于教育的需要，继续发展其“明系统”“分派别”“示门径”的史论模式来编写医学史教材，形成其“内部”传统。医学史学科一直以来定位属于“科学史”，但若以“科学”建构的眼光看待中医历史，则无论“内史”或“外史”，均未足以全面地反映其理论内核的演进历程。超越体系分科，在科学人文视角下从知识研究的角度来探究中医史，有可能达致外部审视与内部自省的互通。
中医；医学史；向度
关于医学史的发展，约翰·伯纳姆曾如此描述：“医学史最初是一块遗世独立的狭小的园圃，完全由医生们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灌溉栽培着。只是到了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后期，这个题目才吸引了其它类型的历史学家的兴趣，这些人把这个专门化的题材携入了更加宽广的社会史研究领域。”在我国，有关医学史的标准定义是：“医学史是一门研究医学演化的学科。”它在学科体系中归属于科学史。科学史领域有“内史”“外史”之分，于是医学史中也出现类似说法。但如果按通常的定义：“科学史‘内史’（internal history）指的是科学本身的内部发展历史”，“科学史‘外史’（external history）则指社会等因素对科学发展影响的历史”，则约翰·伯纳姆所说的历史学家的医学史研究，恐怕还是“外外史”，因为他们不是研究历史社会因素对医学发展的影响，“注意最多的是医学思想塑生活面貌的程度发生了什么变化”，故当下又有身体史、医疗文化史、疾病医疗社会史等种种称谓。只不过人们习惯地将这些都称为“医学史”。这充分说明与医学相关的历史研究是一个多么广阔的领域。
这些概念说明，对于不同学科、不同读者来说，医学史研究的取向是有差异的。我国医学史学科从创立到演变，已形成了一定的“内史”研究范式，这个“内”主要指医学角度。但是，我国医学分中、西，从古至今的医学历史都离不开中医。从中医的立场来看，目前“内史”研究范式并不完善，有学者还提倡一种更加“内”的研究向度。
一、中国医学史研究
范式创立的回顾
学术界公认，我国的医学史学科肇始于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出版，迄今即将百年。陈邦贤1914年倡议成立“医史研究会”，1919年正式完成初版《中国医学史》，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比较名实相符之医史著作”。该书在1936年第1957年分别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各作了较大程度的增补。
何以称为“肇始”？1919年以前是否没有医学名？其实单以“医史”二字而论，我国即有明代李濂《医史》、清代王宏翰《古今医史》等著作。但其内容只有医家小传，与近代以来的史学观念差距较大。清末以来学界开始倡导“新史学”，马叙伦提出了“析史”论，认为四库之书均为史料，“于其间而万其名，则饮者饮史，食者食史，文者文史，学者学史，立一说成一理者，莫非史。若是观史，中国之史亦夥矣”。从晚清到民国，西方近代分科原则和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各门学科都属于“新建”，旧有的知识系统被分拆入按照西方近代学科分类系统所划定的领域，“以西方学科体系框定中国旧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学者提出我国无医史，倡议开始医学史研究。陈邦贤指出：“吾国数千年之医学，岂区区传记遽足以存掌故、资考证乎？”（自序）呼吁“掌籍有阙，贻笑万邦。拥护国体，是在我辈”，将医史研究上升到民族情怀的高度。伍连德为《中国医学史》作序时，也说外国医学史通常很少提到中国，甚至错误甚多，“因吾国本无医学史可为外人之借鉴故也”（伍序）。1932年伍连德、王吉民以英文写就《中国医史》，同样也出于类似动机。
陈邦贤的医学史不再以人物为纲，而是以三个问题为中心来编撰。他说：“晚近世界研究医史学之问题，可分为三大类，一关于医家地位之历史，一为医学的知识之历史，一为疾病之历史。”（自序）其《中国医学史》面目一新，且符合当时新的学术体系，所以出版之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6年版还被收入商务印书馆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并于1941年被译成日文。同时民国时还出现了一批相当活跃的医史学者，如余云岫、宋大仁、范行准、李涛、王吉民等，在他们推动下，中华医学会成立了医史分会，并创办了《医史杂志》，标志着医学史学科走向建制化。
以上是人们熟知的中国医学史学科创立过程。但要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多数是西医，其中余云岫更是引发近代“废止旧医案”的当事人；陈邦贤、范行准虽然有中医背景，但一直持中医革新的主张。因此，他们都是持着“整理国故”的态度来书写中医史的。
自清末西医东渐，中西医之争即一直未停。陈邦贤在1914年首倡成立医史研究会，到1919年《中国医学史》首版成书，其间恰值新文化运动兴起，进化史观、科学主义盛行于世。陈邦贤首版《中国医学史》深受影响，他称此书的主旨是“知医学进化之沿革”，书中以西医为对照，“俾读是编者观感兴起，知医学各科，皆古疏今密，古拙今巧，由简单而日趋于繁赜”，体现出一种医学进化史观。其时中西医论争尚属温和。到1936年《中国医学史》第二版成书时，已经历了“废止旧医案”、中医抗争、中央国医馆成立、《国医条例》立法等一系列震动朝野的中西医论争事件，新版《中国医学史》又以更鲜明的态度宣称：“本书的目的在宣扬文化，提倡科学，整理国故，复兴民族，由神祇的医学进而为实验的医学，由玄学的医学进而为科学的医学。”（例言）期望读者“始能同情于科学的医学史，否则以为吾国已有数千年医学的历史，藉医史而为玄谬的护符”（绪言）。
其他医史研究者也有类似态度。如余云岫认为医学史应有“识过去，知现在，定将来”的价值，“明白了学术演进变迁的程序，就应该知道把古代阴阳五行六气的巫道放弃”，“古人的学说怎么样，现在的学说怎么样，哪种是合乎科学，哪种是不合科学的，参考探索，引起研究的兴趣，可以帮助治学的工作。也是医史学的功用”，在医史研究中也贯穿其“废止旧医”的立场。
所以，当时的医学史多采用以现代医学知识回溯、归类古代资料的方法。陈邦贤仿培根的科学史编目将医史分为54类，“作为毕生研究医学历史之途径”，其中尤其重视古今病名对照。这一点在其首版《中国医学史》中已有体现，到第二版更直接用传染病、呼吸器病、消化器病、神经系病等现代疾病分类学归类古代疾病，并用西医病名来对应古代病名，如对《素问》中的“肠澼”称“即痢疾”，对《左传》中的“蛊”注称“按即花柳病”等。对此，时人孙世扬批评说：“然旧医之能事，在审病形以知病能；西医之能事，在究形法而定病所。二家理论之殊途，治疗之异致，大抵皆由于此。今以西法为绳墨，而论旧术，则所见为精粗美恶者，或几乎相反矣!”
大多新式医史学者都将病名对照视为医史要务，如余云岫称古代训诂学者“都不是医家，并且不是科学医家，所以其注疏的内容，是和现代医学没有取得什么联系”，所以他从20世纪30年代即开始研究理历代辞书中的病名。余云岫的成果《古代疾病名候疏义》和范行准《中国病史新义》均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著作。此外还有王吉民的《中国历代医学之发明》，也以西医的概念与治法为纲，从外科、解剖、生理、卫生、内科、疗学六个方面，整理古代中医的技术成就。
1947年，中西医药研究社医史学委员会还发表了一份《中国医学史分类法》，更细致地建立了新式医学史的体例。其分类法中，共有中国医事变迁史、新医药发达史、医药学分科史（各科中并附中医旧说，不别列目）、疾病史、治疗学沿革史、中国药物沿革史、中国医药著述史七类。其中“中国医事变迁史”包括西域医药输入中国史、中国医药输出史、民俗医药史、医药习俗史、医药讼案史、江湖医药诡行史、慈善医护救济事业史、医院发达史……其实已经覆盖到今日各类“外史”大部分领域了，可见当时学者们的视野相当宽广。作者也提到：“中国特有史料，间有不能纳于近代分科之范畴者。”其分科史、疾病史均以西医为纲领，而将中医“旧说”用附录方式列出，如解剖学史（附旧说）、胎生学史（附旧说）、生理学史（附旧说）、传染病学史（附旧说）、寄生虫学史（附旧说），等等。
不难看出，民国时期创立并形成建制化的医学史学科，基本态度是批判性地看待古代医学，为“科学”的现代医学张目。这在当时无可非议，也唯有如此才能得到近代学术体系的认可和接纳。
二、中医向度的
医学史书写
然而近代时期的医学史领域并非只有上述群体的成果。长久以来，学术界一直忽视研究另一批由中医所撰写的医史著作。
中医素来注重学术传统，除了人物列传性质的“医史”外，其实还有名为“源流论”的一类著作，也应属于医史范畴。晚清时期，光绪三十三年（1907）《医学报》就连载过渔述的《医学源流考》《中国方药学源流论》。同年，绍兴中医何廉臣及同道为创办医学馆培养人材而编集教科书，其中一册《新医宗必读》内录有《中国医学源流论》《泰西医学源流论》两文，实际就是中外医学史。虽然《中国医学源流论》连注解不过3 000字左右，但也基本完整地勾勒了中医医政、著作与人物的历史流变。何廉臣在文后呼吁有心人“联医林豪杰，汇编古今医史，中外医通”，以发展医学。由此可见，传统中医学术界也一直重视医史的作用。当然这些短篇著述，影响力与后来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不可同日而语。
到民国时期，又出现了一批用于中医教育的医学史讲义。因中医未获民国政府列入教学系统，早期的中医学校教育并没有统一的课程系统，开设医学史课程的也不多。目前所见较早在教学中开设医学史课程的是上海恽铁樵的中医函授教育，其教材中有《医学史》一种，由孙永祚编著，初刊于1922年。这本教材主要收录了清朝郑文焯所撰的《医故》（成书于1890年），对历代医学经典及著作略作介绍，又专题论述了药剂、炮炙、禁术、祝由、按摩、针灸、房中等传统医疗方法的演变。1929年，鉴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饬令中医学校改称传习所，中医界为回击“中医学术无系统”的批评，着手进行统一学校课程的工作。当时中医团体联盟性质的全国医药团体联合总会成立了编制学程委员会，于1929年7月召集全国各中医学校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医学校教育课程体系，其中正式列入“医学史”一门，定为80学时[15]（P59-60）。此后，各地中医学校陆续开设医学史课，出现多种医史教材。如卢朋著《医学史讲义》(1929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光汉中医药专门学校)，罗伯尧《医学史讲义》(广东省立国医学院)，王润民《医学史讲义》(1932年，上海中国医学院)，张赞臣的《中国历代医学史略》(1933年，上海中国医学院)，赖良辅《中国医学史讲义》(1934年，湖南中医专科学校)；戴达夫的《中国医学史讲义》(1935年，上海国医学院)，赵树屏《中国医学史纲要》(1936年，北平国医学院讲义)，杨叔澄《中国医学史》(1937年，华北国医学院讲义)，李子俊《医学史》(1940年，四川高等国医学校印)等。
陈邦贤尝称：“邦贤自《中国医学史》刊行后，而国内一般医学校，均列医史为学科。”他指的是西医学校，仅有少部分中医学校直接取其为教材，如戴达夫的《中国医学史讲义》以陈著为蓝本，但删去了近代西医的内容。更多的中医学校自编新教材。除了前述孙永祚《医学史》选用《医故》外，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教务主任卢朋著说：“中国医学源流，陈邦贤《中国医学史》详矣，然求举其大要，则惟《新医宗必读》所载者为宜。”所以，1929年他撰写《医学史讲义》是以《新医宗必读》中何廉臣之《中国医学源流论》为基础的。后者何以更“宜”？他在《医学史讲义》序言中表达了自己的医史编撰思想：其一，反对无医学史之论。卢朋著指出：“论者谓中国无医学史，夫中国何尝无医学史也？……（李）濂书固医学史之权舆，纵或搜罗未备，体例未善，不可遂云无医学史也。”认为不应割断学科历史。其二，提出医学史的三点功能。卢著在回答“医学史又何为而作耶”的问题时说：“一以明系统”，即了解历代医家学术演变；“一以分派别”，即评析不同学派观点；“一以示门径”，即指引学医入门的读书门径。总之：“夫医有设施，非史不足以存掌故；医有运会，非史不足以验兴衰；医有模范，非史不足以资观感。”
卢氏的三点功能论并非他个人之见，当时中医界内部在讨论医学史的撰写时都持类似观点。例如高思潜《医学史之目的》说：“语其目的，约分三端：（一）明变……求其同异沿革之迹，使承学之士，明了其中线索，医学史之第一要务也。（二）求因。……医学史之目的，必须寻出此种思想同异沿革之原因，不第其线索已也。……（三）评论。……为网罗整齐之说，洞明得失利弊之所以然。若此者，非易易事也！”
中医心目中的医史，其实希望像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一样笔下寓意褒贬。张汝伟《与高思潜论医史书》说：“以愚见方之，宜仿朱子纲目例，先列朝代年月，次列当时官制，再列当时何贤杰出，发明何种学识，或宗何种学问，到学派分别之处，宜详载明白，俾学者有所知，然后每段之中，加以短评，证以近今之西学，如纲目中胡、程诸评是也。”
这种传统的历史书写，仍然注重以人物或书籍为纲。如卢朋著《医学史讲义》分四章，分别是名医史、医籍史、疾病史和医政史。其优点是以将每个人物的思想作为整体来看待，而非强行割裂；内容上统合了旧有的“名医传”和“源流论”两类，注重评点考语，以此来“明系统”“分派别”“示门径”。在中医眼中，这需要著书者有深厚的医学底蕴，并非易事。张汝伟指出：“夫才不足以包乎所业之外，则其业不精；心不足于周乎所业之中，则其业亦不精。既精矣，无阅历经验以证其事实，其弊流于向壁构造。即阅历学问两有所长，亦恐无此闲暇以为其事。甚矣，医史之难辑也！”
陈邦贤的首版《中国医学史》也曾参照旧例，有所点评，但所论并不被中医认同。如孙世扬批评说：“于喻嘉言之率臆改编古籍者，谓之‘崇正黜邪’；于柯韵伯之释《伤寒论》而变乱六经次序者，谓之‘去伪存诚’；于叶天士之创立温热治法者，谓之‘援古证今’，皆不切当。诸般考语，皆当削去。”这些意见，体现出传统中医并不完全赞同疑古史观和进化史观。中医医史著作中，卢朋著的《医学史讲义》的“医籍史”采录了何廉臣《中国医学源流论》这一段话为开篇：“神农尝药，黄帝论医，此吾国医学之正宗，亦吾国医林的之代表。虽《本经》《灵》《素》由历代口诀相传，或有搀伪，或有传讹，而其中药性之精确，学理之精微，取穴用针之奥妙，实震古而烁今。然而中国医学发达之早，可谓冠绝五洲矣。”上海名医宋爱人为张赞臣《中国历代医学史略》作序说：“赞臣先生秉春秋之笔，作史家之传，医学命脉，炳耀千秋，足以挽既倒之狂澜，建中流之砥柱，复兴仲景之学，于百世之后，医学正统，操自吾手，谁得而攘夺之哉！”（宋序）均有“尊古”之意。
对此，外界可能视之为“守旧”，但是对中医而言，他们对于《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的价值有实实在在的体会，又从何而疑？王一仁为《中国历代医学史略》作序时，表达了中医学术不必随时代而变的观点：“医学史者，前人学理经验之余绪，所以为承受之本，所以为创造之资，尤当了然于前人之环境与今人之环境。……虽世界事物之变迁，古异于今，而人之呼吸、饮食、性情、动作，初无以异也。因其异，以寻其不异，安见古人之学说不可为今人之学说，古人之经验不可为今人之经验乎？”（王序）
另外，中医医史著作更不会出现以“科学医”为进化目标的主张。
比较两类医史著作，以陈邦贤为代表的主流著作无疑更具时代性。但中医学校的医史教材面向传统，显示了不同的向度。新中国成立以后，陈邦贤、范行准等进入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推动医学史学科继续沿着既有的范式发展。中医纳入高等教育后，全国各地开办多所中医院校，医学史开始出现了统编教材。1960年首部《中国医学史》教材稿由中医研究院主编，确立了此后历版教材的基础。这一系统教材采用的是陈邦贤所奠定的史学范式，已经不是中医角度的“明系统”“分派别”“示门径”式写法。内容上，难免不时用现代概念来界定古代的“成就”，有学者诟病其“用一大串虚实不明的‘世界之最’去取代医学思想演进规律的开掘”。由于中医教育始终不能缺少一种遵循内部话语、更深入的学术史，后来遂在课程体系中分化出一门《中医各家学说》。在现代中医学科体系中，《中国医学史》与《中医各家学说》同属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后者被认为“其侧重点在‘医’，在临床运用，重点在教会学生如何成为名医，故重点不在‘史’”。这或许可以视为对“内部”医史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但是由于与医史学科范式貌合神离，这门课程的执教者反而屡屡呼吁，要脱离“历史文献”学科。实值深思。
三、超出学科
体系看内外
近年来，医史学术研究活跃，更多是受到新文化史、社会史等“外史”向度的影响。而无论“外史”或主流的医学史“内史”范式，对中医来说，都存在“布拉什现象”。
1974年，美国科学史家布拉什（S.G.Brush）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史应该被定为X级》的文章，大意是说，反辉格主义的科学史研究，颠覆了以往有关科学家的“伟大”形象和科学发现的“神话”，令人怀疑“那将会对这个共同体的道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中医来说，既往的医学史就有类似问题。比如一些教科书重点介绍的医著，在后世几已无用，有些有重大影响的医书则被冠以复古之名一带而过；外史研究中，有的未必对中医抱有“了解之同情”。这些对专业教育来说，有时是一种“糟糕的历史”。
中医界的医史学者邓铁涛有“临床史观”之论，其实就是对此的反应。他认为中医史研究者应当有中医临床实践经历，否则不能真正写好中医史。这体现着对不合适“范式”的拒斥。固然，医学史作为一个学科，并非专为中医界而设，更不是为中医教育而设，完全可以有多元角度。但是可否期望这样的医学史研究：它有助于中医与其它学科之间的沟通，而非相反地在医史研究内部形成“中”“西”、“内”“外”的鸿沟？
近年来，医学研究有许多新的转变，似可看到这一期望的前景。一来，不少“外史”学者已经开始深入传统中医理论内部探讨知识的历史演变，如李建民关于“任脉学说的再认识”，皮国立关于中医热病知识转型的研究等，都不是简单地用现代观念来框定古代概念。二来，中医研究在一味取法现代科学方法却遇到困境之后，也开始注意向人文社会学科借鉴新思想新理念，来推动理论研究。近年来中医学术界有一些与人文社科方法有关的传统性研究，值得不同类型的医史研究者关注。
其一是中医发生学的研究。对于中医发生学，有学者给出的定义是：“运用文献学、史学、逻辑学、哲学和社会学等方法，对祖国医学初创时期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的形成与演变，作出客观而确实的诠释。这种由中医学术发生和发展的源头顺藤摸瓜进行考究和梳理的方法，即是我们所称的中医发生学研究。”现在不少外史研究者有关早期中医理论知识形成的研究其实也属于此类，不过来自中医理论界的研究，能紧密地结合临床或者科研中的得失，其自省意义更强。例如黄龙祥的《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强调“与其他单纯的史学研究不同的是，针灸史研究更要着眼于现实，要为当前的针灸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由此他不像外史研究者那样将研究重点放在文化因素如何影响针灸理论形成方面，而致力于探求针灸临床效应在未蒙上“术数”等文化外衣之前的原初性经验知识。还有邓铁涛的《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研究：从五行到五脏相关》（广东科技出版社，2008）、张效霞《脏腑真原》（华夏出版社, 2010）、邢玉瑞的《中医学概念问题研究》（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都运用了发生学进行研究，并从医学角度对相关问题提出了本原性的诠释。此外，李如辉的《发生脏象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系统地梳理了现行中医教材中脏象理论的来历，也很有针对性。
其二如中医知识考古学的研究。“知识考古学”的说法来自福柯，原本是一种文化理论，却在中医研究中得到很好的响应。“知识考古学”参考了考古学中的“地层”概念，指出一个相连续的概念，在不同时期的内涵可能是断裂的。中医知识就有这种特征，同一理论、概念在不同时段里的内涵差异很大，根据这一理论来描述中医学术流变是很有意义的。目前中医界中有意识地运用“知识考古学”进行研究的主要来自一个中医“973项目”的文献团队，他们的研究论述了诸如“现代八纲辨证”并不起源于《黄帝内经》或《伤寒杂病论》、晋唐时期肝属木理论特点等问题。
以上这些研究的内容，都非常“内在”化和专业化，但其论题、方法和结论，又颇有人文特点，不乏新意。
以往，由于中医在学科体系中被归入自然科学，所以用自然科学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医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结果未必能真正理解古代中医的演变。这种科学史角度的“内史”，对中医来说反而是一种“外史”。现在，来自人文科学的各种知识史理论和观念，则令人觉得能更好地帮助中医认识传统理论的深层内核，并有助于中医走出来反观自我。如果按现代学科体系，人文学科似乎在医学之“外”，结果却能深入中医之“内”，这说明，中医史研究的“内”或“外”不应以学科为界限，而应以是否符合知识特点为向度。
随着新的知识研究角度的进入，今天的中医史研究已经显现一种可能，即来自外部的审视与内部的自省，亦可相互贯通。专精的文化理念和方法，与专业的医学实践相结合，这本来就是历史上中医得以不断演进的动力。曾经出现的“临床史观”，或非“阅历学问两有所长”不能为医史之说，本旨显然不是排斥学科之外的研究者，而在于吁请对中医的“了解之同情”。如果用人类学眼光来看，也可视为一种田野研究类型，中医实践者研究中医史，就是最深入的田野考察。当然，实践者需要具备研究意识，既要深入也要适时地抽离，回到人文思考的角度，否则就只是从业者而不是学者了。
历史上的医疗、疾病与健康话题，关涉面如此广泛。在尊重传统知识的前提下，不以学科体系划界，则无所谓内外之分。广阔意义上的医学史研究，应当吸引更多的学科参与，促成不同向度的研究碰撞。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宋元以来中医知识的演进与现代‘中医’的形成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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