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雄代表事物的刚强，雌则代表事物的柔弱。人们都知刚强的好处，而不知柔弱的好处。老子的哲学，就是强调柔弱好处的学说。唐玄宗的解释则有他独特的见解。他把中的概念引入到刚强与柔弱之间，刚与柔都不符合中道，一是过亢，一是卑弱，只有中和之道，才是最好的状态。这中和概念，是孔子的思想。但在庄子思想中已经有了“缘督以为经”的意识。督，就是中。庄子比起老子来，思想已经发生变化。唐玄宗更由庄子的缘督以为经发展到物贵全和，法求中道，既不偏于雄，也不偏于雌。这都不是老子原来的思想。唐玄宗的中，是在雄与雌之间进行调和，即知雄的要守雌，守雌的则要知雄。这样解释老子，似乎更加全面。若只守雌而不知雄，也不能在实际中成功任何事。
雄与雌各有所用。雄以力取胜，故其特点是强。雌以静保身，故其特点是柔。老子要人不但知道力的强大，更要知道柔的好处。人在婴儿时期，其气最柔，其性最真，其心最醇，因此其德最美。成人之后则变得复杂而丑恶。这是老子对人的基本看法。成人之间，充满斗争与残杀，世界因之变得黑暗。若都能恢复婴儿时的天真柔醇，世界将会明朗起来。这一理想，如何实现?老子不能指出一条切实可行之路。
明太祖注：此务教人不尚强而尚柔，乃云雄雌也，如此者，当以吾腹为天下长江大河，所以长江大河能容百川之波涛。故欲君子以心比之，则常有大德。大德既有，不可矜夸，复若小儿无知之貌。又非真无知之貌，不过使心不妄为耳。故小儿不能妄为曰婴儿。
明太祖理解老子的雌与柔，是把心胸放得无比宽宏，能容天下万物。做为皇帝，此种胸怀当然十分了得。同时还要如婴儿一般，表面上无知无识，实际上什么都要知道，只是不表示出来。洞悉一切之后，则要明白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由此决定自己的行动，杜绝可能发生的错误。明太祖刚刚夺得天下，所以还能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清世祖说“知有运用之意，守有主宰之意”，这是他的独特见解。了解雄的作用，并能运用它，同时则要以雌为其主宰，不要用雄太过分而已。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
德虽明白，当如暗昧，如此则为天下法式。这一逻辑大概只有中国人才能想得出来。德既明白，为什么不表现出来?这是害怕世人的陷害。为什么会陷害有德之人?这是因为世人大都无德。世人无德，也就不喜欢有德之人。因为有德则反衬无德。大家无德，也就感觉不出来无德。一人有德，则使无德之丑恶彰显无遗。既然有此种后果，所以有德之人只好暗昧处世，不仅自己如此，还要把这种态度推广为天下的准则和法式。如此一来，德之光辉何时能见天日?
明太祖注：白乃光明也，将甚必有亏，故先守其黑。黑乃明之先兆，是以存其光而不欲尽也。如此者君子可为式，但能用此者常，常有德之士，于心不贰，既不贰，当去其私欲，合精神为一，以存乎其中，如先天地之理气然，即无极是也。
明太祖理解老子所说的白与黑，与众不同。从光明到黑暗，是相互转化的。所以在光明时要能知黑守黑，而在黑暗时则要保存光明。目的都是求光明而驱黑暗。婴儿不足言，可知婴儿只不过是老子的一个比喻，最根本的还是无极，无极即是道。若把老子的比喻当作了问题的中心，则有忘记无极的危险。
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唐玄宗的解释总让人感到一种卑辱气氛，虽有可尊荣的道德，也要守在卑辱，没有一点推广道德的勇气。你总是卑辱忍让，天下人会因此而受感动，随之而化吗?性命与物是相对而存在的，宋徽宗要人只守性命，而放弃外物。相比之下，性命比一切的物都重要，因为它是你自己的，而外物则是使你丧失自我的东西。物不可不有，但不可只有物，而不顾自己的性命。
明太祖注：既富而恐有所辱，守之以严，则不辱矣。如此者可为天下谷。谷乃大山深远低处是也。既若大谷，大谷比心胸腹也。又云若能如是，则常。常为之德，既有如许大德而不夸，当以心为淳朴。
明太祖的“既富”，恐怕就是他所夺取的天下。他所说的“有所辱”，则是天下的得而复失。这种心态，只有刚夺得天下的皇帝具有。为了不得而复失而受辱，只有守之以严。怎样守之以严?大概就是无比地小心谨慎吧!常德不忒还不够，还要达到充足的地步，归于朴与归于无极，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分二句话说，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毛病之一，即为了求文句的对偶，而把一句话分为两句，要分两句说，就不得不变换用词，于是既说了常德不忒，又要说常德乃足，既说了复归于无极，又要说复归于朴。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唐玄宗在这里讲了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的问题，关键之处是如何弘济大道。道只能由一个悟得而用之于自身，这是独善其身。既有如此美好之道，不推广到天下，让所有的人都能善其身，不太可惜了吗?所以要兼善天下。这就是圣人用道，大制群生，动植咸遂。但唐玄宗总是强调不要有迹，不要涉于形器，即不做任何的具体事。这样一来，所谓的用道与弘济，又怎能实现?圣人的任务是以道治身，然后用道于天下。但他不去做具体的事务，他只与道打交道，掌握总的原则。具体的事务工作，要分职率属，让众多官吏去干。这是圣人与官吏的分工。由此亦可知宋徽宗所说的圣人，就是如他这样的皇帝。
明太祖注：朴散而为器，则圣人用之。朴，道未行也，散而为器，道布也。圣人用之，则为官长，非官长也，云人主是也。淳于此而畜于中，散而为道，周行聚则朴而混一，虽云散，未尝曾散，所以云不割是也。
道有用与未用之分，未用之时称为朴，已用之后称为器。朴散而为器，并非道成为器，只是道散布于具体事物之中，通过具体事物而产生了不同的表现。根据这个道理，圣人就只管朴的问题，而官吏们则负责器的问题。器符不符合道，由圣人掌握。官吏只是遵循圣人定下的原则办事。
清世祖懂得理不偏胜的道理，所以他说天下之事有非柔、晦、在下者所能独济者，还要有雄、白、荣来辅助之。柔与刚代表这两类截然不同的事物或特性，虽然双方都必不可少，但也有主有次。这即清世祖所说的刚生于柔，明生于晦，高生于下。既然如此，所以圣人只守在柔的一方，以此来控制刚的一方，保持事物的平衡。以上这些事情，只是圣人心中的形而上的活动，其身外的活动，则属于形而下的器的范畴。只要掌握了形而上的道，形而下的器，就会在道的运用之下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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