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

2016年的5月中下旬的一天，我的外公静静地闭上了眼睛，他走完了93周岁的人生，静悄悄地在家中离世了。他走的时候我们都不在身边，爸爸妈妈和我远在深圳，家中两个舅舅舅妈照料，后来听小舅妈说，当天上午去看外公时，还听见外公说话的声音。外公在人生中的最后两年是在孤独与病痛中煎熬地度过的。

他是一个生性乐观坚强勇敢的人，在我的心目中，外公高大和蔼，有着宽厚的臂膀，是我小时候温暖的依靠。我从未觉得时光走的如此之快，因为外公和外婆都好好地呆在我的身边，他们在，时光就变得慢，变得踏实，变得让人不忧虑。

我第一次意识到外公变老的时候是在高考结束上大学以后。2002年外公外婆终于从浙江乡下的老家搬回了万年，便于家人的照顾。外公手里拄着一根拐杖，上下楼梯，步履有点蹒跚，但那时身体还算硬朗。

那一年外公已经79岁高龄。外公80岁以前很少喊疼，我小时候觉得，他全身上下有用不完的力气，还有一颗爱我和所有晚辈的心。

上大学之前我最后一次去乡下的老家是在2001年，我依稀地记得7月暑假的一天，外公外婆和我还有妈妈一起去田里把熟的稻谷用镰刀割下来，一捆捆地用秸秆绑好，利落地塞进打谷机里，用脚一边踩，左右手来回地翻动稻谷，直到眼里稻谷差不多打干净再用麻袋一包包地装好，摆在田埂上，再累起来放在独轮车上，用双臂颤颤巍巍地推着往前走上个一二里地。也不知烈日下要忍受多少个小时地太阳暴晒，外公和外婆各有一顶大大地米黄色地草帽，外公地脖子上一定要搭着一条湿毛巾，这毛巾已经不知道多少是汗水多少是雨水，我在他身后，看见他的背上有一个个火烧过的拔罐去风湿的褐色或者暗绿的圆圈。外公爱穿棉质的衣服，他特别喜欢帽子，有不同的款式。外公戴起帽子起来是酷酷的，有人曾经说外公像归国的老华侨。外公的面相大气，宽额头圆脸庞，手是大大地，脚也是大大地。

外公没有去过国外，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他读了两三年私塾会写字算账。在他那一辈人中，外公走过的路和经历过的事情是值得羡慕和骄傲的。小时候外公跟我讲他坐过三次飞机的事情，我记忆很深，我不知道那是在什么年代，据我推算应该是我出生以前，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神秘的让人向往的故事。外公说他50年代为响应国家建设去洛阳开大卡车，把外婆也带上，70年代来到江西先是在德兴支援铜矿建设，后来到万年水泥厂工作了又几十年，直到1979年退休，辗转各地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地方。他在二舅舅面前经常用家乡话念叨这样一句话“ 我开车子几十年神光，从来没有出过啥事替，我开的可是大卡车，侬晓得伐？侬开车子真当小心点！' 

外公退休后我没再见过他开大卡车，但是他的小三轮车换了很多个，伴随着他走完人生的最后时光。起初舅舅们不理解外公为什么经常换小三轮，我小的时候也不理解。可现在我懂了，车子是他人生的重要的一部分，开的车子可以换，但是开车的那种感觉不能丢，要是开不了车，外公会难受。90岁的时候外公依然开着一俩小三轮，只是那俩小三轮不再带人。

外公是一个很感恩很感性的人，他感谢杭州的大外婆，大外婆是大舅妈的妈妈，外公和大外婆既是好友又是亲戚，大外公在外公年轻的时候帮助了他，不知道是不是外公从杭州大外公介绍的师傅那里学会了开车的手艺，这一门手艺养活了一大家子人。外公喊大外婆叫阿姐，妈妈喊大舅妈不叫嫂子也叫阿姐，阿姐是一种更为亲切的称呼。后来外公外婆选中大舅妈当自己的大儿媳，我想也是看中了大外婆一家的人品。

大舅妈嫁入外公家中后，听妈妈回忆起大舅妈坐月子的场景，看的出来外公外婆对大舅妈照顾有加。大外婆早几年离世后，外公外婆很是伤心。我记得好几次他们提到杭州外婆的事情不住叹气的神情，和我讲起杭州外婆如何如何不容易。外公出葬的那一天，杭州大外婆家里来的好多亲戚，那些长辈跟我说起，外公年轻的时候很大方，尽管生活拮据也是尽力去资助可以帮到的亲朋，他们感激外公年轻时候做的那些救急救困的事情。人在谢幕的那一天，如果能再被其他人记起，一定是他做了有意义的事情，做了有益于他人的事。

长大以后，妈妈和我提起过六十年代吃不饱穿不暖的疾苦到何种程度。妈妈和舅舅几岁大的时候吃腻了红薯和南瓜，如果偷偷把红薯皮吐掉，就会被外公外婆追上打上一顿。边打的时候外公外婆心里也很难过，谁叫家家都是这样的苦日子呢。妈妈说她讨厌吃那种餐餐野菜和一点点大米煮成的稀饭，没有油水没有荤腥像极了猪食一样的日子。小舅舅会偷吃母鸡刚下的鸡蛋黄，生吞下去，温温的怕被大人发现，所以不能吃熟的。那时外公外婆和阿太还有四个孩子一起生活，七口人吃饭没有桌子，就用脚盆翻过来当桌子，大舅舅是家中的长子要干体力活挣工分，阿太会留一碗小米饭给到大舅舅，二舅和小舅还有妈妈看的很是嫉妒；可是换做了谁也都只能这样做。只有到了过年的时候才有肥肉、糖果和饺子。

后来日子渐渐地过好了，舅舅们和妈妈都有了工作，终于能自食其力，日子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傅家迎来了春天。九十年代的时候外公和我说起当年为了几个舅舅的工作犯难的场景，70年代末厂里顶替每个职工只有一个指标给孩子工作，大舅舅先成了家，外公退休就后大舅就到厂里参加工作，二舅留城也在水泥厂，外公托人给二舅舅找了学修车的师傅，让二舅舅学修汽车，二舅舅学会了修车后面开装载机，他开起挖土机来又稳技术过硬；妈妈和小舅读完初中自己努力考上了水泥厂的工作，听妈妈和我说起她听见自己被录用有工作的那一天，开心了整整三天兴奋地没有睡好觉。小舅舅头脑灵活学的是钳工，技术很好，吃苦耐劳，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老小就理所应当地倚小卖小。

我很佩服外公外婆的是，家中虽不宽裕，但教育好兄弟姐妹之间和睦相处，少有攀比，他们不过多干涉晚辈的选择但也会适时提出意见。我小的时候觉得自己非常幸福，因为不仅有爸爸妈妈疼我，还有外公外公和三个舅舅舅妈也喜欢我。舅舅和妈妈都孝顺长辈，傅家家风清正，全家人都勤勤恳恳，艰苦奋斗，家里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过地好了起来。

外公22岁时娶了17岁的外婆，两人相濡以沫走过了近70年漫长的婚姻，相互扶持一同走过了日本鬼子扫荡的战乱，贫穷饥饿、文革动荡、改革开放、千禧之年到了21世纪，苦过累过疼过笑过。

在我的记忆中，外公外婆没有特别偏向过哪个孩子，他们尽可能地去关爱每个孩子，把每一碗水都端平，男女平等。我见过二舅舅年轻时候染上赌瘾喝酒烂醉难以自拔，外公外婆苦苦相劝恨自己没有能早日说服舅舅远离赌桌唉声叹气不打不成器地无奈，我也记得小舅舅出工伤不小心把手烧伤和脸烧伤，外公外婆坐在舅舅身边，难过地掉眼泪到深夜；还有十来岁时妈妈和爸爸闹别扭，妈妈一时赌气回乡下老家，外公外婆劝妈妈跟爸爸回家的场景，还有98年厂里传着要下岗，爸爸妈妈怕丢饭碗，爸爸去南昌学习厨师考证，妈妈一人在家带我，给外公写信，妈妈的眼泪落在信纸上，有皱皱地痕迹，她对外公地依赖和我对爸爸的依赖都是那么的真切。爸爸是这个世界上最爱自己的男人，妈妈是外公唯一的宝贝女儿，她和我一定想的一样。

那天听到舅舅打来电话说外公走了的时候，妈妈地腿一下子软了，手脚不住地抽筋，哇哇大哭了好几天，眼睛哭肿了，像被人抛弃的孩子一样，特别无助，我和爸爸一路搀扶着妈妈走回家，妈妈在路上一直念着一句话“我没有爸爸了，我没有爸爸了“，听地我心里也像刀割一样难受。面对分离，妈妈是痛苦自责的。但妈妈终究是幸福的，她的爸爸陪伴了她五十多年的时光，正是这份时光沉淀了妈妈对外公地依恋和不舍。

外公晚年的时候性情有些改变，在人生的最后十年多的时间里，他变得有一点孩子气，过来人说，对待七十岁的老人要像对待十几岁的孩子，对待八十岁的老人要像对待几岁的孩子，对待九十岁的老人就要像对待刚出生的婴儿一样。我们对于老人的要求和期待并没有随着外公年龄的增长而减少，我们习惯了他的大方和对儿女的体贴，习惯了索取，却少了更多的关心和回报。

惭愧地说我自己也好几次埋怨过外公后来的坏脾气，不理解外公不听劝我行无素不解人意地举动，总是给舅舅舅妈和爸爸妈妈们出难题，可是现在想想看，夕阳西下的时候看着身边熟悉的面孔一个个远去，特别是外婆走以后，外公是极度害怕和孤独的。他希望他的每一个要求能够满足是为了得到儿女们的关爱和重视，他不时地制造一些小麻烦小摩擦，是希望我们能注意到他的存在。他也有耍小孩子脾气的权利就像当初他照顾他的孩子们一样。更何况他人生只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任性了一点，这跟他多年的付出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我最后一次见外公是在给外婆去乡下老家过五七的时候，在老家，五七比头七更为重要，那是外婆要升天的日子，外公看着我们来，一把抱住我，投进我的怀里，嚎啕大哭，眼睛和脸都是红红的，我摸着外公灰白灰白软软的头发，除了看着他哭和他一起哭，再没有别的办法。

第二天早上，我们把外婆的骨灰放进墓碑当中，盖上盖。外公对先入土的外婆说，”老太婆，侬比我幸福，侬走在前头，不用担心，为啥要留我一个咛在外头“，边说眼泪边流。说完外公坐在外婆的墓碑前头坐了好一阵子，拄着拐杖看着子孙们磕完头，他心满意足地被搀扶着下了山。外公知道以后我们也会这样给他入土为安，他的心便稍稍有了些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