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宇虹：论文字起源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中国文字和字母文字之异同

 

    王海利博士在《世界历史》2003年第五期发文批评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把古埃及文字译为或称为“象形文字”一词，“错矣！”，其原因是“有的学者望文生义、以讹传讹”，建议我国学界的各类辞书把埃及古文字“象形文字”（英语单数hieroglyph，复数hieroglyphs）称为“圣书文字”，请史学界“对这一问题亦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要再以讹传讹，对古埃及文字的提法应进行修正”。笔者作为中国史学界的一员对此概念不敢苟同，因此对文字起源、造字基本方法、古文字命名和古埃及、两河流域和中国古文字表音兼表意的共同特征提出一些不同见解。
    一、象形文字的概念和文字画（文字雏形）概念的区分
    我们首先要区别两个概念是：一种符号保留象形特征但具有真正语言表达功能的成熟文字可以称为“象形文字”，如埃及古文字和赫梯“象形”古文字，而一种符号象形但还不具有完全的语言表达功能的符号集合只能被称为特殊图画 (pictography, pictogram）——唐兰先生认为后者尚不能称为“文字”，译为“文字画”。古埃及文字的符号虽然古朴象形，但它的语法功能和词类齐全，是一种和中国方块文字和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同样成熟的人类文字，所以我国前辈将这一文字体系称为“象形文字”应当是恰当的。王博士把象形文字或图画文字（hieroglyphs）和文字画(pictography、pictogram)的概念混淆了：“故，象形者图画也。因此，我们似乎有道理将象形文字与pictogram对译。……显然，西方学者把hieroglyphic与图画文字界定开来，不承认而这是等同的。因此，我们把hieroglyphic对译为“象形文字”或“图画文字”都不妥当”。他论述埃及象形文字不是“图画文字”（＝文字画）后，批判我国学术界说（55页）：“我国学界则存在不少的误解，把象形文字和图画文字硬行区分开来。笔者曾就此问题请教过几位文字学研究者，他们声称二者不是一回事。但要他们将出个子丑寅卯来，则含糊其辞，显得力不从心。”

    可是，我国学术界早已经把古埃及和其它象形文字（hieroglyphs）和没有变为成熟文字的原始图画符集或文字画（王误译为“图画文字”）区分开来：唐兰先生把文字前的图符称为“文字画”，而把符号由图画演变来的真正文字称为图画文字，说：“主张文字画的人，不知道象形字就是图画文字，从繁到简。从流动到比较固定。都是一种历史的过程，不能划分的。”“把埃及古文字称为文字画，也是错的。因为文字画一个符号包括很多意义，也没有一定的读法，并不是可以分析做一个字跟一个字的，印第安土人是在这种阶段的。至于埃及文字，每个字都已可读，也应当是图画文字而不会是文字画了。” 王博士把符号象形的成熟文字系统和原始的、尚未发展到真正文字的图画符号集合的两概念混淆了，他不应该把埃及的由象形符组成的成熟的文字和所有人类文字的原始雏形—— 文字图画混为一谈。在论述各文明体系的造字方法时，我们常用“象形字”或象形符去定义那些各大文明最早使用的最基本的文字符号。如果从侠义的造字方法考虑，人类的每一种古文字的基础都是象形符，也都可以称为象形文字。

    《大英百科全书》中对文字图画的解释是：“pictography（“文字”图画）：广义上包括所有的人类以图画方法的进行的表达和沟通，不论图画是用绘、涂、划还是刻成的。它包括纯美学表达的原始企图、带有沟通目的的绘画——也许可以定类为文字的雏形以及利用图画做基本形式的充分的文字系统。狭义上，这一术语仅用于在岩石上的原始图画……。本文讨论的是作为文字的原始雏形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图画”。（用图画作为符号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如埃及和赫梯文字经常被称为hieroplyphic象形文字,在象形文字等词条中另行讨论。）”“所有文字的基础是图画。在原始人中，一幅图画可以粗糙地满足识字人们用文字完成的要求。时间流失，图画向两个方向发展：1）向绘画艺术方向：图画独立于语言之外，继续或多或少地忠实地复制着周围世界的东西。2）向着文字方向：在发展中，符号群可能仍然保持它们的图画特征，也可能不保持，但它们最终成为语言元素的象征符”。“文字的雏形可分为几个层次。在原始层次中，把物品和存在物用表示这些物品和存在的图画代表。第二层次——联想层次：依靠意思联想的方法包括可以表达与图画相联系的概念的符号。用原始方式，一个太阳图仅表示太阳，而用联想方式，太阳图有'日子、光明的’等意义。第三个方式——语音化或以图画表示词或音素的原则在所有的成熟文字当中，如苏美尔文、埃及文和中文，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但几乎没有在任何文字的雏形中证实过。…… 文字图画在美洲的印地安人中被广泛地使用，印地安人在系统化和标准化方面达到了一个远远高出其它比较系统的水准。印地安人图画的一个奇怪的特性是在每个部落的系统中每个印第安人都非常精确地画同样的图。与此相反，在非洲尼格罗黑人的图画中，不同的本地风格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来。”
    人类发明的所有的文字（不包括借用的文字）都有它们的创始阶段——原始创造或画象形字阶段。当我们的祖先发现图画符号可以代表语言概念时，他们开始了文字创造的第一阶段——象形符号阶段：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的源头是在乌鲁克、杰姆迭特那色和乌尔等地发现的两河流域古象形符号（公元前3100-2700），这些具有图画特征的古象形字的圆笔划在苏如帕克字体阶段（2600）被楔形状的直笔划代替，不太象形了，后逐渐简化，发展到完全不象形的亚述体楔形文字，因此被称为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的源头是埃及象形文字成熟前的文字画，这些文字画的形状在已经使用表音字符的成熟的刻写的埃及文中一直没变，因此埃及文被称为象形文字。中华文明文字也有文字画阶段，其图画特点很明显地保留在早期的甲骨文字和金文字的形状中，在发展到小篆体时，开始不太象形了，但笔画保留了弯曲、优美的图画特征，到秦汉时，隶书体的中国文字具有了方块文字的特征，已完全不象形了。
    “文字”图画的特点是所有符号都只能表示与图形相似的具体的动词和名词概念，都是语义符（ideographs）。语义符不能表示语言句子中的代词、介词、助词、连词、感叹词等虚词的语音和概念，也不能表示动词和名词在语言规则变化中必不可少的语音变化。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都有过这种不成熟的“文字”图画（也许古代克里特的图画符号也是）但没有发展成真正的文字。虽然图画符的集合不能完整地、准确地表示人类的语言的全部功能，然而它是所有的创始文字都必须经过的初级阶段。在部分字符得到了表音功能后，尽管符号形状仍然保留图画符的象形特点，人类的文字已经从初始的文字画阶段进化到既能表意、又能表音从而能完全表达语言的成熟文字系统，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中国的甲骨文、金文以及埃及的象形文字。为了提高书写效率，各古文明的文字系统都有过简化文字符号的形状和笔划的漫长过程。在简化过程中，两河流域的象形字体由于在泥板上刻划行笔的特点使笔划起点成三角形，变成了“楔形”文字，中华文字在契刻的甲骨文和铸模金文中还是象形字，演变到毛笔沾墨色书写的隶书时，丧失图画形状，被称为“方块字”。只有埃及、赫梯、玛雅文字以及我国纳西族等少数文字的符号从始至终地保持了象形的特征，所以它们被国际学术界称为“象形文字”。我国学术界一直没有将表示不成熟文字的文字图画概念和表示古文字符号特征的“象形文字”概念相混淆，而用“象形文字”一词准确地表达了成熟的古埃及文字的形状特点。
    二、“象形文字”一词符合古文字的命名法的规律
    当人们看见一种古文字而对其语言特性不甚了解时，只能根据其外部特征对其命名。由于文字符号的形状是一种文字的最明显的特征，最先把一种古文字介绍给世界的学者总是自然地用字的外形为其命名，这一命名随后被人们约定成俗地接受了。如两河流域古文字的各种笔划基本上都有一个三角形的起笔，因而笔划呈现木楔的形状，英文称作cuneiform“楔形”。中国文字通用的楷体字都呈现方形，因而中国文字被称为“方块字”。埃及和赫梯古文字的符号因始终保持其图形特点，被中外学术界称为“象形文字”。西方的拼音文字的字符是abcd……，英文称为alphabet, 意为“a（元音字符）和b（辅音符）”，汉语称为“字母”（辅音和元音）。春秋战国时楚国、越国的文字符号带有鸟形或虫形装饰，被称为“鸟书、鸟篆、虫书”，大都用于兵器。直到汉代的瓦当和印文中还常见。汉人不识战国时的用漆写出的粗头细尾的古文符号，因其外形象蝌蚪，称为“科斗文”。王博士不懂学术界这种命名各文字的规律，反而画蛇添足地建议什么“圣书文字”。他说：“国外则不存在象形文字这一说法。”国外不用汉字，当然不用汉语“象形文字”一词。但和中文同样，埃及文字在英文的概念中就是“象形文字”。英文词hieroglyph的希腊语词源虽是王博士所说的“神圣的刻画”，但这个英文词的本意已经脱离了“圣书文”的词源意义，被赋予了“象形字”之义，《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辞典》的定义是:“一个物品的图形或象征符号，表示一个词、音节或声音，用于古代埃及的和其它的文字中。” 西方学界借用希腊词hieroglyphs去定义符号为图形的各种古代文字和中国学界用“象形文字”去定义它们字同出一理。这一译法表现了中国学者的智慧，并不是象王博士所贬低的（54页）：“我国学者望文生义，把它们称为古埃及象形文字”。王博士非要根据这个希腊词的词源意义“圣书文字”去扭曲该词的“象形文字”的本意，必然会造成词不达义，使读者对“象形文字”的概念理解困难。按这种标准，是否其它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s)，如赫梯象形文字、马雅象形文字、克里特象形文字、中国金文、甲骨文等也要改称为“某某圣书文字”。西方塞姆语和希腊字母文字的元音符号a的词源意义是牛（alfa) 而辅音b的词源是“房”（beta），如果按照词源定义法，西文alphbeta（“字母文字”）应定义为“牛房文字”，如此教条定义岂不可笑？中文翻译国外术语的准则应是“信、达、雅”，“象形文字、象形符”的译法表现了前人翻译并不照搬术语词源的智慧！
    三、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和中国文字的灵魂都是表意符和声符并用文字
    王博士文中向读者传递了许多文字学错误概念。如(56 页) ：将hieroglyphic对译为'象形文字’，错矣！其原因总结如下：第一，hieroglyphic 中的绝大多数图形符号失去了象形（既“以形表意”）之功能，它虽然始终保持着图形面貌，但业已失去图形本身所表示的意义，而转化为声符号，既“以形表音”，成为最原始的“字母”。……第三，古埃及文字体系的灵魂是拼音，该文字借用图形符号表音，即以形表音，是一种界于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之间的文字类型。”
    中国学术界早就知道：象形文字“最常使用的符号大约共700个，到罗马时期增长到5000多个”，“埃及象形文字属于表意文字体系，但象形文字的重要特点是既属于表意文字体系，又有声符号。而声符号原本也是表意符号。” 两河流域和埃及的表意兼表意古文字体系发展了一千多年后，以乌旮瑞特楔形字母文字、古波斯楔形文字、原始塞姆语字母文字、腓尼基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等为代表的仅有22-40个辅、元音符号的、不再保留任何表意符号的字母文字才出现。埃及的单辅音符号看起来像是不包括元音的纯辅音符号，实际上它是一种省略了元音的音节符，因为读者在阅读需要时，必须自己加上元音 -e-，如：象形字“房子”写成pr（音节写法 p(e)-(e)r），只能读为per。埃及象形文字常用的声符中有27单辅音音节符（表示24个辅音和半元音），约80个表示两个辅音的音节符和约50个表示三个辅音读音的符号。埃及文字可以用这一百多个符号拼写单词，但其它约5000个符号都是不拼写词音而以字形表示词意而被赋予了词音的表意符号（语义符）。“绝大多数符号转化为声符号”明显是错误：难道100多个符号是5000多个埃及文字符号的绝大多数吗？况且，绝大多数声符号仍然兼有表意功能。即使在27个最基本的单辅音节符号中，大多数（约有18个符号）仍然保留了表意作用：“口”形符作为声符读为无意义的音节r（e），但它同时可以当作表意符 r(e)“口、嘴、话”；手形辅音符d兼作表意动词d(w)“给、放、打”和名词?eret“手”；手臂形辅音符?还作表意符“手臂”；水池形音符sh(e)同时也是表意符shai“水池”，面包形音符 t也作单词 t(e)“面包”，g音符可读作 nst“容器座架”，h音符可以表示“院子”， f表示“角蛇”，s表“门闩”，k 表示qma“芦苇”等等。其它的音节符号也同样：三道波纹可以用作双辅音节m?，也可以读作塞姆语义符 m?“水”。埃及词典中记录了700个常用的语义符（字）和与拼写单词固定搭配的定义符（偏旁部首），分为25个大范畴：143个不同的男人形符号表示与人有关的语义概念、19个有关女人的语义和定义符、75表示男女神的符号、112个表示与人体有关的语义符、68个有关动物、65个是动物的身体部分、96和鸟类有联系的符号、18个鸟类的身体部分、40个蛇和两栖类动物、18个有关鱼的符号等等，可以说埃及象形文字的字符不比汉字少多少！
    埃及文中用音节拼写的单词基本上要和限定字意范畴的定义符合用（王博士称为“限定符号”），因此，可以确定埃及文的音符和意符搭配构词法和汉字中的“左形右声”的构字法的原理是相同的。王博士认为“从内在机理层面上比较一下hieroglyphic与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前者以形表音，整个文字体系的灵魂是拼音，后者则以形表意，字如其物，二者相去甚远，即“神离”。”这段令人惊讶的话暴露了王博士除了对表音和表意符并重的埃及文字了解肤浅外，对表音和表意共重的祖国文字的理解也十分粗糙。他不知道中文中带声符的形声字占80%以上，不知还有许多“口”偏旁和无形旁的纯表音字（如：象声字“哗哗、扑哧”）、许多同音字代本字的通假字，许多特殊的表音字（甲乙丙丁、子丑寅卯），以及所有的代词、介词和助词（如：余、我、吾、尔、其、它、他、子、汝、你、朕、为、於、把、将、会、了、吗、吧、之、乎、者、也）等等都是表音字。中国学界前辈早就对中国字的表音用法做了深入细致地研究。唐兰将中国文字定义为象形、象意、形声（注音）文字，说：“指摘中国文字的人，同时也往往指摘中国语言，像：单音节，没有语尾，没有形式变化等，认为是低级的语言，可是现在的语言学家大都已不这样想了。中国文字的变为注音文字，而不变为拼音文字，显然和她的语言有关。一个字既然是一个音节，有一千多个声音符号（其中大部分就是意义符号），就可以把这个民族的语言通统写出来，又何须另外一套拼音的方式呢？”。
    1934年，朱起凤先生编撰出版了300万字的中国古文献中的表音字词典《辞通》。胡适先生在该书序中总结到：“朱氏认为假借有四例八用……假借的八用是：1、同声通写：如气作氣，谊用義、率为帅。2、讬名标帜：如戊葵。3、单辞形况：如“率尔”“幡然”。4、重言行况：如“朱朱”“关关”。5、叠韵“窈窕”（ao）、“蒙戎”（e/ong）。6、双声连语：如“次且”“丛脞”。7、助语之词：如“能、为、於、焉”。8、发声之词：如“乃、若”。右四例之中，叠韵、双声、合音都自然倾向于造成“连语”。八用之中，第七第八（助语与发声之词）都是有声无字其假借之字，也都是“讬名标帜”，故此二类实同於第二，而“讬名标帜”其实又只是“同声通写”，故此四类单字的假借其实只是一大类而已。其余四种用法都是“连语”。在方法上，朱骏声用假借（“依声讬字”为假借）的原则来解释连语为字典学上的一大进步。”钱玄同先生的序说：“中国文字，在造字时虽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之法，而在用字时，则全不管字中所表示的形与义，但把它看作标音的符号而已。凡同音的字，都可以作为某音的音符，凡读此音的，随便写这些同音字中的哪一个都可以。”“但读古书者又当知道辞形歧异实在是中国文字上的弊病。你想，造字时既以形义为主，而用字时偏又抛却形义，专以音为主，凡同音之字皆可通用；既然以音为主，又不专制音标，分析音素，写成拚音文字，而把许多形义皆异而音同的字都认为此音的音符，以至一义一辞可以写成许多不同的字：这不是弊病吗？”“古今字之变迁，有先造专字而后写同音假借字者，有先用假借字而后造专字者，更有先用假借字，后造专字，最后又写同音假借字者”。
    由于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文明产生于各种语言互相交融的近东地区，埃及人和苏美尔人经常用表意符的读音表示他们不理解的外族名字和词汇，这些拼写外国语言的表意符自然而然地演化成可以记录任何语音的声符。在苏美尔人用表意的楔形字去书写与他们混居的阿卡德人的名字及词汇时，一些固定记录阿卡德语音的原本为意符的字就获得了的固定的音值（假借功能），后成为阿卡德语中的音节符或声符：ka“口”(意符) > 代表ka音的音节符。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中的“定义符”和汉字中的形符（偏旁部首）多在声符的左面一样，多数放在声符的左面（前面），少数放在声符的右边（后面）。唯一不同的是，通常是单音节一个汉字只需要一个声符，因此中华文的形声字一般是一个声符和一个意符的合体（有少数多意符的字），而由于近东语言的词汇多是音节词，一词需两个以上的声符拼写，无法成为合体字，如：苏美尔词gi?+gu-za“座椅”中的gi?“木”为左形, gu-za为右声，和（中文）木（左形）+奇（右声） > 椅一样同出于形声造字原理。ídIdigna“底格里斯河”的íd=水（左形）+Idigna（右声），和水+工 > “江”同理。uzmu?en“鸭”=uz（左声）+ mu?en“鸟”（右形），和中文“甲（左声）+鸟（右形）=鸭” 的造字法一样。
    近东古文字虽然把一批表意符用作音节符，用它们拼写词语，但是仍然大量使用意符和限定词义的偏旁意符，成为既用音节符拼写语音，又用语义符指示语义的文字。它们有些像假名中夹杂汉字的日文（及朝文），但日文有专门的、不表意的声符号（假名），而近东古文没有发明单纯表音的符号，被当作音节用的音符还用来作词符，表示字符本义和发音。（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作者：吴宇虹）

 

    论文字起源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中国文字和字母文字之异同（下.吴宇虹）

    汉字有三个原因没有产生两河流域和埃及文字中的数量有限的音节符：一是中华文明没有和另一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相交融，在本土内没有一个强大的外语民族借用汉字符去表达他们自己的语言，因而汉语在中国保留了古代表意文字的纯洁性。如同古代近东文字发展出音节符一样，在日本的中国文字也发展出统一的、规范的音节符：平假名和片假名。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古代近东文字记录的是词多是三个音节或多音节而且语法功能复杂塞姆语-含语言，而汉文字记录的是大多数词都是单音节词的汉语（双音节“连语”词是少数，三音节上的词几乎无），而且语法功能极其简单。因此，汉文字不需要一些专用的音节符去拼写词。最后一个原因可能和中国文明发展的相对封闭性有关。地理的自然封闭造成了中华文明的脱离地中海的楔形文明、象形文明和古典文明而独立发展的现象，因而也造就了中华民族的保守和自大的民族性——简单化和改革祖宗发明的神圣文字的大胆改革似乎不可能成为正统。和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逐渐减少常用字符数量、由复杂难学向简单化的发展趋势完全相反，汉字的发展方向是大量地创造形声符，而且不统一、不限定同音的声符的数量（一个音节值在不同的字中可用不同的符表示），因而保持了文字的复杂性：埃及文字和两河流域文字的常用字符约600-700，而汉字的常用符号多达4000。保守的中国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似乎在四千年中从来没有认为形声字和其中的同音的声符太多有何不便。和埃及单词文字用表音字符和定义符（=偏旁）写成单词的基本原理一样，中文的双音节的连语词也是由两个声符加偏旁表意符共同组成，如“邋遢”中，偏旁“足”是表意符，其余是声符。但是中文的声符并不固定，林语堂先生在《辞通》序中举出wei-yi 一词可有多种音符表示：逶迤（虫+委-虫+也）、威夷、逶夷、逶蛇、委蛇、委移、委它、委陀、委佗、逶迂、威纡、逶迟等共74种。其中意符多种（足、虫、人、阜等），两个主要音节符是“委”和“也/它”：如，“逶迤”是用委－也（它）代表wei-yi的音节，都加“足”定义符（两音节符均有偏旁，但埃及多音节词中只加1偏旁），表示道路“弯弯曲曲”；而委-也/它（wei-yi）加“虫”偏旁（定义符）表示虫行“弯弯曲曲”。wei-yi的多种写法中，也有不加定义符的音节写法“委它、威夷、委移、威纡”和只加一个定义符的“委蛇、委佗、委陀”。
    综上所述，虽然古代近东文字在音节声符的减少和规范化等方面的确比汉字向前多迈出了一步，为字母文字的出现提供了基础，但是它们和后期发展出的仅有30-40左右个符号的纯表音的腓尼基等字母文字相差较远。同是人类历史上的创始文字，埃及文字、两河流域文字和中国文字的灵魂都是意符和声符同行共用，都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表意文字体系。注意：表意文字体系也使用声符，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声符的成熟文字。日文有非常规范、数量有限的音节符号，但由于大量使用汉字作表意符，也属于表意文字体系；现代朝鲜文字由于完全废除了作表意符的汉字，变成了拼音文字。王博士不知道所有的表意文字体系都大量地使用声符，不知道字母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差别不在有没有声符，而在于拼音文字体系完全地放弃了任何表意符号，因而错误地定义埃及文字：“古埃及文字体系的灵魂是拼音，……是一种界于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之间的文字类型。”
    唐兰先生精辟地认为表意的两河流域和埃及古文字可以发展出的纯表音的字母文字，而同为表意文字的中国古文不可能向符号极少的字母文字发展的原因是语言特点的不同：“腓尼基人的创造字母，显然也是借用别的民族（有人说是埃及）的文字来适应他们自己的语言。据说他们善于经营商业，所以能归纳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系统。因为埃及人和属于闪族的腓尼基人的语言，都是辅音占优势，元音有些不定，并且好像粘属于辅音，所以他们的文字，往往只把辅音写出来。他们的语言，既是多音节的，又是复辅音的。复辅音的字，最容易分析，譬如英语的Script显然可以分成五个单位，假如把元音疏忽了，那就是五个字母。所以这种归纳出来的字母，本来就没有元音，到希腊人再借用这个系统来写她的语言时，把用不着的辅音字，改为元音字母，才成为包含元音辅音的一套字母。中国人对语音的感觉，是元音占优势，辅音比较疏忽，和含、闪语系正相反。一个中国字的声音，由中国人的说法，是声和韵的结合，声是辅音，可是有时带着介音，韵是元音后面带一个韵尾辅音。中国语的韵尾辅音，大体很微弱，只是一种声势，所以逐渐在消失。（有些字没有韵尾，但据学者们的推测，也是原来有尾而后来消失的。）声、韵虽然并列，韵的部分总占优势。我们可以看见：一、形声系统里，韵母大体相同，而声母不大固定。（如“同”从“凡”声，“唐”从“庚＂声，“糸言糸”字在金文可读做“鑾”，也可读做“蠻”之类。）二、许多声母也常会消失到只剩元音，和韵尾辅音一样。中国文字既然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而这种音节以元音为中心，辅音粘附在元音的前后，似乎是不可分的，那就无怪远在三世纪时最大发明的反语，只能分析声、韵，而没有清晰的字母了。中国文字没有发展为拼音的，而只是注音的，在学习时虽然不如拼音的方便，但是它能代表古今南北无数的语言，这是拼音文字所做不到的。中国文字不仅是由古代图画文字变成近代文字的唯一的、仅存的重要材料，也是在拼音文字外另一种有价值的文字，是研究文字学的人所应当特别注意的。
现在，各种文字，几乎都有专家在做研究，还没有人作综合比较的工作，但我相信将来总可以发展成为文字学，一门新兴的科学。有二千多年历史的中国文字学，在这种研究中是应该占最重要地位的。”
    四、塞姆语字母文字的独立起源
    王博士说：“（埃及文字）是世界拼音文字的滥觞。……是人类文自从表意向表意向表音迈进的'敲门砖’”。然而，目前世界学术界公认埃及文字并不是拼音文字的开始，拼音文字始于塞姆语的古迦南字母文字。迦南字母文字是否是独立起源，学术界一直有争论，并没达到共识。1916-1917年，埃及学家伽丁那尔和塞忒企图证明埃及文字即使不是字母文字的源头，也是它的模板。然而，90多年过去了，这一观点始终是个假设。许多学者，尤其是亚述学者认为字母文字是独立起源，受到两河流域巴比伦和亚述塞姆语楔形文字的影响很大，也受到埃及文字的影响。主要根据是最早的字母文字如乌旮瑞特楔形字母文字(公元前1400-1360)、原始塞姆文字、腓尼基文字、阿拉美亚文字都是塞姆语系文字，这些地方的文明都是在两河流域文明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字母文字产生之前的公元前15-14世纪上半两河流域的塞姆语楔形文字是近东世界的通用语文：埃及王廷和腓尼基-巴勒斯坦等地的各小国、亚洲强国如叙利亚的米坦尼、小亚的赫梯、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亚述的国际书信来往中所使用的文字是楔形语文（如著名的“阿马尔那书信”），而不是埃及象形语文。埃及象形文字符号难写并且非洲的埃及语言与亚洲塞姆语有一定距离，因而不太可能被字母文字的创造者西方塞姆人所采用。字母文字的发明是处于两大文明之间的西方塞姆人（西奈半岛、巴勒斯坦、腓尼基）发明的。大约在公元前17-14世纪，当楔形文字正广泛地被西塞姆人使用时，一些城邦中开始试图创造新的简易文字代替复杂的楔形文字。毕布勒斯（Byblos=Gebal）出土了一种被命名为“伪象形文字”的奇特文字的石板和青铜板铭文，它拥有70左右个字符，有些字符像埃及的象形符号，有些字符和后来的字母文字一样是线形的。这种文字很快被放弃了，现存铭文仅有十多件，目前无法破译，可能是一种音节文字。另外，在摩布地区的巴鲁阿(Balu?ah)和约旦的戴尔-阿拉（Deir ?Alla）也发现了无法破译的文字，后者可能与古塞浦路斯音节文字有关。最早的西方塞姆语字母文字大约草创于公元前17-16世纪的巴勒斯坦，在示剑（Shechem）、吉载尔(Gezer)和拉奇什（Lachish）等地发现了符号象形的塞姆语字母符号：如“头”代表r，“手”表示k.，随后，古巴勒斯坦文字符号逐渐变为线形符号，在一些地区使用到公元前12世纪。在西奈半岛发现了公元前15世纪的符号象形的早期塞姆语字母文字，这些称为“原始西奈文字”的符号的形状可能受了埃及象形符号的影响。由于西方塞姆人被称为“迦南人”，古巴勒斯坦铭文和原始西奈铭文被统称“原始迦南文献”，由于材料较少，这些原始迦南铭文的释读带有一定的猜测性。原始迦南文字在南方塞姆语地区的发展形成了原始阿拉伯字母符号（公元前13-12世纪）和南方阿拉伯字母文字（在前8-7世纪期间）。在公元前14-13世纪，巴勒斯坦北方的腓尼基城邦乌旮瑞特城中的塞姆人在楔形文字的影响下发明了第一个系统使用的字母文字——楔形字母文字。前13-12世纪，共30个符号的楔形字母文字也在其它巴勒斯坦城市(Beth Shemesh, Ta anach, Nahal Tavor)中被发现，被称为“巴勒斯坦楔形字母文献”：它和乌旮瑞特文献统称为“迦南楔形文献”。楔形符号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粘土泥板、书写方法是刻划。由于西方塞姆语地区并不出产高质量的粘土，楔形字母注定要让步给使用墨水写在平滑介质上的线形字母。第一个广泛使用的、脱离了原始迦南象形符的线形塞姆语字母文字产生约公元前11世纪中期的腓尼基地区，只有22个字母。腓尼基文字不仅在本地区使用，还流行于基里基亚、两河流域、巴勒斯坦、埃及、北非、塞浦路斯、克里特、马耳它、西西里、萨丁尼亚等地中海大岛以及南欧的希腊、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希腊人可能是在公元前10-9世纪开始借用和改造塞姆语字母文字，由于早期希腊字母的形状没有像8世纪的塞姆字母那样弯曲，它们可能是借用了12-11世纪的晚期原始迦南碑刻文的曲线较少的符号形状。腓尼基文字后来有发展出多种具有本地特征的塞姆字母语文：阿拉美亚、犹太语文等。
    以腓尼基和希腊字母的字母A、B和D的起源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字母符号的发音是塞姆语发音而与埃及象形文字符号的音值毫无关联：楔形文字的“牛”字保留了正面牛头的形象（埃及文中的牛为全牛形象），读为alap, “房子”读为bith, “门”读为dalat；腓尼基和希腊字母的A也是正面牛头，希腊字母A B D的名字分别读为’aleph/alpha，beth/beta, daleth/delta, 完全来自塞姆语的发音。
    综上所述，只有30个符号的乌旮瑞特楔形字母和22个符号的腓尼基线形字母等西塞姆语拼音文字是在西方塞姆人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其原因是和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两大文明在这一地区的传播以及以多音节构成词汇的塞姆语言特点分不开的。
    五、埃及文字的象形特征保持了3千年：碑铭象形书体和两种简化书体并用
    王博士在 (56页)说：“第二，hieroglyphic 在向祭司体、世俗体的转变过程中，符号的外形发生了较大的改观，使得古埃及文字失去了象形之特征。”这是一个以点带面的常识性错误！虽然象形文字写在莎草纸的两种简化字体不同程度地失去了它的一些象形特征，但多用在官方铭文中的象形字符作为埃及国家的正式书体和庄重的碑铭体，其符号始终保持它原有的象形特征。最早的象形铭文出现在公元前3100年到2900年的第一王朝，最晚的铭文发现在腓莱，定期为公元394年。和所有的古文字一样，象形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也发生了由于字体简化而产生的新字体。由于象形字符的书写速度太慢，写在莎草纸上的字符先简化成为祭司体符号（hieratic），最后又简化成世俗体符号(demotic)。王博士介绍古埃及字体的叙述（52-53页）几乎一字不差地雷同于刘文鹏的《古代埃及史》一书中的28页，但没有给出处：“由于象形文字（hieroglyphic）形体复杂，书写速度缓慢，所以那些经常使用该文字的僧侣们便在其使用过程中，将其外形简化，采用圆笔的形式，创造出了一种行书体，通常称之为“祭司体”（刘：僧侣体）。最早的祭司体（僧侣体）文字出现于古王国时期。那时，祭司文字与象形文字差别不大，在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两者差异越来越大。大约从新王国时代后期开始，到公元前700年左右（第25王朝），祭司体（僧侣体）又演变出一种新的书写体——“世俗体”。它是由祭司体（僧侣体）快速书写而形成的一种草书体。”
    王博士在53页也承认“hieroglyphic并没有因祭司体和世俗体的出现而废弃，使用时间最为久远，几乎贯穿了古埃及的整个历史，因此，hieroglyphic成了古埃及文字的代名词。……并没有因祭司体和世俗体出现而废弃，但其使用范围却越来越局限于纪念碑及雕像之上……”可惜在56页他又否定了自己的上述正确结论。
    结论
    象形文字的使用贯穿了古埃及的整个历史，它的官方字体始终保持了象形的特征，“象形文字”是古埃及文字三种字体的代名词和最恰当的中文称呼。虽然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使用了一套数量较少的音节符号来拼写多音节词汇，但是这两种古老文字都仍然使用大量的意符和形声符。因此从文字的基本特性看，它们和中国文字同属于即用意符又用声符的人类原创表意体系的古文字。（作者吴宇虹；《上海师大学报》2006，第6期）

注释：
1、唐兰《中国文字学》，1949，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重印，68-69页
2、《大英百科全书》芝加哥1966年版，18卷，1053-1055页
3、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27页。
4、拽沃《塞姆文字》（G. Driver, Semitic Writing）,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版, 第135页, 251页。
5、布吉：《埃及象形文字词典》（E. A. W. Budge, An Egyptian Hieroglyphic Dictionary）, 伦敦1920版.
6、朱起凤著：《辞通》，开明书店1934年版。
7、唐兰《中国文字学》开明书店，1949，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重印，2005， 8-9页。
8、关于塞姆语字母独立起源的详细论证，见那维《字母早期史》（J. Naveh, Early History of the Alpbet）， 莱登1982版。
9、J. Harris 主编《埃及的遗产》，Oxford, 1971, 田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第八章171-175页，J. 塞尔尼，语言和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