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有好名之心，但是不能为了名声而做道貌岸然之行为。
《菜根谭》有一句话说：好利者逸出道义之外，其害显而浅；好名者窜入于道义之中，其害隐而深。
意思是说：贪求利益的人所做所为逾越道义之外，所造成的伤害虽然明显但不深远；而贪图名利的人所做所为隐藏在仁义道德之中，所造成的伤害虽然不明显却很深远。
世间总有人喜欢假借善良仁义的名声来伪装自己，让自己得到世俗的认可和便利，这样的行为虽说看似没有太多的负面影响，也算是施德行善。
但是如果一个人出发点完全是利己的，那么在必要的时刻，他便会损失被施舍者的尊严和利益，来单纯地成就自己，而这样造成的伤害不仅仅是隐性的，更是深远的，因为他借着善良的外衣伪装自己的卑劣。
鲁迅有一篇短篇小说叫《药》，其中的主人公夏瑜是一位正义的革命者，而他有一个亲叔叔叫夏三爷，则是一个极其卑鄙和自私的人。
夏三爷为了保全自己性命、敛取钱财，不惜出卖自己的亲侄儿夏瑜，也正因为他的不顾伦理人性，最后导致侄子夏瑜命丧断头台。
而以《药》这篇小说为原型拍摄的电影之中，有这样一个非常可笑的镜头：
夏三爷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抓了一只鸟在贩卖，随手便掏出两文钱将鸟买下来，当着众人面将其放生。
做完这一切之后，夏三爷没有言语，便在众人注视下离开，俨然一种“拍一拍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洒脱豪迈之举。
留下的则是别人的赞叹，路人纷纷对他抱以评价说：夏三爷真是大善人。
这是何等讽刺的一面，他在阴暗处行使自己的卑劣，而在光天化日之下又拿仁义伪装自身，这种错误行径所造成的伤害，不就是极其深远吗。
《庄子》中有这样一番对话：
啮缺问许由：“你要去哪里？”
许由说：“逃避尧。”
啮缺又问：“为什么？”
许由说：“尧不断追求仁义，我担心他被天下人耻笑。后世岂不是要人与人相残食了吗。民众不难笼络，爱他们就亲近，施利就来，称赞他们就努力，给他们所厌恶的就离散。爱和利出于仁义，捐弃仁义的少，而利用仁义的多。仁义的行为不但虚伪，而且还会成为贪求者利用的工具。这就是用一个人的独裁取利于天下，就像窥豹一斑一样，尧只知道贤人有利于天下，而不知道他们对天下的危害，只有无心做贤人的人才知道。”
这是庄子杜撰的一个故事，他借尧追求仁义的行为，贬低天下那些利用仁义的伪君子，也重点强调了仁义这个事情一旦成为工具之后出现的问题。
但同时，庄子的这个观点稍微有些过度贬低仁义存在的意义了，而对于我们来说，则应该理性看待，不虚假的推崇仁义，但同时也不贬低仁义正确存在的意义。
提及以仁义伪装自身，很多人又会想到魏晋时期的惨况。
当时因为政治斗争导致民不聊生，有许多读书人动辄就有人头落地之危险，所以导致一些知识分子空有学问却不敢展露锋芒。
而同时，却有些刁钻之人为了获取名利，不惜做出许多以仁义伪装自己，企图获取名声的可笑举止，结果导致魏晋王朝不过四五十年的时间就戛然而止，最后也闹成了历史上的一个大笑话。
君子爱财应该取之有道，君子好名也应该实至名归，对于所有人来说，名声都应该是顺着天性去作为自然得到的结果，而不是假借虚名来衬托自己的伪善现象。
就好像一个人做善事一样，做善事的初衷应该是探寻到本心的良知，顺着本性去作为，发自内心地想为他人解决苦难和困惑，但绝不是认为仁义的名声有利于自己，之后就假借善良的名声，企图让自己在生活中获取生存优势。
孟子曾说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意思是说：人和禽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的天性具有仁义而已，众人不知仁义，往往把它抛弃，而君子则知道仁义的可贵而保存它。比如舜是一个圣人，他明白万事万物的道理，又详细考察了做人的大道，所以他能完全顺着自己本性之中的仁义去做事，而不是勉强用仁义的虚名来实施自己的行为。
仁义本来是一种极其美好的品质，可是当它成为被利用的工具，不但会显现出它的局限性，也会演变成卑劣之人的工具。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首先我们要保证自己的行为，完全以本性的仁义为出发点，其次更要能够识别世间善恶现象的真实性，不被伪善所蛊惑，也不成为卑劣者行使伪善的帮凶。
就像鲁迅的小说《药》一样，如果我们作为当事人，就不要做一些道貌岸然，哄骗世人的可笑行径。而当我们成为事件的看客时，也不要仅仅因为别人做了道貌岸然的行为就拍手叫好，盲目无知地用善良来吹捧他人。
作者|国学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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