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七年（1650），楚云离开浏阳围山觉恒上人，历石霜（在浏阳）、慈化、翠岩（在南昌），挂搭江西新城（今黎川县）寿昌寺，以竺庵为师。十年（1653）下杭州，十六年（1659）止栖霞寺。其自述“予幼而事佛，壮游方外，恒思一笠千峰，目瞠云汉。不幸为先师钝置，其志莫酬，且属栖霞为杖祖塔墓所寄，栋础年深，须经营葺治。”（见楚云《新建新建旃檀、金汤二阁记》，陈毅编《摄山志》）实际上，栖霞并没有阻滞他游历四方的脚步。顺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四年（1665）间两赴江西，五年（1666）赴闽中，六年（1667）至八年（1669）游湖粤、燕赵，访五台，十一年（1672）游中岳，二十二年（1683）游江西，二十八年（1689）游长安，三十一年（1691）赴江西，三十二年（1693）赴京，三十六年（1697）前后游杭州，三十九年（1700）赴江西，后进京。（楚云行迹由笔者根据多种史料考证而得）
江西与楚云祖孙三代渊源很深，故楚云去江西最多。
明末清初，无明慧经传法寿昌寺，推动曹洞宗再度勃兴，由他发展出的法脉被称为寿昌系，寿昌寺实为该系之渊薮。浪杖人为无明慧经之孙，曾主寿昌法席。顺治七年（1650），寿昌毁于火，竺庵闻之，“夜披缁衣起，慨然曰'此我祖道场也，可令心灯不续晨钟暮鼓，竟尔绝响乎？’遂草履跋涉至寿昌”，重建之（见同治《江西新城县志》），并在此传法至化去。楚云驻栖霞后至少去过四次寿昌。第一次在康熙元年（1662），应请主寿昌法席。四年（1665）第二次赴寿昌，三十一年（1692）第三次访寿昌，三十九年（1700）将归老南岳，赴寿昌告别。
楚云能主寿昌、栖霞法席，佛法造诣之高不言而喻。按法梁《楚云源禅师传》，他的佛法造诣来自天赋。八岁时遇峨眉老僧，即问：“佛名如来何义也？”复问：“人死，神归何处？”老僧对众人说：“此曹溪之瑞，非尘世所能留也。”二十岁在寿昌参竺庵，三年后在杭州初见浪杖人，征诘当机不让，杖人即题己像授之。侍杖人时，“凡丛林艰难劳苦之事，勇往当前，略无推避，遵古而行，秉义而立”。杖人欲收其为徒，楚云因以竺庵为师，固辞之。从江西香山出关时年三十二，“披阅古德宗旨，无不透辟。”主寿昌法席时，“诸山尊宿、四方道旧至寿昌者，无不虚怀下意，神形肃穆”。其声名应自此役而著。主栖霞时，“维扬缁素迎居善庆，广陵八达之衢，南北僧徒云腾雾集。”（见陈毅《摄山志》，法梁《楚云源禅师传》）。主栖霞期间传法维扬善庆，“龙象云集，四方名士多从之游”（ 见陈毅《摄山志·人物》）。
楚云保持着典型的文人生活习性。比如写诗，王士祯称其“诗句似寒山”（ 见王士祯《蚕尾诗集》，《送楚云禅师归栖霞》），可见水平很高。比如书法，顾景星（字赤方，清代文学家）《白茅堂集》有《又楚云和尚五家草法有为帖》条目，颜光敏（康熙朝官至吏部郎中，诗人、书法家，《一统志》纂修）家族的《颜氏家藏尺牍》在书法界享有盛誉（现为上海图书馆特级馆藏），收入清初汪琬、顾炎武、朱彝尊、屈大均、颜光敏等200多位名家手札，其中有楚云手迹。康熙二十三年（1684）秋，徽州富商、石涛赞助人许松龄（颐民）游栖霞，归来后对吴世杰盛赞楚云。这些表明楚云的书法造诣很高。因此，楚云与文人士大夫有着共同的语言体系、兴趣爱好，他们能够一起流连山水，切磋学问，文字互酬。与楚云交往的文人士大夫众多，有名者包括：于成龙（字振甲，号如山，官至直隶巡抚、都察院左都御史、河道总督，谥“襄勤”）、王士祯（字子真、贻上，号阮亭、渔洋山人。钱谦益之后主盟诗坛，官至刑部尚书，谥文简）、王泽宏（字涓来、昊庐，官至礼部尚书，有诗名）、丁炜（字瞻汝、澹汝，号雁水，官至湖北按察使，有诗名）、黎元宽（字左严,号博庵，有诗名，竺庵弟子，崇祯朝任过兵部郎中、浙江提学副使，明亡后退隐讲学）、纪映钟（字伯紫，号戆叟，金陵名士，有诗名，主复社）、蔡祖庚（字莲西，号抑庵，太原知府、直隶通蓟道）、王宏祚（字懋自、玉铭，号思斋，顺治朝先后任户部、刑部、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谥端简）、吴兴祚（字伯成，号留邨，官至福建巡抚、两广总督）、张玉书（字素存，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吏部尚书，谥号文贞）、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翰林院侍讲，纂修《明史》，尤以诗名，据东南词坛数十年，时称“宣城体”）、高珩（字葱佩，别字念东，工诗，官至刑部左侍郎）、宋荦（字牧仲，官至吏部尚书，有诗名）、宋至（字山言，宋荦子，官翰林编修）、车万育（字双亭、与三，号鹤田、铁崖，任兵科掌印给事中）、许承家（字师六，号来庵，翰林院编修，有诗名）、陈丹衷（字旻昭，崇祯十六年官御史，福王时宣谕江北，明亡后为居士，法名道昕）、刘思敬（字纯之，法名觉岸，刑部郎中，修《江南省志》）、邓旭（字元昭，官陕西临洮道）、马士芳（官至礼科给事中）等等。
可能是唯一存世的楚云书法手迹，出自上海图书馆特级馆藏《颜氏家藏尺牍》
楚云的朋友圈中，既有王士祯、施愚山这些以辞章闻名的词臣，也有于成龙这样的能臣；既有公卿，也有封疆大吏；既有地方的父母官，也有未入仕的学子。这显示明清之际儒释交融之深。换个视角，从文人士大夫这一面来看，也是同样的图景。以清初文坛领袖钱谦益为例，他与明末四大名僧憨山德清、云栖袾宏、紫柏真可、蕅益智旭均有交往，并以憨山弟子自居。入清后与临济宗汉月法藏、木陈道忞 、继起弘储、曹洞宗觉浪道盛、无可大智（方以智）、宗宝道独、天然函昱等有交往，且为宗宝弟子。浪杖人圆寂后，钱作挽词八首，可见与曹洞宗关系相当密切。不仅是文人，于成龙这样的治河名臣也痴迷于佛理，民国《盐山新志》有一则逸事：“僧恒基，栖韩村镇华严寺，善书能诗，精内典，性嗜酒，然研究精义每昼夜不倦。一日有悟，遂作戒饮歌以自矢。后云游名胜诸招提，至津门古佛寺，推为方丈。时河督于襄勤成龙寻查河口至寺，与谈终日，辨论不穷，通达无滞，书赠'现身说法’额以奖之。”另一个突出现象是，从万历年间到17世纪末，由僧人发起、多为文人士大夫参加的居士会社（莲社是其中一种）非常活跃，活动内容往往和佛教相关。儒释交融使彼时文学创作中的佛教痕迹很常见，比如钱谦益诗“晚乃禅悦简栖，心空味外。妙香熏染，益振新晖，冥想灵冲，有非尘步所能追跂者矣。”（金俊明《牧斋诗钞题词》语，见《清诗纪事》）陈寅恪称他“曹洞宗之诗翁禅伯”（见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王士祯诗则“有禅机”（彭元瑞语，见《清诗纪事》）。
与上述现象密切相关，明中晚至清初佛教重现繁荣。“中国历史上兴建寺院最为活跃的时期—仅仅次于10世纪—是在1550-1700年之间…佛教建庙的蓬勃发展，确切地说是在这一个半世纪期间所兴起的一股士绅捐赠的巨大浪潮”（见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文人士大夫是推动佛教兴盛的主导力量，不仅是寺庙的最大金主，而且参与寺庙建设的每一个环节，如鼓动、作募疏、组织施工等，甚至包括请住持。顺治五年（1648），陈丹衷、刘思敬、邓旭修葺栖霞寺，并请浪杖人住持，由此拉开了栖霞寺再现辉煌的帷幕。
文人士大夫为什么热衷捐建寺庙？卜正民在《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一书中提及的原因有：信仰佛教，受佛教观念（如因果报应说）的影响；寺院具有文学的、审美的价值，能够带来宁静、详和、清净，这是文人士大夫追求的境界；寺院可以为居士会社活动提供条件，其活动不仅和佛教相关，还和文学相关；寺院可以为学子、官员提供读书、寄宿、集会、讲学的场所，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有类似观点：“在江南，儒家营造的公共空间，如书院、家塾、祠堂，其公共性远不及佛教、道教的寺庙宫观。而且，儒教场所的祭祀、宣讲、表彰，是家庭内部的活动；士大夫们与民同乐，优哉游哉，寺庙宫观才是真正的公共人士的交换空间。”
通过观察楚云及其友人，还可以看到其他原因。
楚云住持栖霞后，第一个大型建设项目是建毗庐阁，众人认为短期内不可能实现，因为财力物力俱乏。但结果令人吃惊，“乃未数旬，行经其下，则楼观翼如，柧棱焕若，层栌重枅，实实枚枚。远迩之士，观听惶惑，以为鬼斧神工，未有轶此者也。”（见张怡《金陵栖霞禅寺新建毗庐阁记》，陈毅编《摄山志》）这个难度很大的任务之所以能达成，是因为楚云得到了很多老朋友的帮助。除了他北上化缘，向那些当官的故人寻求赞助，还有名望很高的黎元宽为作募疏（见黎元宽《进贤堂稿》），有曾任知府的刘节吾带头捐资、倡议。之后，楚云一系列的建设都离不开文人士大夫的帮助，其基础是二者之间的交谊。如于成龙“聆师谈论，阅师著述，极相推服，喜为檀越书疏，往返略无虚日。”王泽宏“与楚云禅师至契，匡护山林，咨询法要……其书疏往返，皆征诘道妙，辨论宗旨。”丁炜与楚云“有世外之契，咨询心法，参究宗旨，翰札往返，略无虚日，常欲买田饭僧而未果。”王宏祚“问道于楚云禅师，师示'薪火交煎，识性不停’之语。”纪映钟以禅学虚心咨访楚云，叩击幽潜。蔡祖庚“惟与南岳竺庵、幽栖石溪、栖霞楚云三大师善，虚心请益。”他们因对楚云“服其道德，敬其风仪“，而“争施金帛，以助胜缘”。（见陈毅编《摄山志》）。可见，与僧人之间的友谊是文人士大夫捐赠寺院的重要原因之一。
“每当寒蛩声喑，松月在地，聆师说无生法，悠然余清。率至夜分，乐而忘疲。师又曳杖登山，引余究最胜处。其幽崖绝涧，人迹罕到，犹多六朝以来唐宋以上古木穹碑，苔藓模糊，犹隐隐可辨。”（见陈毅编《摄山志》，马士芳《摄山旧志马序》）。马士芳入仕前跟随楚云读书栖霞，这是他成为京官后对昔年的回忆，浓郁的情愫弥漫在文字中。彼时，像马士芳这样的跟随僧人读书的士子不少。当一个寺院的僧人具有足够的知识修养，能够充当学子的老师，寺院拥有足够的儒家经典以供学子阅读，它就比书院有更大的吸引力：寺院远离喧嚣，使学子少受干扰；寺院的公益性质使学子的生活成本远远低于书院。马士芳的回忆文字表明，在寺院读书的经历是难忘的。因此，当楚云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夏进京访马（时任礼科给事中）时，他的惊喜溢于言表：“忽有飞锡卓我户外，披衣出迎，则楚公道貌依然，惊喜交集。揖竟，重话昔游，身意为之清凉。”（见陈毅编《摄山志》，马士芳《摄山旧志马序》）。寺院在马士芳们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这种情感是他们捐建寺庙的动力之一。况且，学子入仕后捐资寺院，还是对寺院公益行为的回馈，是符合社会道德观念的。明内阁首辅徐阶少年时在江苏松江府青浦县金泽镇（现属上海）跟随一士绅读书，致仕后给镇上的颐浩寺捐田二十三亩。万历时，官府要拆颐浩寺大士殿，徐阶不仅保全了寺庙，而且把见皇帝时穿的蟒袍和家藏的吴道子《大士像》赠送给颐浩寺，以震慑地方（见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显然，徐阶这么做的原因在于，其少年时和寺院结下了非同一般的缘分，最大的可能是他在寺院读过书。
对于文人士大夫来说，带头捐款、组织修建寺庙、桥梁、道路、渡口、学校等公益事业既是责任，还能进一步扩大自身名望、提高社会地位，同时还掺杂着“不朽”的心愿。期望不朽是人之常情，文人士大夫追求不朽的一种途径是将自己的作品、名字附之于名山。白居易将自己的文集藏于东都圣善寺、庐山东林寺、苏州南禅院，王士祯仿其事将《渔洋集》以一本付楚云藏南岳，一本付拙庵藏盘山（见王士祯《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士祯得知楚云将其吟咏栖霞的诗收入《摄山志》时，非常高兴地说：“山志告成，足与《梵刹志》并传不朽，鄙作亦附名山以不朽矣。”（见王士祯《蚕尾文集》，《答栖霞楚云和尚二首》）。按照传统，捐款公益者可以留名于石碑上。公益建设的倡议者、组织者和作出特殊贡献者的名字不仅会在石碑上居于显著位置，而且其事迹会记录于志书和名人文章中流芳百世，这是莫大的褒奖与激励。万历年间修葺栖霞寺，陆光祖、王世贞带头捐资，载于陈文烛《重修摄山栖霞寺碑记》；倪敏施财居多，载于陆光祖《重建栖霞寺天王殿记》；吴彬（字文仲，以能画授中书舍人，历工部主事）为栖霞寺画五百罗汉，焦竑、董其昌、顾起元诸大咖特为撰文（见陈毅编《摄山志》）。入清后的首次重修栖霞，陈丹衷们的心理活动不得而知，但前明众多巨宦的事迹一定强烈地感召着他们，让自己的名字与栖霞同光一定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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