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語堂編藏】

 

周晓丽：由象形文字看语言的形成 

    摘要: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是文字学与语言学中最基本问题,也是近年来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汉字源头上的考察试论语言与文字的第一次结合,分别论述了语言与文字的起源与时间及条件。考察了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对语言与文字的第一次结合，阐释自己的观点。以象形文字为切入点,以动物学中的模仿说和“约定俗成”理论为依据，从听觉和视觉两个角度的模仿论说对语言的形成过程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评议。
    引言：文字与语言的关系问题是文字学与语言学中的最基本问题，也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当前对语言与文字的研究颇多，也有不少学者引进西方语言学的观点来阐释汉语言。虽然有不少文章探讨了语言和文字的起源，有的观点也已经成为定论但只是分别对语言与文字进行研究，并没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本文针对当前的研究现状，从源头上探讨了语言与文字的第一次结合。分别论述了语言与文字的起源与时间，从时间上找到两者的交点。考察了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对语言与文字的第一次结合，阐释自己的观点。以象形文字为切入点,运用动物学中的模仿理论从宏观与微观两角度对语言的形成运用模仿理论进行分别的论述，不仅在视觉上进行模仿确定文字的发音而且还从听觉上对文字的发音进行考察，通过这两个角度的研究逐步阐释了语言的形成过程。象形文字是最早的文字其立象取比的方法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与中国远古的文化内涵是分不开的，汉字即体现了这种合一的思维模式同时也自始至终受这种模式的影响。
    1.语言与文字的形成
    考察语言和文字在源头上的第一次结合。首先得看语言和文字的起源和形成时间。关于文字的起源历来研究颇多，说法也各异。对此，我总结前人的观点，并以此为依据发表自己的看法。由于远古洪荒，缺少资料可供查考，即使考古上有所论证，也不能据为实录。因此，文字起源于何时，这和语言一样，都是不易解决的问题，不过关于古代文字的起源，我们还是有线索可以依循的。
    1.1 语言与文字的起源：关于文字的真正来源，根据史籍记载，以及地下文物挖掘所得，我们普遍认为文字的制造有两个来源：一是来源于符号的应用，二是来源于图形的描绘。《易·系辞下》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由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文字起源于图形，已为人们所公认的史实，即所谓象形文字。在篆文中，篆文之日作【】，月作【】，都是象形文字，经后世不断变化才有了今天的楷书。由此我们可以推想远古时代思想单纯的人们，为了描绘事物的形状来代替语言，大多是取象于实物的，后来由象形字演化出会意字、指事字等等。
    对人类语言的起源，前人提出过许多具有参考价值的说法，影响较大的如模拟声音说、感叹说、声象说、劳动喘息说、劳动创造说。“劳动喘息说和劳动创造说，两者虽然都是把人类语言的产生与人类劳动联系起来，但对劳动在语言中作用，又有本质不同的认识。劳动喘息说只是承认劳动对语言形成的直接作用；劳动创造说不仅强调人类语言形成于劳动之中，是劳动的需要引发了语言的出现，而且强调劳动创造了人类。”[1]（P3）我认为模拟声音，劳动创造共同促成了人类语言的产生与发展。我们不能说劳动是语言独一无二的创造者，的确，劳动是创造语言的决定性条件，没有劳动，语言就不可能产生。劳动正是使原始的人能够具备足够的声音材料和意义要素的决定因素。但语言具体是怎样产生的，是什么原因使一些古人在那个时候有了这些突破呢?显然仅仅依靠劳动是远远不够的。“原始语言一开始就是有声语言，就是人们拿来彼此交谈,进行思维的有声语言。” [2]（P25）“有声”这个声到底怎样产生出来，这无疑要归结到模拟或者模仿这一学说上来。关于语言的具体形成过程，将在下文中详细探讨，在此不作赘述。
    1.2 语言与文字形成的时间：前面已经谈到了语言和文字的各自起源，但只是从如何产生这一角度来考察而没有确定起源的时间，语言文化史家给我们描绘了现代人类的语言发展轨迹：
    旧石器时期，距今12万年—5万年之间，现代语言的起源或胚胎阶段；
    中石器时期，距今5万年—1万年之间，现代语言的成熟与流播阶段；
    新石器时期、农牧业时期，距今1万年前—15世纪，现代语言的分化或接触阶段。
    由此可见人类语言历史并不是那么漫长，有声胚胎语言的出现不会早于15—12万年前，成熟的有声语言的历史仅仅只有5—4万年。[3]（P43）
    文字史家给我们描绘了世界古老自源文字起源的大致时段。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1765年发现，成熟于公元前3500年；古埃及的圣书字:1799年发现，成熟于公元前3000年；中国的甲骨文字:1898年发现，成熟于公元前1300年。通过以上从历时角度的考察，文字与语言的起源，我们发现考察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特别是从历时的角度上，应该在人类在场的声音符号与不在场的视觉符号之间关系的背景下进行，波普尔在很久以前就注意到这一点。他说：“人类语言是在人能发出清楚区分为'词语word’的语言系统后才成熟的。”[4]（P59）后人根据他的这一观点提出了语言文字发展的轨迹: 首先是“前语言（sound）”阶段，即尚未形成词语的声音符号(呼喊)和视觉符号(刻划、痕迹)；其次是以词(word)组成的(口头)语言系统；再后是书写的文字系统(book)；也就是说要把视野扩大到文字时期乃至语言时期，这样才能把问题说清楚。
    2.语言与文字的关系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推断出，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大体经历了以下这样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前文字与前语言之间的关系。从12万年前“人科动物的起源”一直延续到距今5万年前语言时期。这一时期的交际方式主要是在场交际，交际符号是“在场的听觉交流符号”和“在场的视觉交流符号”，这一时期语言和文字都还没有产生，它们之间也自然不会发生关系，所有这一些“符号”只不过是语言、文字的前身。由于本文着重探讨成熟的语言文字，此阶段的关系不再详述。
    第二阶段：雏形文字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距今5万年至距今5000年，其间的45000年左右的时间，人类的交际需求和交际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一时期的交际方式是在场交际日渐加强和不在场交际需求出现和不断强化，在场交际符号主要是语言以及伴随它的体态语、手势语等“副语言”，不在场交际符号主要是实物契刻与图画。交际特点是:在场交际符号语言日渐完善，成熟和发展；不在场交际符号经过不断的孕育、抽象、改进、整和而进入到雏形文字时期。雏形文字符号逐渐由语音分离并行向语言靠拢，由记事向记言发展，最后完成了它的蜕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字。这一时期,虽然说语言已经存在，但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并没有出现，所以严格的说，也不存在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但雏形文字向语言靠拢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和强化。
    第三阶段:文字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距今5000年，人类真正的自源文字系统形成。这一时期的交际方式是在场交际与不在场交际并存；在场交际符号语言进一步发展，不在场交际符号语言逐步完善和发展；交际特点是在场交际与不在场交际互助互补。这一时期语言与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同现，文字和语言的关系也才真正出现和突显出来。
    距今5000年，自源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第二次信息技术革命。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蒙昧和文明的分水岭，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人类对作用于听觉的转瞬即逝的有声语言，实现了在时空两个向度里延续的视觉的记录、传播、留存的建构。完成了由史前的“记事”向现代的“记言”，由助忆符号向交际符号的转变[5]（P409）。文字的产生，是人类不在场的记事交际符号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使原来处于分离并行状态下的作用于听觉的在场的语言符号，与作用于视觉的不在场的文字符号有机的结合起来，打通了听觉和视觉的分隔，使人类在场和不在场的交际符号由分离并行而互助互补，并且使有声语言在原有的口头形式的基础上又具有了书面形态，完成了对语言的记录和呈现。
    以上是从历时的角度对语言和文字三阶段关系的考察。从共时角度看，自源文字成熟以后，人类在场交际与不在场交际都有了完善的交际符号体系。在场交际的符号体系是语言，不在场的交际符号体系是文字。综合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来看，在字本位文字观的观点中，汉字是独立发展的自源系统，其与语言的关系是由分离并行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3.语言与文字的结合
    我们谈到过语言与文字的结合，但只是借鉴别人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一点看法，主要是从时间上、起源上进行考察。从时间上找到两者的交点，从起源上找到两者的关联，也可以说是从第一层面上考察语言与文字的结合，而没有从更深的层面探讨语言与文字的到底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
    3.1 语言与文字结合的微观推想。通过分析文字与语言关系的三个阶段，我们知道，在第二阶段也就是5万年前，“现代语言”即现代人类所使用的有声分节分层次的语言诞生。语言产生后，人类便具有了成熟完善的听觉交际符号系统，它很好地满足了人类在场的交际需求。但是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在场的交际需求逐渐不能满足交际的需要，也就是说听觉的在场的符号系统已经满足不了交际需要。因此人类不在场的交际越来越强烈，信息的记录、传播和留存越来越重要，一种成熟完善的作用与人们视觉的不在场的记事符号系统呼之即出。

    前一阶段漫长的“在场的听觉交际符号”如体态语、手势语的使用，必然会给此时的不在场记事符号的产生、演进、发展以有益的启示。正如陈望道先生所说，人们用声音表达思想，也就知道用形象表达思想。知道从口嘴到耳朵的传达法，一面就知道从手指到眼睛的传达法。于是，以可视性载体来记录、传播与留存的原始记事方法由此诞生，如实物记事、契刻记事、画图记事等。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不在场的记事符号是与语言分离并行的，它是助忆符号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交际符号。“不在场的视觉符号”的诞生虽然一时地满足了交际的需要，但并不能满足永久的交际需要，在初级阶段两种符号系统是并行发展的。至于两者即文字符号同语言符号是怎样建立起联系这是本文着重探讨的一个问题。
    前面探讨文字起源问题的时候，谈到文字的创制约有两个来源：一是来源于符号的应用；二是来源于图形的描绘，其实细分开来可以有三部分，其一是绘画而来的象形符号；其二是由刻划而来的符号；其三是由崇拜而来的图腾符号。所有这些为文字系统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心理基础。“所谓'心理基础’是指对各类符号直接意想义的认同，对各个符号阅读时的音义的认同，以及由于崇拜而产生的'不得改易’的敬畏心理”。[6]（P117）

    在此我认为“不得改易”的敬畏心理促成了文字符号的定型。对文明的呼唤是早期人类心底蕴藏的一个愿望，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在各种偶然情况下创造的符号不断的增加，人们对符号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文字符号同语言建立联系之前必然本身要有一定的系统性，不然与语言相关联时会更显杂乱无章。因此，必须先要谈及符号的收集。我们知道文字系统的形成，民俗因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谓民俗是指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是一种有很强传承力量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其中包括信仰，宗教和这些上层建筑赖以产生和生存的物质文化条件。”[6]（P110）

    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力的崇拜异常强烈，由于对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缺乏科学的认识，认为那是一种神的力量，人们在它们面前无能为力，因此巫文化作为人神的桥梁，在社会生活中充当着不可或缺的信使角色。娱神和降神的诸多活动由于交际的需要是需要记录下来的，这样就产生了“史”。“史”在当时是同“巫”合二为一的。有了巫史，就有了人类最早的知识分子，也就使得那些简单符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来记录语言，在记录语言的过程中才会有所调整，成为系统的文字。巫史成为符号的收集者。然而，符号是怎样成为文字体系的，文字体系怎样同语言之间发生联系的，唐兰先生这样描述了文字符号与语言之间联系的发生：原始人类把大象描绘下来，别人看见了都知道是“象”，这“象”的语言就流传了下来。象是古人最早选择的画范，所以这一语言就和这个动物发生了这样密切的关系[7]（P89）。处于“前文字阶段”的各种符号，它们跟语言的结合，也许都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下面来探究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让语言和文字第一次结合起来。
    古希腊的柏拉图，曾经借用了Homogenes的话，“Any name which you give is the right one，and if you change that and give another ，the new is as correct as the old”。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无论你起什么名字，都是对的，如果你想改名，起一个新的，也和旧的一样是对的”。同样，我国古代的荀子认为“名无固宜，约之于命，约定俗成，谓之宜”。美籍华裔语言学家王士元先生在推想语言产生的最初情形时描述说：“在原始人群里，一开始时人们发出声音，只是用一些简单的声音，来描述一些身边的事物。这样人们就可以进行最简单的交流……我们假设一开始时各人可能用不同的声音来表达同一个事物，各自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但后来经过彼此长期的交流，相互模仿，最后在人群里形成一统一的信号系统，这就是'约定俗成’，语言的开始”。[8]（P285） 
    我们再来体味前面唐先生的话，“原始人类把大象描绘下来，别人看见了都知道是“象”，这“象”的语言就流传了下来。”我们可以推想在原始人群里，也许有好多种声音都代表同一个象，这是原始人类各自不自觉的反应，后来人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如果用同一种声音同一种符号来表达同一个事物，不但符号简单，而且交流起来也容易的多，于是人们就互相模仿，渐渐的表达同一事物的声音与符号就统一起来了，形成一套独立的语言系统。这样一个符号代表一种声音代表一个事物。鲁迅也曾经说过，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我认这句话完全可以诠释为“约定俗成”。符号与声音是两种互不相关的东西，一旦某一天在原始人群里由于交际的需要，某一个人随意的把某一声音和某一符号联系起来，这一声音代表这一符号，同样这一符号代表这一声音，后来运用这一联系的人越来越多，两者之间的关系便被确定下来。可见，两者之间发生关系是随意的，但是关系一旦确定下来便是每个人要遵循的。
    3.2 语言与文字结合的宏观阐释—形音义的关系。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的基本观念是字本位，其基本发展脉络是:首先认为文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系统，“音生于义，义著于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这种文字形音义三位一体的观念，实际上就是认为文字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系统，他可以不依附于语言而存在。其次，认为文字是与语言并行的系统。假如追溯源头，文字实与语言相并，别出一源，决非文字本来就是语言的记号。第三认为文字高于语言。汉字对语言系统的超越，是在一个崭新的起点上进行的。汉字的创造、汉字的文字体系的形成，成为独立的概念体系，超越了语言。至于文字是与语言并行的系统，还是文字高于语言，这些要经过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历时考察来确定。
    汉字是表意文字，原始的汉字是据义绘形的汉字形体的形成可以分为两方面：“象形文字大致可以分为像事物整体之形、像事物的区别特征、在事物整体象形之外附加相关的事物这三类。”因此，汉字的字形往往与他所记录的词的意义发生直接的联系。后来产生的指事、会意、形声等字形都是与意义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早期汉字里，形与义是统一的如“ 、 ”这两个形体直接表示“太阳、月亮”，形与义的关系是具体的直接的，正所谓义著于形。后来才逐渐的抽象化、形象化。关于音的形成，段玉裁说“音生于义。”也有学者引用荀子的“名无故宜，约之于命。”我认为应是两者的结合。模仿是音形成的一个方面即“音生于义”，而那些不能模仿的就只有约之于命了。黄侃先生在他的《声韵略说》中说：“三者（形音义），又以声为最先，义次之，形为最后，凡声之起非以表情感，即以写物音，由是而义傅焉。声义具而造形以表之，然后文字萌生。”也就是说，“词，这个语言中的最小的、独立运用的表意单位，是音和义的结合体。文字产生之后，这种结合体便被书面形式—字形所代替，字形仅仅是记录这个音义结合体的符号。”由此可见汉字是独立发展的自源系统，与语言的关系是由分离并行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4.语言形成的模仿说
    语言的生成与汉字的生成都与模仿有关系，汉字是从形体上进行模仿而后义附于形，语言是从听觉与视觉两方面进行模仿，虽然语言与汉字进行模仿的角度不一样但两者是有一定的关联的。我们拿“虎”这一象形字来说，字体是由象形经过简化、隶变一步步演化而来的是直接的像物之形，而它的发音是从听觉上直接引用而来的，（虎发音时可以用hua-hua-hua这一音节来表示）这样我们不难发现，字形与发音都是通过模仿而产生的，至于这个字读什么音表什么义也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
    4.1 汉语音节的视觉模仿。唐先生说：“真正的初文应该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可以分化出单独的象意字，也可以成为复杂的象意字，更可以加上形符或音符而成为形声文字，一切文字没有象形文字作依据，就写不出来”。可见，象形文字是最早的文字。至于象形文字是怎么形成的，这还需要说明一下，象形文字的前身是图画文字，人们利用图形或线条对各种事物进行描画，使它们代表各种事物从而具有某种意义。如果把图形简化，并用来标志一个语言成分，就成了人类最原始的文字—象形文字”。
    我们从旧石器晚期的洞穴绘画和雕刻来看，最早的象形文字主要是动物形象。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谈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上描述我们不难看出，象形文字大都模仿事物的形象而来。这是文字的早期阶段，如纳西东巴文。世界文字发展史证明，文字来源与记事绘画，画图和语言相结合就成为文字。正如李孝定在，《汉字史话》中所说：“图画具备了形和义，一旦与语言相结合，赋予图画以语言的音，于是具备了形音意等构成文字的三要件，便成为原始的象形文字”。因此，由模仿现实物象而成的象形文字是所有自源的基础，象形是所有自源文字共有的造字方法，汉字当然也不例外。许慎给象形造字法下了这样的定义“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汉字中大部分的独体字都是用这种方法早出来的。如：羊、牛、鹿、虎。
    前面我们说象形文字由模仿而来，其实，追溯有声语言历史演变的源头，我们不难发现，汉语音节也具有对客观自然进行模仿的特点，只是由于有声语言作用于人的听觉而并非作用于人的视觉而变的使现代人不易觉察。我们知道汉语音节是汉语有声语言的基本单位，相当于我们前面提到的语言发展阶段中的“词（word）”，是真正的汉语言形成的开始。象形文字是图画性描摹的模仿，那么汉语音节是对那些方面的模仿呢？
    有声语言是通过发音器官发出声音表达意义的，发音器官受人脑的支配，只有人脑从听觉和视觉上获得信息，通过解码才能变成相应的符号传达给发音器官发出声音。因此，我们可以把对声音的模仿分为听觉和视觉两个方面。在视觉方面，主要是用发音器官模仿客观事物的特点，而客观事物又可分为客观物体和人或动物的形态、动作。先看怎么来模仿客观物体当我们发“葫（hu）芦”之“葫”，或“茶壶（hu）”之“壶”的音时，嘴唇要向前伸而且呈圆形，很有点葫芦或茶壶之颈长而圆的意蕴。而发“窝(wo)、碗(wan) 、洼(wa)、锅(guo)”等音节的音时，不用唇齿喉等不能取事物特点的器官，而是用舌面构成各种不同的圆窝状，也很有点这类事物窝圆而深的味道。这很像是初创音节的先民在说：葫芦颈是长的因此你的嘴巴要伸长来发音；窝是圆而深的，因此你不能用唇齿等来摹象它，而要用舌面状来模仿。[9]（P83）

    再看发音器官对人或动物态动作的模仿。当发“哽(geng)”一音节的音时气塞喉头，像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一样；又如发“咳(ke)”一音节时，很明显是模仿人咳嗽似的特点发出来的。表示人的感觉或感情活动的“喜(xi)、笑(xiao)、怒(nu)、骂(ma)”四个音节，“喜”一音节在古音中发“hi”，现在闽南语仍发这一音。发音时嘴唇扁平，嘴角成笑意状“hi-hi”，像是人喜悦时发出的笑声。“笑”这一音节发音时脸部肌肉向上隆起，与人笑时的神态非常相似；“怒”这一音节发音时则嘴唇撅起，很像人不高兴时嘴唇撅起的样子。“骂”这一音节发音时嘴巴呈椭圆状张开并且脸部肌肉拉长，很像人不高兴时拉下脸来，骂人的样子。虽然汉语音节对客观事物进行模仿，我们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他的局限性，不可能像象形文字（图画文字）那样细致逼真，许多音节的模仿只是大体上的相似。
    人是具有思维的动物，是有感觉的既然具有思维的能力也必然具有一定的逻辑能力，即使是原始人类也同样是具备的。学过语言学的人都知道，发音器官的位置或气流走向是有前后有方向的，在元音舌位图中，仅舌面就分舌面前、舌面中、舌面后三部分，举例来看“前(qian)、中(zhong)、后(hou)”三个音节。“前”这一音节发齿音，发音部位最靠前；“中”这一音节发音部位为舌面中，比“前”一音节靠后；“后”这一音节发音部位最靠后在喉部。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发音部位也具有对客观事物模仿的性质。许多汉语音节发音时有送气与不送气的区分，这是以发音时经口腔至唇外的气流运作来判断的。

    音节发音时的送气与不送气，与他们所表示的客观事物的特点有很大的相似性。比如“窒(zhi)”与“喘(chuan)”两音节，“窒”发音时气流没有经过口腔，滞留在喉内，为不送气音；“喘”一音节发音时，气流经过口腔呼出，为送气音。在汉语中，窒有不通气的意思，喘有通气的意思。由此可见，发音器官发音时气流的运作即送气与不送气，呈现了客观事物的特点。此外，汉语音节的模仿特点，还可以转移到对一些相关的事物概念的模仿上，如“慢(man)”与“快(kuai)”两音节。“慢”这一音节发音时气流不出口腔为不送气音；“快”这一音节发音时气流通过口腔而且迅速。又如“收(shou)”与“送(song)”两音节。“收”发音时气流不出口腔，是不送气音，而且有舌卷气流入口腔的意思，以示“收”为收进之意；“送”发音时气流突破口腔为送气音，显示送有送出的意思。这些音节发音时所指称的概念并不是直接的，而是好像有取其意象而不取其实象进行模仿的意思。这就好像象形文字的造字原理中“立象取比”中的“取比”，是一种比喻、比较、比辅的方法，在这一点上音节与文字的模仿方法不谋而合。
    4.2 汉语音节的听觉模仿。汉语音节不仅在视觉上模仿客观事物的特点，而且也从听觉上即对客观事物的声音进行模仿，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客体事物的模仿，一类是对人或动物所发出的声音的模仿。现存的汉语音节中，有很多还能够清楚的表现出音节对客观事物声音的模仿。如，“丁冬、玲、铛”其实是铃铛丁玲当啷声的转音；又如轰(long)从“轰隆隆”一音转来，而“轰隆隆”是对雷声的直接模仿。对人或动物声音的模仿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的例子，如猫(mao)和猫叫的声音在发音上一致，也就是说猫这一音节是对猫叫声音的模仿；又如嗥(hao)无疑留了狼叫的声音的特征，hau-hau-hau，这一发音的过程可模拟为狼叫的发音过程。还有“虎（hu）”节，仔细推敲不难发现，它是借虎愤怒时发出的“呼呼”声进而产生“虎”这一音节，同时“虎”也是象形文字，至于“一个字为什么读这个音而不读那个音？”这个问题到此就不言而喻了。由此我们也可以说模仿是约定俗成的根本和前提。

    还有一些音节模仿声音的特点，现在看来不是特别明显，但通过联想或史料还能将他们的模仿特点发现出来，如“吐(tu)”。用吐不用其他音，因为它就是模仿人口吐东西发出的声音而出现的一个音节，即人们口吐东西发出的声音就是“吐”这一音。此外，根据音节特征结合生活常理也可以推测一些音节模仿声音起源的特征，如“龙（long）”，发“龙”而不是其他音，可能是古人听到打雷隆隆的声音，又看到闪电张牙舞爪的形象，加之对自然神力的崇拜，于是用“隆隆”这一打雷的声音，称他们见到的可怕的闪电形象为“龙”，也就是说，从“隆隆”这一声音转化为“龙”这一声音，再加上历史演变的关系，就有了现在的“龙”一音了。[9]（P86）
    象形文字的模仿方法与汉语音节的模仿方法，我们不难看出，古代人的思维模式——“天人合一”。《易·系辞上》说：“圣人立象以尽意。”传情达意是通过立象为中介来进行的，“取物、取身”的思维观察方式就是一种立象取比的思维方式，借形象来传达表述意味。“借形象传达理想与意义与天人合一的基本含义——人物交融，主客浑一，人与自然融合是一致的。”启良在《真善之间》一书中指出：古人的思维模式就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影响和制约了以后中国“轴心时代”诸子文化。事实上，人一出世，面对的就是自然界，这一时期的象形文字记录了古人对自然的理解。同时，古人在学习使用简单的象形文字的过程中，也不知不觉地种下了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种子。象形造字法的立象取比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汉语音节中气流的运作所指称客观事物概念的方法，同样也体现了“合一”的思想。可见，天人合一的思想贯穿华夏文化的始终。我们今天所说的“和谐”其实就是天人合一的另一种说法。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就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可以从许多的角度进行探讨，总的来看语言与文字的第一次结合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论述。首先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是从它们起源的时间上找到两者的交点，本文通过时间的考察找到了真正语言与汉字的形成时间。而后论述了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运用前人的观点对语言与文字的结合作出了微观上的推想。而后运用动物学中的模仿理论从宏观上对语言的形成运用模仿理论进行分别的论述，不仅在视觉上进行模仿确定文字的发音而且还从听觉上对文字的发音进行考察，通过这两个角度的研究逐步的阐释了语言的形成过程。象形文字是中国最早的完备的文字，其立象取比的方法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同时也固定了国人的思维模式即和谐以合为贵。
    5.结语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是历来争论颇多的问题之一，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语言与文字的各种问题又是与文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本文只是从第一层面、第二层面探讨了语言与文字的结合，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运用前人的理论以及通过自己思考，把动物学的模仿说与汉语音节的形成结合起来，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个角度分析汉语音节的模仿性，阐释语言的形成。当然也只是我浅薄的看法。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随着文化视角的扩展也必定有更深方向的探讨，更深层次的问题有待于我们进行探讨与研究，所以说文化是深厚的，学术上的研究也是无止境的。中国的文化还需要继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