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我的梦想我的路
我中学时的梦想是当一名数学家，后来阴差阳错走进了中医学院，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人虽在中医学院心却在院门外。引我走出彷徨，走上中医针灸之路的引路人有四位老师。引路人一：郑魁山先生
“要想学好针灸，最要紧的是一开始就要打好基本功。基本功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外在有形的，一个是内在无形的。大多初学者对于前一种基本功训练不得其要，而对于后一种基本功训练则不大重视，其实后一种基本功的深浅会决定你今后在针灸这条路上能走多远”。
第一次亲身感受郑氏针法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与郑老长子学习针灸基本功的过程中又对郑老以及针灸有了更多的了解，在不知不觉中与针灸距离越来越近了。赴京参加研究生复试前，郑老又给我未来的导师给了一封亲笔信让我转交，真是扶上马又送一程，流露出一个针灸大家对一个尚未上路的学子那份深切的关爱和殷切的期望。 与郑老父子连日接触的另一大收获，是促使我早早养成了理论研究知行合一的习惯，在日后钻研经典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针灸针，小小银针成了我与古人对话，破解经典真义的攻关工具，也正是这一点拉近了我与临床一线针灸人的距离，使得后来我的理论研究成果能得到临床针灸人更多的理解和更广泛的应用。可惜当时对内功修炼的重要性认识不到，直到后来在跟我的另一位临床老师贺普仁先生跟诊时，才有所体悟并付诸实践，并将实践所得的粗浅体会写在我的新书《中国古典针灸学大纲》中。算是我给二位老师迟交的一份作业吧。
引路人二：王德深先生
王德深，我的硕士导师，他对我的针灸文献的主要训练方式是在实践中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印象深刻的是在编撰中国针灸四大通鉴时，向我展示的马继兴等老一辈针灸文献研究者制作的一箱箱针灸文献分类卡片——大部分是直接从原书剪裁粘贴而成，从而最大限制减少手工抄录的错误。引路人三：王雪苔先生
1983年我报考中医研究院针灸专业研究生，招生简章上导师名字是王雪苔、王德深，那年正好王雪苔老师担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所以后来复试和带教都是王德深老师。然而王雪苔老师不仅在研究生期间，而且在我接下来二十多年的针灸研究中都给予了最及时最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在学生期间就向我展示了学术史研究的宏大蓝图及针灸文献研究的细微之处，多年后我在我的《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开篇写到：“写一部针灸学术史的想法由来已久。记得还是在读研究生时，我便见到业师王雪苔教授的《针灸史大纲》，它向我展示了中国针灸学发展的壮观轮廓”。
引路人四：李鼎先生
或许是因为给李鼎老师留下的深刻的第一印象，我这个毕业未满三年的学生在这个大家云集、高层领导关注的课题中被委以重任，获得了最多的锻炼机会，成为课题组中唯一参加标准文本编撰全过程和唯一参加全部三次统稿的人。这段难忘的经历对于我学术道路的影响十分深远，后来我又作为课题组长主持了这个标准的修订，实现了两代针灸人的薪火传承。 李鼎老师深厚的国学修养和高超的驾驭文字功夫对我也有很大影响，使我从一开始就注重文史基本功的训练，保持与文史界的密切接触，在探索中医文献研究方法时自觉吸纳文史研究先进的方法和优秀的成果。最让我感动的一个细节是《经穴部位》完成后不久读到李老师手写的一封长信，信中除了关心我的身体外，以发自肺腑的心声对我说：你的学术研究有一个非常好的开端，走到这一步不容易，一定要好好珍惜，目前针灸文献研究基础还很薄弱，希望你能留在国内发展，为针灸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封信的背景是：我在做《经穴部位》研究时拼得太狠，完成最后一道程序之后，压力完全释放我就病倒了，整个人很虚弱，所长非常关心让我休养一段，我提出换一种积极的休息方式——学习英语，于是很快就去了西安的出国人员培训中心学习。李老师不知详情，以为我要出国，于是给我写了上述饱含着对针灸文献事业热爱和对后学学术发展的关爱、催人泪下的长信。 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在离开大学校门之前不是郑魁山老师的指点和示范，我可能不会选择针灸之路，至少不会那么早走进针灸大门；
如果没有王德深老师为我创造的实践机会和自由发展的空间，我可能不会那么早积累那么多的针灸文献研究的经验；
如果不是遇到王雪苔老师，我也许不能选择最能发挥我特长的毕业论文，不会在研究生阶段就赢得学术研究的第一个奖，不会那么早具备宽广的国际视野为日后走上国际针灸学术交流的大舞台打下良好基础；
如果不是李鼎老师的信任与厚爱，我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不可能在当时中医界最引人关注的重大课题中施展才华，脱颖而出，在一个高起点上迈出文献研究的第一步。
师恩难忘，没有明师的引领，没有巨人肩膀的托举，我不可能在追梦路上一路有惊无险登高望远尽览无限风光。
事件1：“干针之争”
2007年在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时，我就阅读了有关干针（Dry needling）的专著，当时并没有特别在意，待2009年读到 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Medical Acupuncture （《西方医学针灸概论》）时，发现干针已被列为西方医学针灸的核心技术，这才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经过一番细密的文献考察，很快以完整而确凿的证据证明：与干针的针具、刺法、主治病症完全对应的针术最晚在明代以前中国及朝鲜的针灸古籍中就有明确记载，其起源更可上溯到《灵枢》。我在 2009 年至 2010 年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先后三次在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报告这一考察结果并提醒中国针灸人密切关注此事。然而这个漂亮的考证结果并没有给我带来丝毫的自豪感，相反感到脸红和尴尬，当时我问自己，也问针灸界：为什么中国针灸之林中的一棵几度荣枯的小树在美国长成了茂盛的大树？(10年后干针在美国引起激烈争论，成为一个影响很大的“事件”。关于干针在中国及朝鲜古医籍的记载详见笔者《中国古典针灸学大纲》)事件2：针灸申遗法文版译者的中医之问
2009 年我面对巨大压力承担“中医针灸”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任，为了加大申报成功的保险系数，在完成申报书的英文版之后，又另增一份法文版，由一名在京的法国留学生担任主译。完成翻译任务之后，译者与我之间有一段交谈，谈话最后他提出的一个问题让我久久不能平静：“黄教授，我是被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吸引，来到中国想通过学习中医对中国文化有更具体的了解，但来到这里发现与我想的很不一样，我在这里大量学习的是生理、病理、解剖等这些现代西医的基础课程，传统中医的讲授反而很少。您说，如果学习西医，那我为什么要来中国学呢？”后来在国内中医药大学作针灸演讲时，我也不止一次被中国学生问到这样一个问题：黄老师您是否读过法国仁表著的《古典针灸入门》一书？对此书有何评价？恰好，我看过此书的中译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个西方人对中国古老医学的介绍”，而且封面还写有这样一句话“我希望把学到的来自古老中国的针灸精髓带回中国”。再后来，我所针灸医院的痛症科主任多次请来《五行针灸指南》的作者、英国的诺娜教授来所里讲授五行针灸，邀请我去听课。我坐在下面听课时心情难以平静：今天来中国想通过传统中医领略中国文化魅力的法国学生带走的是失望，中国的学生学习传统针灸读的是法国人的书，身边的同道在向英国人学习五行针灸，我不知道明天我们还会向哪国人学习哪些中国的传统针灸？但我知道，明天外国人大概不会再到中国来学习现代针灸。因为他们已经自信地说出：“针灸生在中国，长在西方！”事件3：国外学者关于针灸之乡的提问
2012 年我在国外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黄教授，您是否听说这样一种说法“针灸生于中国，长于西方”？对此您有什么看法？一年后国外的这种说法渐渐在国内传开，不断有海内外朋友一遍遍地问我：针灸的定义是什么？针灸学的定义是什么？后来我的第一本理论重构专著《经脉理论还原与重构大纲》的前言即以此为背景展开。
以上三件事，不管我们如何解读和评价，它至少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在我们普遍采用西方医学现代化模式“化”中国针灸时，西方针灸人却将眼光瞄向了中国的古典针灸，希望从中探索一条与当代主流医学不同的现代化之路，这像极了一百年前的中国绘画在迷茫中探索现代化之路的情形。虽然没有这3件事，我也会一路顺着文献研究、学术史研究自然走到理论研究的路段，而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的这三件事在我身上所产生的叠加刺激效应，无疑加快了我行进的步伐。 三、两本导航书
导航书1：《针灸甲乙经》
在研读中医经典中我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今人眼中，《针灸甲乙经》 《黄帝内经太素》都是医学类书，或被视为《黄帝内经》的古传本，但古人对这两部经典的评价却有天壤之别，在唐代以国家法令的形式确立《黄帝素问》《黄帝针经》《甲乙经》为医学教育的“大经”，在唐代孙思邈《新雕孙真人千金方》卷一“论大医习业”篇更是将《甲乙经》排在《黄帝素问》《黄帝针经》之前，列为大医必读经典的首位，而《黄帝内经太素》则从未进入古代国家政府规定的医学经典之列，更不用说立为“大经”。为什么今人对这两部经典的定位和评价与古人有如此大的反差？这个问题深深吸引了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解答也就成为我日后文献研究、医经解读和理论研究共同的出发点。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我在三十多年中先后对《针灸甲乙经》进行了四次系统的研究——两次校勘:
找到了打开《针灸甲乙经》的两把钥匙——编撰体例和读法与章法，研究成果相隔24年发表；并最终找到了伴我几十年的问题的答案——《针灸甲乙经》《黄帝内经太素》是两本性质大不同的经典。前者是以《素问》《九卷》《明堂》为砖瓦盖了一座新楼，是中医针灸理论的第一次系统重构；后者则是对《素问》《九卷》的重编和注解，是这两部医经的古传本。对这一问题探索的轨迹以及所求得的答案自然延伸出我几十年针灸研究的主路——文献研究、医经解读、理论研究。 我的文献研究之路是以《针灸甲乙经》校勘开路的，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黄帝明堂经辑校》，出版了《黄帝针灸甲乙经（新校本）》，这两本在研究生期间完成的文献研究的处女作后来成了我文献研究的代表作；
找到了打开《针灸甲乙经》的两把钥匙，由此顺利进入医经解读之门；
而对于问题的成功解答，则让我获得了进入针灸理论研究的“入场券”，同时《针灸甲乙经》也成为我重构针灸理论大厦的“脚手架”。
黄龙祥.黄帝明堂经辑校[M].
可见，我的几十年的针灸研究是由同一个问题贯穿始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研究始于科学问题”，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向导。我曾对我的学生说：“如果你们在三年学习期间哪怕一个问题也没能解决，但能够发现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并做出清晰地表述，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 导航书2：《医学纲目》
对《医学纲目》的研究几乎是与《针灸甲乙经》的研究同时展开的，但却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投入了更多的精力，直到今天研究仍在继续，也就是说对于《医学纲目》和它的作者楼英的研究贯穿了我近四十年针灸文献、医经解读和理论研究的全过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几十年来我用真诚和智慧解开了《医学纲目》一道道难解之谜，同时此书也成为我破解文献研究、医经解读和理论研究一道道难题的锦囊，成了我针道探索路上的北斗星。 《医学纲目》在我文献研究和医经解读中都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并成为日后我进行金元针灸文献的鉴定、辑佚和校勘的文献宝库，特别是在最艰难、最危险的事故多发地段——针灸理论创新之路上，楼英在精神上给予我最大的激励和动力，《医学纲目》在思路和路径上给予我最多的启迪和灵感。如果说我还是一名研究生的时候就找到打开《针灸甲乙经》的第一把钥匙，成功破解解读这部针灸经典的千古难题多少带有几分运气的话，那么这份运气中最幸运的就是在研究之初便与《医学纲目》幸会，而且几年之后幸运之神再次降临——我又幸运地发现并鉴定了现存《医学纲目》的最佳版本“四十五卷 明建阳刻本”。如果不是早早发现了《医学纲目》独特的文献价值并加以最大限度的利用，我的第一部医经校勘研究的习作不可能获得如此高分；如果不是“四十五卷 明建阳刻本”的发现，我也很难发现和理解《医学纲目》理论创新的价值和意义。 《医学纲目》是继《针灸甲乙经》之后完成的对中医学理论的第二次系统重构，实现了《甲乙经》没能实现的目标，在理论性系统性上比《针灸甲乙经》更高；在临床各科分类上又比《备急千金要方》更合理、更规范。《医学纲目》虽然不是一部医经校注的专书，但在医经的解读和校勘上却取得了超越各家医经校注的突出成就，自成一体，独具特色。 几十年来,《医学纲目》既是我的重要研究对象，更是我追梦路上一路相伴的同道——感恩一路有你！ 虽然我很早就在我的书中和演讲中多次高度评价和推介此书，但人们恐怕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会对一本学术界不甚留意的明代医书投入如此多精力并给出如此高的评价，谜底将在这本小书第二讲和第十四讲首次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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