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罪，只有无知
——克里斯托弗·马洛
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开篇处，主人公托马斯站在公寓的窗口，目光穿过庭院，落在对面的墙上，他在思考一个选择：邀请特雷莎来布拉格住下，还是继续自己的单身生活？
对托马斯来说，选择召唤特雷莎，意味着选择了一种有责任的、家庭的、沉重的生活，也意味着他要放弃萨比娜，放弃他离婚后一直在“性漂泊”中享受着的那种轻盈的自由。他面对着的是一个分叉的生活前景。
任何人都处在不断的选择之中，其中的少数总会成为我们人生的钟面上最醒目的刻度，因为我们的生活就在那一刻发生根本转折。然而，昆德拉思考的是：“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检验哪种抉择是好的，因为不存在任何比较。一切都是马上经历，仅此一次，没有准备”“只能活一次，就和根本没有活过一样。”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本来的标题就叫“没有经验的地球”，显然昆德拉对人之存在的根本“无知”深深着迷：他把生命的一次性、偶然和盲目视为其基本属性（“存在之轻”）。时隔十多年之后，昆德拉写了一本叫《无知》的小说，内容关于“乡愁”：流亡者始终不能对“如果当年选择留在故土”这种可能性释怀，于是还乡。哪个选择更好，最终还是没有答案。
那么，假如我们能知道任何一次选择所包括的全部可能性，那又如何？就能避免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存在）之轻”吗？就能获得“正确”“幸福”的生活？
导演雅克·范·多梅尔的电影作品《无姓之人》也许可以被读为对这种假设的思考。电影从“死亡”（尼莫在三个可能的生活故事中不同的死法：车祸—溺死；误认—谋杀；星际旅行意外—炸死）开始，然后转入一个人类通过基因技术已经克服了死亡的未来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尼莫是最后一个即将自然死亡的人。
在这个未来世界中，时间随死亡一起从生命中被拔除了。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再有一个死亡的尽头，那么我们面对的所有选择都变得无关紧要，选择所必需的价值观也变得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总是有足够的时间来经历一切可能性；如果我们不再在艰难的一次性抉择中体验和经历时间，时间也就失去了贴近生命的内容，沦为纯外在的数理度量工具。用海德格尔式的话语来说，存在者必须向着死亡来筹划生命（生活），才能进入真正的时间。
１１８岁的尼莫躺在病床上，垂死之际记忆混乱，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人的同一性（身份）总是来自于对自己整个过去的记忆，或者说，在每个人的身后总是有一段充满着个人选择的线性的时间-记忆（每个“昨天”排列成一条光滑而意义明确的记忆链）回答着“我是谁”。
然而，在尼莫的记忆中，却奇怪地并列着多段线性时间、多段同样真实的不同人生轨迹。这破坏了尼莫的同一性。
对尼莫来说，时间最初的分叉点在于童年的那次选择：在火车站，９岁的尼莫必须在离异的父母之间作出自己的选择——或者随他母亲去美国生活，或者留在英国与父亲生活。
《无姓之人》以绚烂的画面和眼花缭乱的剪辑—叙述技巧穿插地叙述了尼莫在这一次选择之后的全部可能生活。第一种可能：在美国，尼莫和继父的女儿安娜陷入热恋，几经波折之后，终于走到一起，最终死于车祸意外；第二种可能：尼莫留在英国照顾瘫痪的父亲，和伊利斯走到一起，最终为了承诺而去火星安葬伊利斯的骨灰，并在太空遭遇意外；第三种可能性则分叉自第二种的内部：在英国，尼莫错过了伊利斯，但和第三个女孩吉恩过上了一种平静却乏味的生活，最终死于他想改变身份的一时冲动所引来的意外谋杀。
还有一种看似更真实的可能：小尼莫在站台上为选择而犹豫时，他幻想到了两种选择中的全部可能性，由此选择了“不选择”，抛弃了父母中的任何一方，这让他避免了任何“意外”，活到了２０９２年，成为地球上最后一个自然死亡的人。
甚至，还有一种潜在的可能：也许就连那未来世界中垂死的尼莫，仍然是小尼莫在站台上面临艰难选择时的幻想之一，“真实”的故事只到站台为止。尼莫站在站台上，看到了自己的全部未来像眼前的铁轨一样分叉、交叉，却不知道如何选择。整部电影只是让我们知道了尼莫的诸多幻想，却最终没告诉我们小尼莫的最终选择是什么。
最后这种可能性当然是最具有怀疑论精神的，它鲜明地包含了这样主旨：即使我们知道了任何一次选择所包括的全部可能性，我们依旧无法作出“正确的”选择。
雅克·范·多梅尔说，这部电影是关于“任何人都会面对的无限可能性”。他在电影中虚构了一种具有怀疑论精神的分叉的时间图景，刻意和我们身处的单向线性的、进步论的、压迫性的现代时间幻象保持了距离。
最早的钟表只有一根时针，１５５０年左右出现分针，１７６０年左右出现秒针。时间观的现代化过程就是钟表日趋精密的过程，时间随之成为一种普遍的（非个人化），独立的（从人类具体活动中分离出来）的客观化对象。有人说，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不是蒸汽机，而是钟表。
随着时间-效率观念强化，现代人开始在快节奏的线性时间中疲于奔命，也不再关注在其中丧失的其他生活可能性。与此同时，抵制现代时间观和科技文明对自然、生命和自由的压迫，也成为艺术家们的主题。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在１９４０年完成的《曲径分叉的花园》中写道：“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
雅克·范·多梅尔不仅是博尔赫斯式的时间幻想者，他还把蝴蝶效应、弦论、熵、大爆炸和大收缩等科学理论和学说，全部塞进了这部电影里，就像一个小孩把自己喜欢的糖果收藏在一个盒子里。这使得这部电影具有了科幻的特征，虽然这些内容和故事核心情节并没有重要关联。
这部电影的“科幻”内容似乎更适合读作电影“无知”主题的参照：即使科学昌明，也无法剔除生命的“无知”本性。即使我们将来在技术上完全摆脱了时间、空间甚至死亡的束缚，我们的生活就能因此获得更多的幸福吗？多梅尔对此表示怀疑，并在电影中塑造了一个卑微的、乏味的“未来人”形象（记者）。
无疑，我们已经深深地处在科技几个世纪的发展所累积的效应之中，依赖于科技所塑造的“这一个”世界，并习惯用科技的后果作为衡量科技发展正确性的标准。我们已经无法回到道路分叉的起点，也没有另一条道路另一个世界可供参考比较——即使有别的道路和世界，也没有作出正确选择所需要的价值标准。我们“无知”地走在科技-世界的幽深之路上。
在《无姓之人》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一场雨打湿了安娜写下的电话号码，尼莫再次失去了和安娜的一切联系，他只能来到他们的故地，在那里苦等，只能把希望和幸福交给偶然-可能性。尼莫在椅子上浮起的身体，正是被生命之中不可剔除的偶然和无知、以及用于弥补这种缺憾的幻想，所轻轻托起。
当托马斯在公寓的窗口思考着自己的选择的时候，他的身体或许也正漂浮在空中，像尼莫一样承受着“存在之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